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她却毫无戚容，神色恬然，反倒安慰丈夫和婆婆说：“妾妃生产此子时，就常常怕他难养活而夭折，给太后和皇上带来忧虑。如今他果然短命而去，幸而太后皇上自重，没有因过于哀痛而伤圣体、妨政事，妾妃很觉自慰，岂能为此一块肉而劳太后和皇上长久挂怀呢？”
董鄂妃当然不可能对自己惟一的儿子之死毫不痛苦，她和所有失去亲骨肉的母亲一样，心疼得几乎活不下去了。但是，她必须在全身披上坚厚的、无形的盔甲，既不让内心的悲痛透出去，也不让外来的同情、哀伤和幸灾乐祸透进来，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福临、保护她自己。为此，她要忍受多少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煎熬！
此后，她继续超负荷地运转着，处处表现得深明大义、仁爱宽厚。
虽然在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恢复了皇后特权，命中宫进笺照旧封进，皇后却经不住这次波折而大病一场。董鄂妃自己大病初愈，又亲身去看护扶持皇后，皇后宫中的侍女太监们还能轮流休息，董鄂妃竟五昼夜目不交睫，皇后的医药饮食衣物洗涤等等大小琐事，她都亲自调理安排，还诵读书史、陪伴聊天闲谈为皇后解闷。皇后病愈之后，对董鄂妃的猜嫌自然冰释，也使许多人对董鄂妃赞叹起来。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春天，住在永寿宫的废后静妃得病，董鄂妃又亲自前往扶持看护，三天三夜不离病榻，像对待皇后一样尽心尽力，并不歧视，再三劝慰，反复开导，替静妃分忧解愁。
董鄂妃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尤其是以自己的劳瘁，努力去赢得后宫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她成功了，但成功得很有限，代价却非常之高。她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铁打钢铸，又病痛缠身，怎能经受长时期的精神压力和体力上的超负荷操劳？她简直是在戗害自己的健康，损耗自己的生命！她为的是什么？
若说她是为了邀买人心，她却并不想夺嫡当皇后；若说她是为了得上赏以聚财富，她却把皇太后皇帝所赏赐的衣物钱财推施群下一无所惜，封皇贵妃数年竟无积蓄。
但凡出于私心，必定最爱惜自己，决不肯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更不要说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了。董鄂妃所做的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对福临的真切的爱！她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后宫的平安宁静。在福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中，齐家，是董鄂妃帮助他实现的。
贤哉董鄂妃！这真是一个集封建社会妇德于一身的东方女性的典型，她的情爱与贤惠已融合一体、难解难分了。
这一场废后危机终于结束了。早殇的不到一岁的皇四子被封为荣亲王，并按亲王制度规格修建了陵园。墓前立了一块御制碑，上面刻写着悲痛的父亲顺治皇帝亲撰亲题的“皇清和硕荣亲王圹志”，其中不但称皇四子为“朕第一子也”，完全否认了当时养育宫中的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还有一段特别伤感的文字：
呜呼！朕乘乾御物，敕天之命，朝夕祗惧，思祖宗之付托，翼胤嗣之发祥。惟尔诞育，克应休祯；方思成立有期，讵意厥龄不永！……
有目共睹，福临对皇四子的异乎寻常的恩宠和立其为太子的意图，正表达了他对皇四子生母董鄂妃的深切的爱。
应该说，在爱情上，福临是帝王中的幸运儿。他全心全意所爱的人，也全心全意地爱着他。在这三年里，他行船在人性、个性和爱情追求的顺水中。
但是，这专注的真诚的爱，是违反当时的宫规、祖制和世情的，被称之为“宠侧妃”而当做皇帝的失德。
这就是说，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生活中，福临也处在顺水逆风的境地。
荣亲王之死，是逆风加强的信号，也将揭开不幸的序幕。
己亥之秋（1）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岁在己亥，对福临来说，应是很美好的一年，因为，自他亲政以来推行新政的各项建革，都已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由于政策对头，保证了基本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惩贪、垦荒、轻徭薄赋等项措施，逐渐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全国人丁户口由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的1000万增加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1900万；田地山荡也由290万顷增加到514万顷，差不多都增长了一倍。国库充实、物价稳定，许多地方都出现一派丰昌景象。
随着内阁、翰林院、宗人府等政府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充实，随着各种官制、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得到完善，巨大的统治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由于福临推崇儒家学说、提倡文教治天下，全盘继承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一方面，使明朝的降官和士子们可以在儒家忠君的旗帜下，卸却民族大义的道德负担，心安理得地效命于新朝；另一方面，国力的增强、严厉处置丁酉科场案，也大大地消解了汉族士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敌意，一些闭门不出或隐匿山林的高人名士，此时纷纷重登仕途、再进科场，出现了“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齐夷下首阳”的奇观。
