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
“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一○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他字永锡，号鹤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一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元月）。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乔迁。“哟，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答应搬走。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在上海蒲柏路十四号，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物，正在办理承租私房的手续。这儿是“戴瑞记经租处”——陈老太的账房所在处。那两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的干部。他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托，向大房东陈老太租下兴业路七十六号和七十八号两幢石库门房子。“今日起租？”账房问。“今日起租。”干部答。“租金四十二点四折实单位。”“好，按月照付。”
双方就这样谈定了租赁手续。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当时的房租、工资、公债之类都按折实单位计算，为的是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一九五四年底才告结束。在起租时，每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旧币五千五百元，即现在人民币五角五分，亦即月租为人民币新币二十三元左右。这样，李汉俊的旧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来。
二十来天之后——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
在这个管理委员成立后的两个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兴业路上的小菜场，被迁往淡水路。这样，那排石库门房子前面不再嘈杂了。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不再是向陈老太租赁了。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
叶飞的耳朵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曾经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之中，从不对外接待。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在“七一”前夕——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参观者。
终于，在翌日——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的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开披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
现摘录杨重光的文章于下：“在上海复兴公园北面兴业路、南昌路、太仓路这几条毗连的路上，有三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房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屋，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以及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专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对证，找到了原来的房屋，经过了修建、恢复了房屋的原状，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第二馆和第三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的今天，这几个纪念馆的成立，应是极有意义的事。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毛泽东 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2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南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引者注：现在也有人认为应是十三个），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址。在三十一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一○八号，现在是兴业路七十八号，也是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七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在三十一年以前，即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引者注：实际上应是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引者注：后来经董必武等实地回忆是在望志路一○六号楼下），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了约五十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引者注：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中共“二大”通过的），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十一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七十六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自从一九五二年建立以来，至二○○三年六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1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踪。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一九三七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信，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一九六○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一九二四年一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Chen Kungｐｏ”，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Ｔｈｅ Ｃo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o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Chen Kungｐｏ”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国民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 Kungｐｏ”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注册，生日只写“一八九二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赶紧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一八九○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ｐｏ”：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一日——应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一八九二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