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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陈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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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论》里他说“革命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 自我作始可也。”认为当时的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朱元璋、刘邦 式的革命，而是要在“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
同时，他认识到只有“中等社会”主导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在他的 心目中，代表“中等社会”的留学生人数渐多、“风气渐开”是一线希望 所在。对旧的会党力量他以为“可以偶用，而不可恃为本营”。
他在《绝命辞》中也说自己“重政治而轻民族”。说革命“不可有丝 毫取巧之心”，革命有出于责任心，也有出于功利心，出于功利心的“己 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他显然是出于责任心 才主张革命。所以他赞成“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的革命。“故今 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 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 国，而转以乱中国也。此鄙人对于革命问题之意见也。”（《陈天华集》156页） 因此主张“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能鼠目寸光。
从后来辛亥革命的结局，我们惊讶地发现陈天华的先见之明。他之所 以强调从中等社会开始、然后向下等社会普及，就是强调启蒙的重要性， 在民智未开、人民普遍只知道有皇帝、而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情况下， 仅仅利用人民普遍的反满情绪实行革命，即使把满清王朝推翻了，得到的 也只能是一个更混乱的中国。民国长期的军阀混战局面已经证明陈天华早 年的论断没有错。难怪1908年《江汉日报》上连载的《革命党史》中就把 他列为“民族民权主义的渐进派（他死后，则由宋教仁“执其牛耳”），同 孙中山、胡汉民等的“民族民权主义的急进派”有一定区别，那就是他 们主张“不徒用武力，俟党势十分扩张，国民程度稍为发达，而后徐图 成功。”（转弓I自《陈旭麓文集》第一卷423页）这一说法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 但从上述陈天华的观点看，从宋教仁后来的一些主张和行动看，这一判断 也未尝没有见地。也难怪梁启超在陈天华死后要引用他的一些观点与同盟 会论战，事实上他们倒也有不少一致的看法（顺便说一句，梁启超在坚持 宪政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贯的，虽然也写过《开明专制 论》这样的文章，但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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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主张民主、民权救中国，他的《鄉子吼》以小说的形式，通过
一个梦描绘了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国：
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不知有几十万册 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列举了全国有三十多 万所大小学堂、六千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 艇等；铁路，邮局，轮船等。陈旭麓说他提出的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蓝图 大大超过了洪仁矸的《资政新篇h
然后他虚构了当年张煌言的抗清基地舟山群岛上的一个民权村，塑造 了留学回来的老师文明种以及他的学生孙念袓等人物。借文明种之口，他 说“国民教育”就是“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 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 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照卢骚的《民约论》（今译为卢梭《社会契约论》） 讲起来，原是先有了人民，渐渐合并起来遂成了国家。（《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119页）
他借孙念祖提倡自治阐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看法：“‘自由’ 二字，是有 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如今的人醉心自由，说一有服从性质，即 是奴隶了，不知势力是不可服从的，法律是一定要服从的，法律也不服从， 社会上必定受他扰害，又何能救国呢？ ”因此要立一个自治会，拟一个自 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担当国家的大事。”（《猛回 头…陈天华邹容集》】24页）又借他们的口表达了对美国民主的向往，他们 中学堂毕业就纷纷选择到欧美、日本留学，只有念祖要留下来办报，他说 民智不开，有千百个华盛顿、拿破仑也办不出一点事，所以他要在内地办 一种新报，开通风气。文明种也在汉口办报、办学堂，搞革命……小说中 宣扬民主、提倡革命，“是有血有泪之言”，尤其是强调了开民智即启蒙的 重要性。1905年《狮子吼》开始在《民报》连载，从第二号直到第九号。 这部小说还没有写完，而且刚开始在《民报》发表作者就已蹈海。所以我 们看到的只是一部残缺的《狮子吼》。因此，和他的《猛回头》、《警世钟》 相比，这部小说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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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同盥会在日本成立，11月《民报》创刊，用孙中山的话 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清政府为了扼杀海外革命活动，请求日本 政府驱逐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日本政府11月颁布了有关取缔中国 留学生的规则，八千多中国留学生奋起抗议，罢课、罢学，准备回国。陈 天华本来不主张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但大家一经决定，他就认为必须坚 决实行，否则将为日本所耻笑。当时中国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不想负起 责任。