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抚慰了幼小的侄儿，而后便与布木布泰长久地对视着，默默无言。
其实，他们两人已无须多说什么。
他们之间并不隔着任何东西。
他们自十二三岁，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就彼此熟知；在家族内，他们各自都因在自己的一群中出类拔萃而相互倾慕；他们更因志同道合而暗自引对方为知己，在有关进退升迁的内外事务上，他们都会暗中为对方出力帮忙；尤其在宸妃海兰珠专宠后宫、布木布泰失宠的后几年里，他们的心向往之的神交，迅速地上升为彼此的爱恋，“郎有心，妾有意”。只是因为宫禁森严和名分的限制，他们一直把炽热的爱恋压在心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
如今，海兰珠去了，皇太极也去了，按照满洲和蒙古的传统习俗，兄死嫂嫁弟，除了皇太极的丧期这个问题之外，他们两人由叔嫂变为情侣，甚至变为夫妻，已不存在什么障碍了。但布木布泰何等聪明，她绝不会在此时匆忙地付之行动，她可以用目光、用表情，甚至用有意无意、半推半就的某些姿态表达心意，然而，必须在福临登上皇位以后，她才会实现以身相许的承诺。
多尔衮面对这样的情势，如何抉择？
和硕兄礼亲王代善，也被请进清宁宫，同皇后皇妃商讨过继位的人选。老迈的礼亲王总是那样模棱两可，其实他心里有数，也已拿定了主意。
后宫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秘而不宣的，都是由皇后哲哲出面的。但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真正的策划者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因为只有她在高台五宫的大福晋中具有这样杰出的政治才能，因为只有她的儿子即位当皇帝，她的地位才能从第五升到第二，才能当上皇太后。
共定风波（6）
皇太极是八月初九日去世的，直到他死后的第六天，八月十四日，议立嗣君的诸王大臣会议才在崇政殿前召开。这六天中有多少幕后活动，难以记述。现在到了公开较量的白热化阶段了。
这一天的黎明时分，两黄旗大臣便会于大清门对天盟誓，要同心协力，誓立皇子，并命令两黄旗的巴牙喇兵（即皇宫禁卫亲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说是保卫会议，实际是控制会议，以武力相要挟。这使得议立嗣君的会议一上来气氛就非常紧张。
崇政殿，是皇太极生前处理朝政的皇宫正殿，直到此时，他的棺柩遗体还停放在殿中。诸王大臣就要在先皇的灵柩前上演一出嗣位争夺战的大戏了。
会议开始，索尼和鳌拜抢先发言，提出了立皇子的要求。多尔衮命大臣们暂退，因为这是诸王议立嗣君的会议，大臣无权参与。大臣们遂退后静听，不得出声。
沉默片刻，资历最高、年长威重的礼亲王首先发言，他说：“帝逝当立皇子。豪格乃帝之长子，当继皇位。”第一句话，表示了他无意于争位，也不同意皇太极的其他兄弟继位的基本态度；第二句话是他欲擒故纵的伎俩。他其实已经知道豪格被两黄旗和后宫协议弃去，提出豪格一来加重立皇子论的分量，二来也维持他和豪格的良好关系。
郑亲王济尔哈朗接着表示附和礼亲王的意见。
肃亲王豪格显然深知内情，此时便冷冷地说：“我福少德薄，不能当此大任！”说罢，竟退出会场。
豪格一走，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就更加坚决地反对立豪格，说两白旗大臣都怕豪格继位后不得活路，可知他如何的不得人心。
本人退席、反对者又非常强烈，代善和济尔哈朗顺势收回提议。这样，就以豪格性柔、能力不足以服众为理由，否定了豪格的继位可能。
趁此机会，白旗二王多铎和阿济格立刻劝睿亲王多尔衮继帝位。多尔衮却不明确表态，犹豫未允。
多铎按捺不住，竟急不可待地说：“睿王若不允，就该立我！汗父遗诏中列有我的名字！”
多尔衮立刻反驳他：“汗父遗诏中也有肃亲王的名字，不独有你一个。”
多铎气鼓鼓地说：“要是不立我，论长就该立礼亲王！”
礼亲王一听多铎提到的三个人选：多尔衮、多铎自己，还有他代善，都是皇太极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皇子，便十分圆滑又十分巧妙地说：“睿亲王若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还是应该立皇子。我老了，难胜此任了。”
代善把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落实到了“立皇子”，这无疑是对两黄旗大臣的一种提示，也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一齐佩剑而前，大声说道：“我们吃穿都是皇帝恩赐，养育之恩大于天！如果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皇帝于地下！”
会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因为两黄旗大臣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如果不立皇子，他们便不惜兵戈相见、血染崇政殿了！
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代善连忙声明说：“我乃皇帝之兄，因年老已多年不问朝政，又怎么能再参与议立大事呢？”说着，起身而去。
阿济格也跟在礼亲王后面一起退出会场。
多铎眼看事态突变，便也知趣地不作声了。
怎样打破僵持，解决继位大事呢？多尔衮面临着千钧一发的严重形势：自己若坚持登上皇位，不仅会导致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分裂、八旗军的分裂，还会产生内讧、内战等不堪设想的可怕后果，最终断送大清国的前途。机敏的多尔衮终于以大局为重，毅然放弃了继承皇位的第二次机会。他顺着两黄旗大臣的话说道：
“你们说得对！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就当立皇九子福临为帝。只是他还年幼，由我和郑亲王左右辅政，分掌八旗军。待他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一折中方案，符合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原则，上三旗的地位不失；两白旗因旗主多尔衮为摄政王也得到实利；济尔哈朗与代善都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也是皇太极崇德末年的实际状况，不会引起非议。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再度达到新的平衡。于是，形成了决议，共作誓书，对天盟誓。
盟誓的地点仍在崇政殿，诸王、贝勒，满、蒙、汉文武大臣都参加盟誓效忠，共奉幼主福临为帝。时间就在争议的同一天，八月十四日。
这一次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皇权之争就此结束。后来虽然又发生过几件意在推翻公议、再立多尔衮的事件，但已经不能改变大局了。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岁的福临在大政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盛大典礼，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尊中宫皇后哲哲和生母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为皇太后，命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当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群臣跪迎小皇帝登上八角金殿的宝座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宝座，两次都应该属于他，但两次都因为当时的形势使大好机会从身边溜走了。就算多尔衮的能力不及皇太极，难道也不及这个五岁的孩子？同是努尔哈赤的子孙，难道多尔衮就没有当皇帝的命？
