际上的领袖，在会 党中有很大号召力。1906年他曾酝酿起义，被推为五省大都督。1907年， 徐锡麟、秋瑾牺牲后，清廷再次下令通缉他。
他认为“革命事业，乃因不平等不自由而起，发于国民心理之自然， 运动革命事业者，聊以尽国民之天职耳”；“则凡革命者，均以尽国民之天 职为己任”，“汤武之革命，贵族革命也，近代之革命，平民革命也。汤武 时代之革命，由寡人政体而进于独裁政体之动机也；近时代之革命，由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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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政体而进于共和政体之动机也。”他在手订的《龙华会章程》里指出：无 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
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 然而不能传子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然而必须看那 时候我国国民程度了。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他喊出的
是“我中华国民的万岁”
o
1909年他和孙中山在南洋因为筹款问题发生尖锐冲突，发布《南洋 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列举孙中山3种14项罪状。随后与章太炎、 李燮和等重建光复会，在南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重设“锐峻学社” 作为总机关。还异想天开地和妻子孙晓云密谋，在北京开妓院，“以美人 计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武昌起义后，他在南洋筹集巨款，接济军需，上海李燮和、镇江章梓 的军费多是来源于他。东南光复和他多年的奔走、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 为攻克金陵，举兵北伐，他在上海设立筹饷局，募集款饷，殚精竭虑，寝 食不安，以致旧病加剧。陈其美想分享他的款饷，被他当面拒绝。他在医 院仍念念不忘国事，曾对人说：“现时对异族革命虽渐成功，但政治革命 当甚艰巨，北方未定，北伐尤急。”他特别对袁世凯、北洋军阀有清醒的
认识
1912年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致浙江旧部的声明，称南京破
后，东南大局粗定，“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 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
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浙江要陶成章出任都督的呼声很螅啻巍∨扇擞铀蚝贾洹按砺缫镉诘馈薄�1月12日，他发表致各报馆转 浙江各界电，坚决谢绝，并推荐了蒋尊簋。在民国初年的舞台上，像他这 样不争权力、光明磊落的人真是太少了。他真正实现了光复会的誓言“以 身许国，功成身退”。《民立报》对此发表过一个编者按，称“益见陶先生 功成不伐。不独全国钦敬陶先生，即浙人亦当共体陶先生之谦德也”。但对 他早就嫉恨的陈其美不想放过他，还是命蒋介石将他杀了。李敖发现蒋介 石的学生邓文仪在《蒋主席》一书中毫不隐讳地承认是蒋介石枪杀了陶成 章。事先陶已得到陈其美要杀他的传闻，王文庆还闻讯从南京赶来劝他暂 避，但他以北伐筹饷重要不能离开，终于遭了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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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曾写信给他，“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他收 到这封信仅三天，即1912年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的悲剧一幕就发生 了，此时离中华民国成立不到半个月。这位十多年奔走革命，备尝艰苦， 颠沛流离，对光复东南贡献巨大，却力辞浙督的革命元勋没有死在清王朝 的手里，却在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刻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子弹击中了。如 此民国，可想而知。章太炎说“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
熊成基
熊成基，江苏扬州人，官宦子弟，在安徽新军任炮队营队官。他向往 革命，参加了光复会，在新军里传播革命。徐锡麟起义时他没来得及响应， 徐就义后，他悲愤至极，急欲复仇。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他乘机率 军起事，进攻安庆，结果起义失败，士兵、学生被捕杀了三百多人，他只 身脱险逃到日本，隐姓埋名，只有黄兴才知道他的真实身分。
1910年1月，他化名潜人东北，因被人告发在哈尔滨被捕。他在供 词中说：“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倡人权，均贫富为主。” “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况各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 后成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 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 不得多血灌潱е盅赡芷谄涿ⅰＮ医裨缢酪蝗眨颐侵杂墒髟绲靡弧∪障恃绲醚蝗眨蛟缑⒁蝗眨ǚ皆绶乓蝗眨饰蚁滞偎酪病！薄�2月27日，他在吉林被杀害时，“观者如睹”，他笑语：“诸君为国珍 重，我死犹生。”临刑前他还大声发言，宣布革命宗旨，“语极沉痛悲愤， 听者无不动容。”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一一 “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 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已。”
刽子手要他下跪，他不屈，“刀起而头落”，时年24岁。
告密卖友的臧冠三也被清廷判刑10年。民国以后，这个告密者极力 运动，不但得以出狱，在吉林还有了公职。这是民国史上可耻的一页。
熊成基的安庆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夕无数次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式的壮 举之一。如果没有这些以卵击石的社举，没有舍生取义的志士，人类的历史 将只是一部记载吃喝拉撒、亳无意义的流水账，是他们刹那的光华永久地照 亮了黑暗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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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锐志、尹维峻姐妹
尹氏姐妹完全是秋瑾直接培养出来的。尹维峻9岁就参加了光复会， 恐怕是年龄最小的会员。秋瑾把她们姐妹从嵊县带到明道女学，也把她们 带入了革命之路。
秋瑾在上海成立“锐峻学社”做为联络机关，尹维峻还为《中国女报》 做发行工作。秋瑾牺牲后，她们也遭到通缉，被迫亡命上海，学会了造炸 弹。1909年，两姐妹带人进京企图炸毙清廷要人，策动起义。因人地生疏， 没有机会动手，那时侯她们都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女孩。
1910年，陶成章在上海设立第二个“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后期的 总机关。在辛亥革命前夕，两姐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策反和起义准备工 作。李燮和组织光复军就得到了她们的支持，对上海独立作出了不可抹杀 的贡献。
上海光复后，尹维峻组织一支援杭敢死队，17岁的她左手拿手枪，右 手拿炸弹，站在敢死队前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活捉了巡抚，对杭州独立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她任队长的敢死队对攻克南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雨花 台就是她的敢死队占领的。
她们不愧是秋瑾的好学生，光复会的女中豪杰（尹维峻23岁就被北 洋军阀派人杀害）。孙中山任命她们姐妹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这恐怕是 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顾问吧。
光复会群雄和孙中山相比有更多的民族思想，即“光复汉族”，但 他们“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言是何等的豪迈！近百年过去了，我 常常有今不如昔的感慨。
回首百年，在为光复会群雄感到内心震撼的同时，我也思索着为什么 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在浙江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如此一批仁人志士，这是 偶然的吗？答案只能在它深厚的人文传统中去寻找。远的如勾践雪耻白 强，终于兴国的教训，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以来，浙江人才辈出，成为人 文荟萃之邦，出现了无数光耀史册的人物，于谦、黄宗羲、朱舜水、张煌 言都是浙江贡献给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致力学问，又以身许 国，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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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章太炎、蔡元培的身上，从鲁迅、竺可桢的 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学问人格永远具有道义感召力。 正是这一代代相传、薪火不绝的人文传统给了这块土地以特殊的养分，使 它在异族统治300年后还能出现光复会群雄。他们大多数人本来都是一介 书生，为了结束腐败、专制、黑暗的清王朝，毅然投身于要杀头灭族的革 命事业，把自己的青春、自由甚至生命献了出来。
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就是那些曾经支撑过黄宗羲、张煌言的 力量，这个人文传统一脉相承，赋予了这片土地无可比拟的精神力量。也 只有浙江才能产生鲁迅这样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们现在还远远不 够。透过岁月的尘沙，我仿佛依稀看见了那些被世俗的喧闹淹没的面容； 听到了他们慷慨的声音，清末民初浙江光复会的群像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 起来，他们在历史中向我们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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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为国民争人格”