最硕大的果实，是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个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传到福临的三代人的心愿，终于在福临手中实现了！
自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授命洪承畴经略南方，解决南明永历朝廷以来，整整四年多，洪承畴基本上是围而不攻。朝中亲贵大臣对此猜忌百出，不是攻击洪承畴老师糜饷，不堪重用，就是猜度他念明朝旧情，不肯进军，甚至刻毒地密奏他私通南明，纷纷要求将洪承畴革职罢免。
老于宦海行舟的洪承畴为此也是自危不安，多次上奏自陈：“年已六十有四，须发全白，牙齿已空；右目内障，久不能视，只一左目昼夜兼用，精血已枯”，而且任职三载有余，“一筹莫展，寸土未恢；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等等，请求皇上予以罢斥处分。
福临却力排众议，始终重用洪承畴。在朝廷上下非议洪承畴最起劲的时候，福临却说：“大学士洪承畴受命经略已经三年，所统各官眠霜冒雨，不得休息，理应颁赏加奖。”拨发了大量甲胄、鞍马、弓矢、衣服等物品颁赐给洪承畴及所属提督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官员。当洪承畴迫于朝中攻讦的压力，自陈老病无功，请求罢免的时候，福临不但不准，而且明谕留任，还给洪承畴加太傅，兼太子太师等朝廷的最高荣誉头衔。
在顺治帝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下，洪承畴得以实现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军事策略和“遍晓皇仁，广行招抚”的政治手段，促使南明永历朝廷内部发生变化，不战自乱。
洪承畴的软硬兼施、大力诱降击中了南明永历朝的要害。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起，其文官武将陆续降清，越来越多，南方局势也逐渐向有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南明内部公开分裂，号称秦王的南明主要军事领袖孙可望，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赴长沙，抵湘乡，投降了洪承畴，这样，清王朝进取云贵就有了最好的向导。
消息传到朝中，顺治帝大喜过望，立即在十二月初六日发下敕谕，特封孙可望为义王，并不失时机地马上在十五日部署进兵云贵。半个月后，即顺治十五年的正月初九日，福临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等大将率领八旗大军远征，并命驻兵四川的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驻兵广西的赵布泰为征南将军、驻兵湖广的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三路进取云贵。
到了顺治十五年，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从政治形势上看，南明永历朝已经远不是清王朝的对手了。清军进展十分顺利。在这一年的十月，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就与洪承畴、吴三桂、赵布泰等会师于贵州的平越，跟着就进军云南。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正月初三日，也即受命出征的整整一年后，清军攻进云南昆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出奔缅甸。这个于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坚持了十三年的小朝廷，在境外又延续了两年后，终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胜利使福临欢欣鼓舞，原有的明朝版图基本上收复，加上关外的广袤领土，顺治帝已经是这个拥有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帝国的主人了！他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能不能经得住胜利的考验而不骄不躁呢？
福临命将出征的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九日，正在他为皇后的过失停进中宫笺表的第三天，后来还有正月十七日亲自复试丁酉科顺天举人、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夭折等大事的交相缠绕，但福临的政事并没有失措和混乱的迹象。可见，他有足够的明睿，不使私人感情妨害军国重务。但是，得意和自满却是有的，恐怕也是难免的。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四月，朝廷里发生了一件追论王公过错的大事。这位王公是科尔沁蒙古郡王满珠习礼。
满珠习礼郡王与清朝的姻亲关系有好几重。他本人是皇太后布木布泰的亲兄，也是皇后的亲祖父，他又先后娶过两位皇家公主，先娶的和硕公主是太宗皇帝抚为己女养在宫中的成亲王岳托的女儿（按辈分她应是皇太极的侄孙女）。此女去世后，又娶了一位公主，皇太极的亲侄女多罗济鼐格格。这样一位货真价实、尊贵无比的皇亲国戚，还有什么过失不能原谅，要公然在朝廷进行追论呢？
己亥之秋（2）