在多尔衮苦涩的心里，要说还有几分安慰的话，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情怀，大丈夫为他所爱的女人作出牺牲后所感受到的小小甜美了。
太后下嫁（1）
“天厌明祚”是句史书上常用的话，如果把天意看成是民心的总和，那么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明朝之亡，亡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的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已谕令各衙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皇太后布木布泰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使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可见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见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历史又给清朝送来了极好的机遇，一份厚礼：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泣血求助”借兵，请“灭流寇于宫廷”，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紧紧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立刻率军急进，奔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日，清军赶到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欢喜岭上会见了吴三桂，二人攥刀为誓；
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合兵在石河战场大败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定鼎燕京。
这正应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朱家——明朝，李家——李自成，赵二哥——清朝，说得准确而深刻。多尔衮不愧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继承者，不愧强悍的女真民族的后起之秀，由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胜利！
他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是清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为入关拆除了民族樊篱。
定鼎北京后，他放手让范文程处理日常政务，安抚民心，甚至下令停止剃发令以顺民情；礼葬崇祯皇帝，为造陵墓，令军民服丧三日；宣布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从当月起，开始减免各地的田赋；八月，他下令免除了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等等。这些精明有力的措施，使入关新到的统治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在继续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他又用重兵压境的招抚手段，使山东、山西两省迅速归附，并立刻建立起两省的地方政权，负起守地治民、筹措粮饷的重任。有了这两省从东西两翼拱卫京师的有利态势，清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立住了脚。山东、山西的这种模式，成为后来清王朝统一战争中的定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或总督、巡抚派到哪里，去立刻建立起地方政权。这是它在长期的激烈战事中，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自成号称雄兵百万，转战千万里，被他的敌人骂为“流寇”，这个“流”字，正说着了他的弱点。多尔衮的强点却正是避免“流”，着力于“定”。这恐怕也是多尔衮最终打败李自成的一个政治素质上的差异吧。
留在盛京的人们，当然为大清开国以来的最大胜利欢呼雀跃，沸腾不已。
太后下嫁（2）
摄政王的一次次捷报，除了带来一次次欢庆之外，更给许多人带来一次次的不安。多尔衮入居明朝大内武英殿，被京师人称作九王，以致关内人只知有九王，不知还有皇帝等等，这一系列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时，疑虑更加深了——
多尔衮出征前紧急征兵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方面都惊异地报道说清朝前后兴师，从未有如此之大举。精兵强将、精壮男丁都被摄政王带去，留守盛京及各要地的，多属老弱病残。如果多尔衮有异心，盛京的小皇帝、两宫皇太后及留守各处的人马能有什么辙？还不是干瞪眼儿？
那么，多尔衮会不会有异心呢？
就在一年前，他本是诸王会议中提出的帝位继承人之一，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两白旗势力不敌，不得已而退让，如今呢？他手握重兵，有谁的实力能与他相比？他想要称帝，还不轻而易举？
再说，明朝宫室壮丽辉煌，中原繁荣昌盛，富贵风流，就是铁石心肠也难自持，他难道就不动心？
很多人心里打鼓，最紧张的应该是现任皇帝，六岁的福临。他或许因为年幼，尚不知道利害，并不着急，还有比他更揪着心的人替他顶着，那自然就是福临的母亲、皇太后布木布泰了。她除了害怕儿子的皇位受到威胁，除了害怕自己的尊贵地位丧失，还有一分害怕情人变心的苦闷。
可以想像，多尔衮出征前对布木布泰的海誓山盟；可以想像，他们如愿以偿地共度了许多甜蜜的时光。布木布泰愿意相信多尔衮。但他和她一样，都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和素质，决不会把情感放在高于政治权力的位置上。
关山阻隔，千里迢迢，布木布泰又一次感到了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
四月初九出征，如今已是六月了！……
就在六月最炎热的日子里，辅国公吞齐喀和固山额真何洛会由北京驰返盛京，禀奏两宫皇太后，以“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为词，要迎请顺治皇帝南下入关进京。
从两位来使口中，布木布泰得知了入关后紧张繁忙的详情。
原来，在京畿地区初步稳定之后，对下一步棋怎么走，在北京的清廷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过激烈的争论。武英郡王阿济格主张应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然后留置诸王镇守燕都，大兵则回盛京或退保山海关，这样才能免除后患。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仿效宋金议和，实现南北分治，由清王朝占有原金朝版图，加上北方的辽阔领土，也是女真人从未看过的大国了。这正是皇太极生前的理想。第三种意见，力主迅速发兵西进南下，及早统一全国。这种意见的积极鼓吹者，多为故明降臣。
摄政王多尔衮选择了第三种意见，作出了统一全国的决策，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奋斗了两代人的大业又推上了一个新的更加灿烂辉煌的高度！
为此，须要把国都移往北京，恭请皇上与两宫皇太后裁夺。
布木布泰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不仅为了母子们得到保全，更为自己没有看错人托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