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摇摇头。
“那是她嫁妆的一部分，”明妮回答说，“很精致的一套，大概值四百元。”
“把它放进箱子里。”校长说。
明妮简要地对我们介绍了一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这个难民救济会，是由一些在南京的外国人建立的，他们不顾自己国家大使馆的催促，不肯撤离。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安全区占地近四平方公里，曾是外国大使馆、领事馆和一些教会学校最密集的区域，现在这块地方将变成一个中立区，为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当时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些外国人的努力，向他们提供了八万元现款和四十五吨大米和面粉，用以建立难民营。感谢老天，长江流域今年的大米收成很好，所以南京城里大米充足。不过，车辆却非常短缺，经常被军队随便征用，中立区虽有配给的粮食，却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如果不是委员会的干预，一些撤退的部队还差点儿将储存在下关江岸附近的数百吨大米付之一炬。蒋委员长自己也掏出十万元给委员会，不过到这时刚送来四万。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交涉过，但日本方面没有直接对中立区作出承诺，只是说，皇军将“在与其战事需要不冲突的前提下，尽量尊重安全区的中立”。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十五位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人士组成，大多是传教士，也有一些商人和大学教师。主席是五十五岁的约翰？拉贝，他是德国人，是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西门子公司为南京城市建造了全城电话系统，为发电厂维护机器，并为我们的几家医院提供了现代化设备。拉贝还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德语学校，他把学校连同他的住宅，一起向难民敞开了大门。委员会里没有女性成员，因为很显然她们可能会碰上难以想象的危险，比如直接和日本兵面对面。不过，还是有两名美国妇女参与了救济工作，一个就是我面前的明妮？魏特林，另一位是霍莉？桑顿——一个兼职的英语播音员。我很喜欢霍莉，她四十岁，是个寡妇，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明妮和霍莉两人都是约翰？马吉牧师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有好几个美国人，既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又是红十字会的成员。
听了明妮介绍的救济工作情况，还有金陵女子学院的校园将被用来收容妇女儿童难民的前景，吴校长低下了头。她那一头短发剪得比平头长不了多少，眼睛黯淡了，渐渐涌上泪水。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明妮说：“你觉得怎么合适、怎么必要，就怎么做吧。我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国人在这里的遭遇。现在，倒只有一群外国人可以帮助难民。真令人羞耻啊。”
吴校长想起的是中国军队对外国人的暴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几支中国军队对城里的外国人大肆施暴，抢劫、放火，摧毁他们的学校和住宅。有些士兵殴打外国人，还强暴妇女。有一小队人闯进金陵学院，从生物实验室抢走了几台显微镜，还抢了教员的私人用品。在南京大学，有六个外国人被枪杀。我还记得有几个传教士怎么样爬下城墙，奔向美国和英国的战舰。那些战舰向城里开了炮，来阻击中国军队接近一群被困在山头上的外国人。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后逃离了南京，明妮和我们学校其他的外国教员逃到青岛，不敢再回来教书。当时觉得他们来华的使命就此终结了，可是六个月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又返回来了。明妮是第一个回来的，她要继续完成一座宿舍楼和玫瑰园的修建。
南京安魂曲 二（1）
明妮到美国大使馆送皮箱去了。瑟尔？贝德士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学校来检查救济工作的准备情况，顺便收集一下学校附近一些妇女们制作好的红十字会旗子。他身着华达呢大衣，脚登一双劳动靴，使他看上去带几分英气。他身高一米七五，体形偏瘦，戴个近视镜。他告诉我，安全区内计划一共设立十九个难民营，不过，除了我们学校，只有南京大学的宿舍楼是专门接收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瑟尔还捎来了一些信件和一捆《字林西报》，这是我们学校教员订阅的一份英国报纸。自从日本人八月份侵占上海，报纸就总是晚到两个星期，一来就是一捆。
瑟尔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学校大多数教员已经跟着国民政府撤到内地去了。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会说汉语、日语和俄语。我丈夫在战前曾经和他共过事，所以我认识他已经好几年了，很喜欢他这个人。我陪他察看了几个大教室，里边的桌椅都搬走了，腾出地方来准备接收难民。我告诉他，按照一个人占地一点五平方米的估计，我们最多可以接收两千七百人，不过，我们觉得接收两千人，会比较从容。他微笑着点点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些微皱纹。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数字，派克水笔在他有劲的手中一闪一闪的。我们走过院子时，他头歪向院子当中在地上铺展开来的一面九米多长的美国国旗，那是给天上的轰炸机看的，告诉它们这里是美国的财产。
