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作八股文，士子们只准用四书口气说话，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这样就省得不安分的士子弄出异端邪说来，扰乱人们的思想。
为了怕子孙不争气，我写了《皇明祖训》，订了《大明律》，作了《大诰》，把规矩做得铁桶般相似，让他们世世相守。连老百姓各行各业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住多大的房子，我都规定得明明白白。我规定老百姓没事时只能在本乡待着，不许四处走动，离乡百里就要到县里申请，为的是怕他们结伙作乱。
谁不守我的规矩，我就狠狠地惩罚。为什么我的军队最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我执法最严厉。老百姓但凡不安分的，就被我抓来做筏子，杀一儆百。安阳王富安，因为走失一头驴，当街骂大明朝治安不好，被人告发，拿来我这里，割了舌头，剁去四肢示众。军人姚晏保，不守纪律，违纪踢球玩，卸了右脚，全家发配云南。卢善传白莲教，自称法师，被我捉来，剥光衣服，缚在铁床上，用开水浇了，浇一层，用铁刷子刷去一层皮肉，直到刷死。这些事，我都写到《大诰》里，叫全国的村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土地庙集会，学习《大诰》。我规定，每个乡都要置办一个木铎，派一个年高有德的老人，五天一次走乡串村，沿途敲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按理说，我做得够周密了，可还是不放心。法度再严，也系不住人心呀！尽是那些心窍多的难收弄。自己年纪一天天大了，太子又死了，太孙年幼，我死之后，这些豪杰每谁人压服得住？便我在时，法度如此严密，尚且终日不安生哩！汤和日日嗜酒妄杀，又夺人产业；廖永忠派人和太监打通关节，打听我的心思；曹兴擅自杀死朝廷命官；蓝玉衣带上镶用金龙。桩桩件件，逃不过我的耳目。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狠狠心，弄了几个大案，说他每都谋反，分着一批批杀掉了。借胡惟庸案杀了三万多人，杀了六个公爵，十六个侯爵。蓝玉案杀了一万五千余人，一公，十三侯，二伯。剩下几个公侯，这两年也零星弄死了。说起来，当初随我起兵的老乡每都已经杀光了。
豪杰杀光了，可心还是放不下。成天到晚，心仍是悬着。总担心自己定的办法有什么疏漏的地方，只好坐下来把定下的法度一遍遍从头细捋，看看有什么不安稳的。这可真耗心血呀！捋了一遍又一遍，挑不了毛病，可还是不管用。看见宫女太监偷偷溜我一眼，就觉得是在盘算我诅咒我；看见文武百官在殿上说话吞吞吐吐，就以为是要欺瞒我，是怕我刻薄狠毒，盼我早死哩！尤其是天黑下来，一个人坐在禁城里，便揣想别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官员们有没有私下里交通？是不是有人正在灯下密谋造反？乡里有没有人聚众拜佛烧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刻不担心，弄得我心力交瘁，精疲力竭。只有杀人时心里还好受点。杀一个人心里就放宽一些，毕竟这个人不能再捉摸我、怨恨我了。而且愿意看人不得好死，越是血肉横飞心里越是舒服。没事便廷杖官员，按在殿上活活打死。如果一天不杀个把人，不见点人血，这一天简直没法过。弄得官员们每天上朝前都和家人诀别，平安回家都得摆酒庆贺。
这才觉出自己这是病了，心里有病啊。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
正文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2）
初诊意见
此患疑是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
诊断依据
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
１． 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悟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的意思。
２． 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３． 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４． 忌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５． 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施虐倾向的诊断标准：
１． 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度冷漠，极度自私。
２． 有强烈的控制他人指挥他人的欲望。
３． 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并难以抑制。
４． 喜欢看到受攻击者的痛苦，喜欢施行残酷行为，并从中获得成瘾性快感。
诊断过程
我们通过阅读患者病历，并结合调查走访，进一步确认了诊断结果。我们发现，患者的症状非常典型，几乎是学术意义上的样板。一般来说，以上所列的偏执型人格障碍五条诊断标准中，只要有三条符合即可确诊，患者五条均符合。施虐倾向的四条标准也基本符合。兹叙述如下：
１． 敏感多疑，常将他人无意的，甚至是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和歧视自己。对常见的记号或事件会悟出隐含贬低或威胁性的意思。
这在患者自诉中已有所表现，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还有许多事例。患者早年家境贫寒，曾做过游方和尚，参加农民叛乱，被人称为“贼”、“盗”。患者经常担心别人因他出身卑贱而看不起他，因而过于敏感。称帝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同下文提到的贺寿表、正旦贺表等均为一种礼仪性公文），有“作则垂宪”一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有“仪则天下”一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一语，因淮河方言中“则”、“贼”同音，患者认为这是在骂自己做过“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语，患者认为“生”是代指“僧”，讽刺自己做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语，被误解为“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语，“取法”被误解为“去发”。以上诸人，都被患者处死，有的还全家被杀。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一语，虽然念不出什么，但患者觉得别扭，怀疑含有讽刺意思，此人亦被杀。到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６年），因此类文字忌读被杀者有三十二人。
其实，按正常思维，以患者地位之尊，绝不会有官员在贺表中胆敢寓含讽刺，更何况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前仆后继地以生命做代价讽刺他。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患者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患者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类似的事例还有：著名诗人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一句，患者以为是在讥刺他，鉴于高启名气之大，当时没有发作，但心不能平，几年后终于借细故把高启腰斩于市。
还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患者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煞”。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怀疑自己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一个皇帝是出身赤贫。虽然患者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出身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患者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以上这些事实，包括患者自述中对功臣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充分表明患者的极端自私、极度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２． 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患者此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患者称帝后，便时常怀疑别人要陷害自己，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经常无端猜疑。患者信奉曹操的哲学，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位后他热衷于用特务手段来监视下属，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早在做农民军领袖的时候，他派卫士何必到江西袁州侦察敌情，何必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他起用一些心腹，称为“检校”，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制度。
患者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患者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正文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3）
虽然这样监视，患者还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终还是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十五年（１３８２年）、十八年（１３８５年）、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制造了所谓“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前后诛杀了十一至十二万人，将他认为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开国将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大户全部杀光。其中绝大部分经事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纯属误杀。
３． 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耐挫能力较常人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著，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妻子李淑妃。
按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扶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思薄结，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自大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吧，一篇之中，对同一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习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无法执行。如为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并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４． 忌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户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状况日差一日，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却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因此心理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患者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患者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有的地方，因为族诛过多，“邻里殆空”，“一时富室或无一存焉”。（吴宽《匏庵家藏集》）
最看不惯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明太祖实录》）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异常痛恨，曾颁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意违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