他因此愤而蹈海自杀，希望以他的死使同胞“有所警动，去绝非行， 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希望留日学生总会的千事负起责任 来。他在自杀前给他们的信中说：“闻诸君有欲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 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学界耶？ ”（《陈天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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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绝命辞》里指出日本报纸污蔑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如果 留学生真的都是“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 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 ”他为此提出作为这四个字反面的 “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 诸君之纪念。”如果有人念及他，则勿忘他今日的话。他说自己不是为取 缔规则问题而死的，要求他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 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则他‘‘虽死之日，犹生 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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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死，陈天华一直看得很轻，所以他多次说过不惜一死，“吾实 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宋教仁《陈星台绝命书》跋，《宋教仁集》20页）《猛回 头》最后说：“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 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梁启超评论“君既已一死欲易天下，则后 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义所宜然。”他终身未娶，有人曾劝他，他 回答：“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
陈天华蹈海后，留日学生在公祭时，黄兴宣读他的绝命书，“听者数 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宋教仁集》25页）随后，不少人愤而回国（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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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是那一次回来组织武装起义的）。他的死在国内也引起巨大震动。香 港举行追悼会，有千余人参加。1906年5月23日，他的灵柩从日本归葬 于故乡湖南长沙的岳麓山，送葬队伍万余人，绵延10里，“全城学生制服 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岳鎵山上缟素一片，清政府虽然派出大批 军警，面对民众悲壮的气势也无可奈何。但禹之谟、宁调元因为经营葬事 触怒了当局。禹之谟又为了反对盐税，向当局力争而被捕下狱，竟死于狱 中，临终欲求流血都不得，被活活绞死。宁调元逃到上海才得以幸免。
20世纪终于走到了尽头，陈天华的墓和黄兴、蔡锷的墓一起，历尽 一个世纪的风云沧桑之后，依然在岳麓山上静静地注视着湘江水，注视着 中华大地和这片大地上的人民。魂兮归来，陈天华！
风萧萧兮易水寒
——黄花岗90周年祭
90年前的今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辛亥年 三月二十九日），一个同样美丽的春天，一个和今天同样 灿烂的日子，风和日丽，鲜花烂漫，在满清专制统治下的 广州，响起了一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和尸体倒下的 声音，黄兴等一百多个志士，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毅然 决然地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史称广州起义（或黄花岗起 义）。成败的结局其实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 们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书生，并不 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坚忍和那纷 飞的血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谭人凤说：“是役也，死 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 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 魂。”罗家伦把这一幕称为“壮烈的开国序慕，灿烂的碧 血黄花”。主帅黄兴右手被打断两指，足部也受了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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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崚园
壮烈的幵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
伤而疲乏的黄兴，相见时也晕过去了！ ”
有人不惜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冒险为牺牲者找到了埋 骨的青山。没有暴露身分的同盟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 事，共有72具死难烈士（无论是阵亡还是被处死刑的）遗骸埋葬在广州白 云山南麓的红花岗（红花岗也从此改名黄花岗），统称为黄花岗72烈士。 其实黄花岗一役牺牲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据调查确认的至少还有14人， 黄花岗烈士起码有86人，这还不包括受牵连被杀的。据时在广州新军任管 带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 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 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 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 二倍以上。”此外新军各营中以革命党人名义被杀的人数约等于黄花岗的 烈士数，“死于非命，惨不忍言”。“其处死之法是用七寸长钉，对准头脑，
