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
“另一个是尼柯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他不懂英语。马林讲话，是我替他作翻译的。”
这么说来，尼柯尔斯基是“搞职工运动的”。
至于周佛海，对尼柯尔斯基毫无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柯尔斯基错记为维经斯基（即吴庭斯基）：
“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尼柯尔斯基的记载，也就是以上这点东鳞西爪。
正因为这样，在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词典》中，关于尼柯尔斯基的条目，只有这么几句话：
“〔尼柯尔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称李克诺斯基。俄国人。一九二一年六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上海，与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同年十二月离华回国。”
没有写及其生卒年月，没有道明他来华之前及来华之后的经历——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实在不知道。这一条目可以说是囊括了在一九八七年时所有关于尼柯尔斯基的信息。
为什么这么多年，未能揭开尼柯尔斯基之谜？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以为，“尼柯尔斯基”极可能是一个临时使用的化名，诚如马林有着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样。倘若按照“乐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类化名去查找，也很难查明马林的身世。
不过，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柯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他后来的下落。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柯尔斯基——因为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五个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数“x”。
但是后来，这个“x”，终于解开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两位中国女性飞抵荷兰。其中一位五十四岁，名叫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精熟英语；另一位比她小五岁，名叫李玉贞，精熟俄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多年。这两位中国女专家在荷兰汉学家班国瑞先生的帮助下，埋头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查阅一大堆特殊的档案。
中国的学者是在一九八四年跟荷兰莱顿大学当代政治学研究者安东尼赛奇的交谈中，得知荷兰存有一批马林档案。
这一信息很快传进杨云若、李玉贞的耳朵里。在荷兰学者的帮助下，她俩决定前往那里，查阅马林档案。
马林是荷兰人。他在一九四二年去世。他的夫人后来也去世。他的女儿、女婿把马林所有来往信件、文稿、遗物整理出来，加上荷兰的警方原先监视马林所留下的记录——时光冲淡了隐秘。原本属于绝密的保险柜中的东西，如今可以大白于光天化日。这些文件收集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马林档案”。
第六部分：聚首尼柯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2
中国的两位女性是为着研究马林而去的。在一大堆档案中，查到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她们甚至看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发给马林的孙中山“大本营出入证”。
在这些文件中，英文的文件由杨云若来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贞来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则请班国瑞协助翻译。
在马林档案中，忽地发现涉及尼柯尔斯基的一些内容。马林一份手稿中写道：
“一九二一年六月〔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
这表明，尼柯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并非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马林还写道：
“和尼柯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这清楚表明，尼柯尔斯基绝非马林的“助手”。他俩是由共产国际的不同部门派出的。虽然马林的职务比他高，但他“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
还有一段话，也颇重要：
“尼柯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说，党（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这表明，尼柯尔斯基所执行的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他确是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出并直接受那里领导的。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寻觅尼柯尔斯基的同时，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在研究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一九八七年，一位名叫斯维廖夫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前来中国人民大学，在李良志副教授指导下进修。斯维廖夫告知重要信息：苏联方面已经找到有关尼柯尔斯基的档案。
一九八八年，当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来华访问时，李玉贞向她问及尼柯尔斯基的情况，卡尔图诺娃证实确已找到不少关于尼柯尔斯基的材料——是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档案中查到的。
果真，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发表了卡尔图诺娃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这篇论文是颇有价值的，只是标题不甚确切，因为尼柯尔斯基在中国不是“被遗忘”，而是多年寻觅未得——也许在苏联，他由于蒙冤遭错杀而把他遗忘了。
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合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李玉贞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一文，依据卡尔图诺娃的论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
尼柯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柯尔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一八九八年，卒于一九四三年。一九二一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部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此时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在中国东北工作。一九二六年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赤塔。一九三八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五年后（一九四三年）被错杀。后得到昭雪平反。
至此，尼柯尔斯基之谜，总算揭开。当然，这只是开始，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么看来，尼柯尔斯基倒是他的本名，并非化名。他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只有二十三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了两年兵的大学生，又不大会讲英语。正是因为这样，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虽然如此，尼柯尔斯基毕竟直接与伊尔库茨克保持联系，按照伊尔库茨克的指令行事，就这一点而言，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大约还需要再等待一些时间来“淡化”吧，苏联的党史专家们迄今尚未披露伊尔库茨克当时给尼柯尔斯基的指令的内容。一旦公布这些指令，尼柯尔斯基的形象会变得更为清晰。
第六部分：聚首“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1
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名叫“天韵楼”，是个夏日的好去处。晚风徐徐，灯光淡淡，或谈情说爱，或洽谈生意，那里自由自在。只是收费颇高。要么洋人，要么“高等华人”，才会在这高高的花园里饮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时，约会于楼顶的花园。
有时，需要在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涌、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柯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能跟马林长谈。唯尼科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如李达后来所回忆的：
“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回去时再给五十元。
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柯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注：指张太雷）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笔者以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张太雷当马林的翻译，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即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国焘错把八月份的印象写入六月份的事。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五月七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柯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六月十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六月二十二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六月三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柯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六月二十二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六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八月的事记成六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他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五、六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一九二一年六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引者注：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五、六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回忆李大钊》，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之孙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之后，于一九九一年十月抄寄笔者的。
罗章龙之孙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引自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笔者信。
刘仁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第六部分：聚首“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2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人们所关注的。刘仁静如此回答：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张国焘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