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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早对抗日战爭进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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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傅斯年在《日寇与热河平津》文中下了这样一个判断： 中日问题绝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 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他们的最小限度是：1、承认伪满独立，并 奉送热河、滦东的领土； 2、在华北弄出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政府来；3、全 国不能有任何官方或民间的排倭之举，并帮助推销日货？； 4、取消爱国主义 的教育。这样的“最小限度”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 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切无所顾忌，以人人 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中 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 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 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柢抗的。”他 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 他具体提出了8条应变举措：
〗、将铁路运输变作战争布置；
2、集中粮食，可供给市民；
3、大学生到后方做辅助工作；
4、严惩擅离职守的官吏，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内；
5、由政府协助迁移公物，限制私人搬家；
6、通盘筹划抵抗中的各步骤、各线路，
7、立即组织各种协助抗战的社会团体；
8、由负有社会信用的人办理各界捐款捐物。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 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 不犹豫地呑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 本必然毫无犹豫地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 曰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 “世界大势之演变，系干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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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 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 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决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 口号，主张决 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 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 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 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 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 个月后，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的走势作了准确的估计，认 定日本（他称之为“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 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 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 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 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具体细 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 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绝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 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 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 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日本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 南”，然而日本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 入进退两难之境，却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向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 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它 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家，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分 上书蒋介石，提出固守湘西、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 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西威胁汉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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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早在抗 战打到第18个月之后，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 《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 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 击，日本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 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 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R本措手不 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1944年7月的抗战7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 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夕 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 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出马上衰败的迹象。但 他判断这是日本的下策，是无目的战。“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 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 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 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 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 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 开的牌。”
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大大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他写了一篇自 称“书生谈兵”的《第二战场的前瞻》，大战将终，他的心情也格外轻松。 此前4月2日，他就已料定离日本战败之期已近，他在《大公报》星期论 文中主张今后至少三十年的外交应该是小心翼翼的一一 “联美、善英、和 俄，而与其他国家友谊相处”，而至少在15年内要把培植国力放在第一位。 当然，他没有预料到抗战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内战，他的一切美好的设想 都将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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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学校长
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 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 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 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 年，但它产生不久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后人几乎只能 仰望，这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蒋梦麟、 竺可桢这样的大学校长分不开的。我之所以同时想起这 三位大学校长，首先是因为这三位深刻影响了中国螅取〗逃返娜宋锒汲錾谀芷皆堑募蚁缦嗳ゲ还》皆舶偈铩２淘嗍钦憬苄巳耍每设迨巧苄硕厝恕。ㄏ质羯嫌荩西胨涫悄ㄓ嘁θ耍部拷苄耍佟∈痹谏苄酥形餮们笱Я侥辍Ｋ嵌荚谡馄恋厣隙取」俗约旱耐旰颓嗌倌晔贝�20世纪前半叶，这片 土地上涌现的人物真可谓群星璀燦，留下了一个巨大的 惊叹号。
其次，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
有着密切的关系，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蔡元培是学校的监督， 还是他的老师。“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南下，推荐年轻的蒋梦麟第一 次代理北大校长。那时蒋梦麟留美归来不久，尽管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 教育学博士学位，毕竟没有实际经验，蔡元培却一眼看中了这位早年的学 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稳稳地把着北大的舵。 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在他在职而不在校期间，就由蒋梦麟代理校 长，即使蔡元培在校，蒋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密切的关系，从蒋梦 麟的《蔡先生不朽》、《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等充满深情的回忆文章中 可以看出，从他近似回忆录性质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桢最初在什么时候相识，但20世纪20年代后 期，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时，就邀请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后来竺可 桢出掌浙大也得到蔡的赞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许多做法就是以蔡元培时 代的北大为榜样的。
3个人中以蔡元培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他出生于1868年，受过 完整的旧式教育，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办过学校，又长期在欧洲学习、 研究，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蒋梦麟生于1886年，从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 的教育，少时进的都是教会学校，留美近1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 教育学博士，还是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以教育为职 业的，都做过北大校长、教育部长。生于1890年的竺可桢从小接受的基本 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后在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留美8年，获得 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自然科学家， 从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直到1946年他还兼任了 10年的气象所所长。所 以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办大学不是他的专长，但正是他把一所 地方性的大学办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大学，培养了无数不世出的英 才，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我以为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 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说： “这种传薪播火筚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 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 之谓。”
正是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螅烁竦慕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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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和世界接轨，融入了人 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 大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 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 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 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 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 立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 培先生长期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 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 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 师，造成r一代优秀的公民。作为教育 家，他的兴趣偏干高等教育。1917年，他 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 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 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 切实。……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 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 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发端 于此。”
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位教育家范濂源为次 长，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 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 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 学整顿。”后来他“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 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 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转引周元度《蔡元培传》）
1934年3月，察元培一家在南京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的寓所前的留影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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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为时很短，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 不久他就再度赴欧洲学习、考察去了。直到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 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现 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 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等向教育部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 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君武），认 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 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 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把他看作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 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掌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 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他的目光要远比这 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 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 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 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
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 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 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 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 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 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 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话，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 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 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 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 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