能幸免于难纯属偶然。当他从死亡线上逃出来，遇见从香港带二百多志士 连夜赶来赴难的赵声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两人相抱痛哭，男儿有泪 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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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锏像
他们长存在人类的记忆里，成为人 类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
一钉致命，随即用蒲包一裹，弃尸海中，惨酷形状，令
人酸鼻。”（《黄花岗起义前后杂忆》324页，《辛亥革命回忆录》325 页，中华书局！962年版）这些死难者，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 被无辜牵连的，90年来，又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们呢？黄 兴，还是孙中山所悲痛的都是“吾党菁华”的丧失，其 他被杀者并没有进入伟人的视野。在想起黄花岗72烈士 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同时也想起了这些几乎已被 历史遗忘的死难者，因为他们的生命也同样宝贵。
黄花岗一役，赵声气死，胡汉民心灰意冷，黄兴悲 痛至极，决心暗杀清廷官僚为死难同志复仇。在以后的 岁月里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轻的殉难者，他们的热血多少 次模糊了黄兴的双眼，他曾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 烈士》一词和“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 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一联，献给死难的同伴。事隔 10年，孙中山先生还悲痛不已，认为“吾党菁华，付之 一炬”，悲痛与惋惜之情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他们 慷慨赴义，浩气凛然，毫无畏惧地面对比他们强十倍、百 倍、千倍的专制暴政，这一勇于赴死的精神风貌，90年 后依然震撼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生 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长短，有的人活着他永远死了，多少 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一杯粪土而已。有些人死 了，却永远活着，他们长存在人类的记忆里，成为人类 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
90年前那个黑暗的春天，他们在广州街头或郊外的 刑场上倒下，罪恶的满清专制政府为他们年轻的生命画 上了句号。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去的，他们只是 为了做一个人，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奴隶一 般佝倭在权势的脚下。一个不愿做奴隶的时代在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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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20世纪初曙光初露，他们知道，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们所追求 的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终结。因此谭嗣同才那么勇敢地面对了死亡，秋瑾才 那么坦然地迎接了死神。北京的菜市口和浙江的绍兴，乃至整个中华大地 至今仍飘荡着他们不灭的英魂。为了做一个人，就是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 荡着多少青年的灵魂，使他们勇于就死，一点也不犹豫就走向了 90年前的 广州，黑云压城，难道成败会在意料之外？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精 卫填海、是夸父逐日。他们浩浩荡荡，写下绝命书的时刻，让我无可抗拒 地想起了那些远古的神话，那些足以传诵千秋万代的史诗般的神话。我完 全相信他们绝不是想要成为神话才踏上腥风血雨的征程，他们都是些普通 的人，为的是过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仅仅为自己， 也是为整个民族都能摆脱奴役、压迫和不平等，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 社会，他们义无返顾。人人都有追求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他们刚刚 朦胧地懂得。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就是他们牺 牲的初衷。林觉民写《与妻书》时，方声洞、李晚他们写绝命书时，这一 切都表达得清清楚楚。
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的林觉民《与妻书》曾经感动过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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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年轻的心灵，其他英烈志士的绝命书同样感人肺腑。“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久违了，这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 这样真诚无悔的理想主义！久违了，能如此打动人心的文字！他们的生命 虽然早已结束，但当我们重读那些用鲜血写下的绝命书时，他们鲜活的生 命仿佛就在眼前——
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 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 心快意I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 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
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正因为真情毕露，豪气冲天，在慷慨赴义之前写下的这些文字才如此 感人。我始终相信世上一切能够传世的文学都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真实 的感情，呈现了一个没有装饰的内心世界。这些文字本来就不是书斋里皓 首穷经刻意创作的，然而，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生命有时候只能 在死亡中找到真正的价值，死亡也因此变得光彩夺目。一部数千年的中国 史，有如此多的人在赴义时写下如此大气磅礴而又儿女情深的绝命书，恐 怕只有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