“这办法不错呀。”他说。
“哎呀，花了我们一个多月才做好的，”我告诉他，“这种时候，找到一个能干的裁缝可不容易。那个裁缝一开始把星星放到右上角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们都换到左边去。”
瑟尔咯咯地笑了。他咂了咂舌头，“你们这片小天地多么漂亮啊。”金陵学院以它美丽的校园著称，校区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林木花草，每年秋季，这里都会举办花展，可惜今年没有花展了。
突然，防空警报响了起来，好像一大群人在哭丧。人们开始向防空洞跑去。“咱们去那里躲躲吧。”我指着小教堂对他说，那座楼里有个地下室。
瑟尔摇摇头。“我等看见炸弹掉下来再躲也不迟。”
我拉住他的袖子说：“快走吧，就当检查工作了。你得看看我们的防空洞，对不对？”
“这是假警报。”
近来假警报太多了，所以人们都不把第一级警报当回事了。不过，就在这时，第二级警报响起来了——更短促，更急速，这是告诉你，必须躲进地下。更多的人跑起来。瑟尔和我刚刚跨出学校的前门，就听见我们东边两三里远的住宅区一带响起了爆炸声，像是在西华门附近，那是满族人的老城，现在是贫民区。冲天的白烟升起来，高射炮这时开火了，炮弹像一团团黑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
“咱们就去那里吧。”我边说边带着瑟尔走向最近的一个防空洞。一阵高射炮弹的碎片刷刷地从树梢间落下来，砸到屋顶上，有一些落在我们脚前，扬起一股尘土。
防空洞里，一些妇女怀里抱着婴儿，身边坐着大一点儿的孩子。一位母亲呵斥着她的几个孩子，不许他们在洞口朝外看。角落里，两位老人坐在马扎上，伴着豆油灯，对着一副棋盘厮杀正酣，仿佛他们常在这里消磨时光，全神贯注地对弈已经好长时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像炸鱼的味道。瑟尔和我坐下来后，我对他说起坐在周围的那些妇女，“现在她们对空袭都习以为常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说是飞机上有一种仪器，能探听到地上说话的声音。”
南京安魂曲 二（2）
瑟尔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说：“这么轰炸住宅区，真是太可恶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
“那些飞行员轰炸平民一定挺开心，”我说，“混账东西，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犯罪！”
“如果日本战败，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会被送上法庭的。”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是什么结果，没再说话。我转身去看一个正在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着胶布。
没一会儿，瑟尔又说：“这里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没吱声，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怀疑，尤其对我们中间那些社会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走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随着国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内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和军人一起作战？就算不上前线，至少干些事给军队鼓鼓士气，或者照顾照顾伤病员也好啊。怎么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穷人和弱者在打？对于这种质疑，我丈夫和我都无法争辩。这些天来，我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在城里看到的新兵，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乡下来的，面有菜色，目不识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们上前线，除了当炮灰送死没有别的。
警报解除之后，瑟尔骑车离去了，我便朝办公楼走去。快到楼前的时候，看见明妮正在大门前跟大刘说话。大刘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篮球队员。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大刘正在请求明妮允许他们一家人搬进我们校园。明妮从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在跟他学古文，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大刘是个头脑清醒、富于机智的人，又懂英文，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已经好些年了。有他在旁边，是件很不错的事。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大刘声音洪亮地说道。
“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说。
“明妮。”他一脸严肃地重复。
我们都笑了。这边很多人管明妮叫“魏特林院长”，这一称谓似乎让她不大自在，当然，不熟的人这么称呼，她也不会反对。
这时明妮想起一个主意，她眨着褐色的大眼睛，对大刘说：“干脆，你替我们工作吧。我们的秘书孔先生回乡下老家了，现在我们有几百封信都没回呢。”
“你要雇我？”大刘问道。
“没错，做我们的中文秘书。”
“此话当真？”