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不幸却英 年早逝。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恩师梁启超先生沉痛地说 他之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
1915年12月，蔡锷在护国寺召集旧部，慷慨致辞： “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 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 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留下的遗嘱中也有“以争 国民人格”之语。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护国 战争胜利后，他以‘‘再造民国第一人”辞去一切职位，毅 然放弃权力。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
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 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5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 邵阳来到长沙，成为他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 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 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 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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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锷像
只有他拿着枪用行动表达了 如此坚定的、带有入气的话 ——“为国民争人格”。
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 校学习，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1904年，他学成回 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 新军6年。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他和黄兴一直保持着 很深的友谊，对共和的信念也是坚定的。武昌城头一声 枪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30岁就成为威 震一方的云南都督。
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 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 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 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才得以到日本读书。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 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袁背叛民 国，焊然称帝，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 袁的。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 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 宜退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 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
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
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蔡松坡集》
丨56页）
但他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 廷”（1912年1月20日电），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也对 袁隐约表示了不满。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 指责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 体，认为“袁之狡谋”是“懈我军心”，鲜明地指出民国 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 值”。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 期共戮力中原。”他迅速组成了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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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直呼“袁贼” “甘冒不韪”，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从贵州进入湖南。
南北和议成功，清廷退位，蔡锷认为共和告成，多次发表通电，坚决 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 “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
伟人，中外钦仰。”
前后不过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可见他 支持袁完全是建立在袁能与清廷决裂、共建共和的基础上的。袁拥护共 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 中中央权力。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 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 “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 安。”内战迫在眉睫之际，黄兴曾派密使请他出兵讨袁，手书“寄字远从 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 一联相赠。他不仅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 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 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 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 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等到袁世凯称帝，他在《讨袁檄文》里 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的第七大罪）。他和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 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动兵。他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都督发表 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民国。
蔡锷的态度往往让人不解，其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只忠于民国， 而不管是谁当政，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动用武力挑战共和原则。
“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 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同种相残，杀机 大启”，“非国家之福”。他是始终反对内战的，所以他反对袁为将士授勋， 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镇压了孙、黄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个民国变成囊中之物，几 乎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曾联合 黔、桂等省试图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当然为袁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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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迭电因病请假， 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 10月上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动身进京。 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 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由此看来，他进京未必 是被迫的。袁曾同意他的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任湖南都督，但他进京
以后袁却再也不提了。
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手握兵权的蔡锷尽管离开了 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是唯他马首是瞻的，在云 南依然有他潜在的势力。在北京的两年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 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 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他，说是磋商 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