原来，三年前，顺治帝召蒙古王公中娶了公主的额驸陪同公主来京朝见。各王公额驸都立即应召前往京师，惟有满珠习礼以公主有病、两个孙子病死为理由，辞谢不来。负责蒙古等外藩事务的理藩院据此上奏参劾满珠习礼，福临批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会议结果还未上报皇帝，满珠习礼已星夜赶赴京师请罪朝见。后来，各公主、额驸们亲戚相见，又同在太和殿朝贺天子，天子赐宴，尽欢而饮，气氛热烈和悦，满珠习礼的小小过失就不了了之。
如今，旧事重提，福临批示理藩院说：“因满珠习礼是皇太后的亲兄，又曾效力行间，多有劳绩，原本要进封他为亲王。不料他不遵诏旨、藐视朕躬，其过非小。既引罪来朝，从宽免议，但进封亲王亦着停止。”
如果满珠习礼当时没有星夜引罪来朝的行动，而是坚持请假不来京，恐怕爵位都保不住了！此时的福临，志满踌躇，不能容忍一点“藐视朕躬”的苗头，哪怕是亲舅舅，稍有触犯也决不原谅，一样大加挞伐。想必皇太后进行了干预，过了一个月，福临还是进封满珠习礼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由此不难感到，福临身上正日益滋长着自满自骄，日益变得不可一世了。
他很快就受到了教训。
在清朝大军讨伐南明，朝廷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大西南一隅，为不断传来的捷报欢欣鼓舞之际，东南沿海沿江正在发生原子裂变似的剧烈动荡。
清军大举出动攻伐云贵的消息传到东南沿海时，还拥有很强实力的南明延平王郑成功、兵部侍郎张煌言紧急筹划，决定立刻进兵江南，以牵制清军，挽救南明的危局。郑成功率大军于四月二十八日从浙江定关出发，经宁波、舟山、羊山，五月十八日就到达了长江口的崇明。可惜当时的通讯太迟缓，两大抗清力量之间的联络太困难，郑成功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在他率大军出发的时候，他努力想要救助的南明永历皇帝已经在两个月前逃离国境往缅甸避难去了。
六月，郑成功大军溯江而上，大败清兵，十三日泊船焦山祭天，次日祭地，十五日祭明太祖、崇祯帝、隆武帝。十七日大败清朝操江巡抚朱衣佐、游击左云龙部数千人，斩左云龙、擒朱衣佐，攻克瓜州，清军望风而溃。二十二日，大败清朝提督管效忠部，四千人尽歼，清朝驻镇江总兵高谦、知府戴可进于二十三日献城投资，郑成功命麾下大将周全斌守镇江，分兵攻克镇江府诸县。二十六日，郑成功的前锋到达江宁。
在攻克瓜州之后，张煌言率领另一路人马，溯江而上，取仪真、江浦，大江南北为之震动，
芜湖递上了投降书，这路人马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个号称米市的重镇。此后，张煌言相机度势，兵分四路：一军出溧阳，窥广德；一军镇池州，截上游；一军攻克和州以巩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图徽州，并传檄各府州县抗清复国。于是大江南北相率投款，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四府；广德、和、无为三州；当涂、芜湖、繁昌、宣城等二十四县皆降。张煌言考察官吏、黩陟廉明，父老乡亲争着出来迎接，老人扶杖，妇女焚香，青壮年杀牛送酒犒劳大军。人们望见明朝衣冠，无不涕泪交下，因为异族统治下，已经十五年没有看到过了。
这时，清朝的漕运总督亢得时因援救镇江兵败而投水自杀，各地方官自巡抚以下纷纷仓惶欲逃。张煌言力图乘此良机进军江西，驰书请郑成功急攻江宁。
七月十二日，郑成功大军十余万登岸，诸将分别屯兵，守住江宁城外各险要地形，连营八十三处，将江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历史上多称之为金陵，是清王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也是控制长江、控制整个江南的军事重镇。倘若江宁失陷，就等于丢掉了整个江南，这对清帝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噩耗传来，不啻在福临头顶上炸响了一个焦雷！这当头一棒把志满意得的他几乎打懵了。他清楚地知道，金陵城内只有三千守军，无论如何不是郑成功十七万水陆大军的对手，速派救兵是挽救危局的惟一办法。可满洲大军远征云贵，鞭长莫及；近处的增援清军，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望风而降，金陵城内三千守军中满洲兵只有五百，汉人军队能靠得住吗？江南总督郎廷佐也是汉军旗人，他靠得住吗？
不是被攻陷就是举城投降，眼看金陵失陷就在早晚间。金陵一失，江南半壁就会完全落入郑成功手中！这可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天下赋税一半都来自江南，一旦失却，不就等于断了朝廷的半条命吗？
更可怕的是，江南一失，淮北、山东必定像长江两岸一样，一呼百应、一呼千应，必定势如燎原；再蔓延到山西、直隶，京师就将被包围，那时候，普天下的汉人就会万众一心，一起动手，拿起刀枪，杀向占领和盘踞在他们祖居田庐上的凶暴的满洲人，清王朝就将陷入反叛的汉人的汪洋大海！天下的汉人有多少？满蒙八旗才有多少？那不就是满洲的末日吗？爱新觉罗氏不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了吗？
惊慌和恐惧完全压倒了福临，他失去了理智和镇静，竟一头冲进慈宁宫，扑倒在母亲脚下，大声叫喊起来：
“额娘，我们退出山海关，回老家去吧！回到我们祖先呆的地方，回到我们应该呆的地方去吧！”
己亥之秋（3）
正在为金陵被围忧虑的皇太后被儿子的狂乱惊住了，连忙用责备的口气问：
“皇儿，你疯了吗？”
“不！不！”福临惊慌地蹿起来，浑身不住颤抖，语无伦次地说，“江南已经丢了！郑成功就要攻陷金陵，安徽山东一反，畿辅危在旦夕！汉人几千万，几千万哪！哪里容得我们！额娘，我们快走！”
这是福临自尊自傲掩盖下的自卑怯懦的一次大暴露。他潜意识里的东西在这一刻控制了他。
人们至少可以窥见他的两重深层心理。一重是，作为一个人数少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要去统治一个人数多的、经济文化先进的民族所必然产生的自卑感。很可悲，不仅福临，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英明有为的康熙帝、乾隆帝，也同样存在着这个心理弱点。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