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 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 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 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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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 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 20世纪前
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 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 *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 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 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 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 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 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枇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 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 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 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 ■ ？ 授各二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一年，期满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 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二 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 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 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 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 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 4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 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然露出
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
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 火种、传统。
三个大毕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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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 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 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 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 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 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一一 “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 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 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 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0；000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 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 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
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 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 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 “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 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工夫为立脚 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 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 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 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 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 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 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
蒋梦麟与妻子徐贤乐出现于新闻界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觉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历史深处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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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 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的是连绵不断的 军阀混战，风起云俑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 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 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 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 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 人，一个做事的人4他曾感叹：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 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 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 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 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髮迅速增加的白发。 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 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确。他们表示，学 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 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闭 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_ 一八”惨案，北大有3位学生 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 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ffl运动，不幸有此次之 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贤f孙，其 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a；损失如许求专N知识之 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午有 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方 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f弟，社会W家之人材，同学 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小知如何悲痛！ ”说到 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士，他说： “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4、？啻与虎狼相斗，终 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矣！ ” i？i未说完，他“个
三个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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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
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 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枇留学生来校任 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 位，追求螅冉逃恼婊岢隽恕 敖淌谥窝В笱В霸敝问拢�
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 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 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宼步步进逼，迅 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 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 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 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 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 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
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 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 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 ，_ 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 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 20多年，主持校政 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 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 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 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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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 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 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杰地灵，南宋以来“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 学风盛极一时”（竺可桢语）。浙江大学源远流长，其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 1897年，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四所高等学府之一，以培养讲求 “实学”（即“新学”、“西学”）的人才为宗旨，后改为浙江大学堂、浙江 高等学堂，18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陈独秀早年曾在求是书院求学，邵飘 萍、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 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 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学生最早响 应“一二 ？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 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校长郭 任远勾结军警入校逮捕了 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 此爆发了驱逐郭任远的罢课斗争。罢课持续了一个 月，蒋介石亲临浙大平息学潮。为了缓和人心，他 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 掲开了浙大历史新的一页。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就是 在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被学生赶走的背景下，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 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走马上任的。这是浙大学生“一二 ？九”运动中取 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果实。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了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 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 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 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 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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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 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 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 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 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 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 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 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是要将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发扬光 大；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 丁文Veritas） tt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 深刻、精辟地阐述了 “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 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M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 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 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 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 伽利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当时被举世唾骂。“但 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 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 “求是” 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 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 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 有f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 5易校址、历经5省、跋涉5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 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 理、农、丄、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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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 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 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
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 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 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 的精神相背谬的。”（丨938年〃月1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
竺可桢当了 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 起用无党无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