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现在宣传上的困难在于过去公布了一些虚夸的数字，因而一直很被动，要变被动为主动，得有一个过程，因为实际工作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政策方针和计划指标已经确定，这是转变的前提，但还得有时间落实和贯彻。所以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中央报纸也好，地方报纸也好，在宣传中要有对敌斗争观念，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在报纸上捅出来。
第三，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上宣传。不能把所有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百分之一，讲典例的、有教育意义的。这是我们历来的做法。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无从说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当然，在讲缺点过程中，一点不泄气也困难，泄了以后可以再鼓。从全局来讲，主要还是鼓劲。
第四，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经济建设是波浪式地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年年一样。因为人们做计划、订指标不会一下子就完全客观实际，不可能那么准确，总会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上半年慢了，下半年就快一点。上半年快了，下半年就慢一点，这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应该预先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预作安排，这样就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大波大浪，避免经济工作的严受失调。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一般说，当时估计增长19％是可能的，但再高的增长究竟能够达到多少，这就心中无数。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地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平衡是运动中的平衡，运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才比较合适，这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犯了错误，可以取得教训，可以把事情办得好一些。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少奇同志的讲话，主要是谈宣传问题，也涉及对去年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总的分析。
不要务虚名得实祸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也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看不大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毛主席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毛主席提出，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吴冷西他们三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同意毛主席的建议。
毛主席最后还说，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茬，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会议结束后，大家先后离开颐年堂，毛主席叫我留下，同时招呼少奇同志过来一起谈话。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你刚才讲报纸宣传的意见很好。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少奇同志说，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毛主席看少奇同志这么讲，就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谈到这里就散了。我离开颐年堂，少奇同志在门口对我说，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颐年堂会议可以说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整个纠“左”进程的顶点。这次颐年堂会后，中央各部门即重新安排1959年的计划，实事求是，认真落实。关于报刊宣传，会后也将中央的通知和我们三人的意见发出。但是，后来中央考虑到时间紧迫，7月初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暂缓召开全国报刊宣传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但这个宣传会议没有召开，连那个关于目前报刊宣传的意见，也无疾而终。更重要的是，从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中断了，比1958年1月南宁会议更为严重的反右倾斗争展开了。
第十一章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多登学术文章
1964年1月7日，元旦刚过，毛主席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提出人民日报的问题。他说，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力面的文章。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感到是完全正常的，加强学术宣传是很必要的。我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编委会认真讨论并决定采取措施增加学术文章。为此编委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加强学术讨论的报告，并请求中央帮助增调搞学术理论工作的干部。
毛主席2月3日在人民日报的报告上写了批语：“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此事，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即着手筹备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3月21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时，我趁机谈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主席又一次强调，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毛主席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我汇报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毛主席说，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他举出关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我们当时理解，毛主席要人民日报抓学术理论工作，就是要我们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为此我们在4月间召集了有各方面著名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请大家帮助人民日报办好《学术研究》专刊（3月26日开始）。会上大家发言踊跃，赞成开展学术讨论。
抓阶级斗争
但是，出乎我们的理解，到了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6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我到达会场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在座，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陆续来到，彭真同志也参加。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对着我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毛主席指着我说，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研究》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要百分之百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毛主席这里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的文章，是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该文认为这出戏改编得好，并批评那种把鬼戏一律看作迷信的观点。后来报社文艺部收到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我审看时认为不必由人民日报出头大张挞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时发表批评鬼戏的文章，于是把此文转给《文艺报》处理了。因此人民日报一直没有认为发表赞扬《李慧娘》是错的，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编辑部一直认为，不能说一切鬼戏都是坏的，禁止一切鬼戏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这次批评，比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要严重得多。很明显，毛主席这时已开始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了。但是，我当时对此没有领会。因为，从1961年初起，中央全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更强调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同时在政治、文教、科技、民族、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计划地作了一系列的调整。1962年夏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但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提出调整工作不受阶级斗争影响，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也同意不要干扰调整工作。因此1961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按照这个精神，全力宣传国民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调整工作，没有宣传阶级斗争。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农业和工业的知识专栏以及《长短录》杂文专栏，宣传学雷锋、干部参加劳动、比学赶帮等等。1963年秋起更大力宣传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这段时间内，毛主席主要精力放在中苏关系和中印关系，国内调整工作主要由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负责。
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一直是注意抓国内阶级斗争的。就在1963年5月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他一面主持讨论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面又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十条》。到了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教运动时，他过分严重地估计全国基层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6月3日在一份会议简报上写下了一段批语给我。批语说：“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就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从1964年冬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照主席的指示办了，只是我因起草和修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在人大会议上）和随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访问朝鲜而迟到早退。
文艺批判与“降温”
就在6月21日福建厅批评人民日报不抓阶级斗争之后一个星期，毛主席6月27日在中宣部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材料上写了批语，说这些协会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到了7月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组长为彭真同志、副组长为陆定一同志，成员有康生、周扬和我，后来叫做文化革命小组）领导这一工作。这就是说，号称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首先从文艺领域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7月间，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