“她现在是校长啦。”我告诉他。
“对啦，我任命你啦。”我从明妮的声调里听到一种激动。显然，她对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骄傲。
“好极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刘粗犷的面孔顿时发光。
大刘一直在找工作，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儿子需要他养活呢。他下个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薪水暂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这可真算不少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薪水都削减了百分之六十，明妮现在每个月五十元，我是三十元。她建议他们全家住到东院去，那是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四合院，明妮十年前监工修建的，原来是为用人设计的住房，由于建造得太好，以至于有些中国教员抱怨说，那里的环境比他们自己的房子都高级。我们家也住在东院，这样一来，刘家就成了我们的邻居。
我们三人正说着，就看见我们的商务经理白路海来了，朝着明妮招手。他那头衔听上去挺不得了，其实他主要是处理校外的生意，校园内的后勤大多由我管理。这位年轻人有点儿跛，快步走过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蒋夫人把她的钢琴和留声机给我们送来了。”
“哦？白送？”明妮问道。
“是的。”
“东西在哪儿？”我问。
“正在音乐楼门前往下卸呢。”
“咱们看看去。”明妮说。
我们四个人一起向音乐楼走去，小教堂也在那座楼里。我感到蒋夫人一定是在撤离了，这感觉让我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就证实了蒋家秘密撤离的传言。不知道吴校长对他们要走的计划知不知情。蒋委员长的撤离会不会影响守城的部队？士兵们会不会觉得被抛弃了？再一细想，我知道没有理由指望委员长留在作战前线。如果他被打死了，或被俘了，那才是灾难呢。
音乐楼门前停着一辆六轮卡车，五名士兵正抽着自制卷烟，他们的大衣都堆在地上。钢琴是一架鲍德温，已经被卸下卡车，看上去颜色已经发暗，用得很旧了，不过留声机还很新，放在牛皮箱里，配着亮闪闪的铜喇叭，还有两箱唱片。明妮掀开钢琴盖子，随意按了几下琴键。“音色很好。我们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用得着这家伙。”她说罢朝那几个士兵抬手示意，“请把它搬进去，放在风琴旁边。”
我们对这个馈赠感到挺高兴，可是我想不起来学校里有谁会弹钢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我的朋友霍莉是个音乐家，不过广播电台的事就够她忙活的。就连明妮也敲不出一段曲调来。她常说，她这一辈子都希望自己能会一样乐器，最好是大提琴。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多羡慕那些课后可以去学艺术和音乐的同学啊。她的老家在伊利诺伊州的塞科尔镇，六岁时母亲就死了，她十来岁就得替当铁匠的父亲管家了。少女时代的缺憾感，她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摆脱，仿佛那是一场她恢复不过来的大病。正因为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给金陵学院周围的穷孩子们上课，不仅教他们识字、算术和实用技能，还会教给他们一些娱乐活动，哪怕只是一支歌或一次球赛。为此我对她很钦佩，她的仁慈之心使她跟别的外国女教员不一样。
我要路海给五位士兵每人一包红屋香烟。这些年轻人随时可能上前线，所以我想让他们高兴一下。“我们刚好没有香烟了。”路海说。
“到我家去，找耀平要五包来。”我跟他说。
明妮说：“对呀，跟高先生说，他的老板有急用。”
他们都笑了，以为我在家里一定是说一不二的，其实哪是这样啊，我爱我丈夫，也尊重他，从来不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可能是我在学校里的工作要求我指挥大家做很多事情，所以给人留下个总要发号施令的印象。我告诉路海，“跟耀平说好，我们一买回烟来就还给他。”
路海乐颠颠地去取香烟了。
南京安魂曲 三（1）
和往常一样，耀平一起床就点上烟斗，泡上菊花茶，边喝边看当地的《紫金山晚报》。都十二月了，报上还尽是婚礼启事——当爹妈的都急着要把女儿嫁出去，一旦日本兵打来，可以指望新郎和婆家保护新娘。我们的女儿丽雅，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正在厨房忙活早饭，她的儿子帆帆还在床上睡着。她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可是肚子还没显出来，动作依然敏捷。她爸爸想让她给我们生个外孙女，可我还是想要个男孩子——我喜欢女孩子，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女孩子比男孩子要遭更多的罪，更需要别人的保护，当父母的要不断地为她们担心。耀平是个话不多的人，一直在南京大学任历史讲师，可他没有跟着学校撤往四川，不愿意跟我们分开。再加上他患有低血压、眩晕症，还有关节炎，需要人照顾，所以他也无法长途跋涉去四川。除去这些，我们觉得全家在一起待在金陵女子学院里会更安全，日本兵不大可能攻击一所美国学校。可是我女婿，丽雅的丈夫，已经随着国军撤走了，他是军队里的情报人员。
洗漱完毕我就去看吴校长，她今天动身离开南京。她和我都是湖北武昌人，从她当校长时，我就为她工作了。
校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九月初快开学的时候，只回来两个女生，一个月后连她们也离开了。接着，一些教员撤离去了武昌，他们在那边又开始给一小部分学生上课。一些外国教员暑假以后没有从上海返回。吴校长马上要和另外一些中国教职员工会合，加上二十来个学生，一起去四川，国民政府和很多大学都往那里转移了。她一看到我就说，“安玲，我把学校交给你了，帮着明妮照料好这里的一切吧。”
“我会尽力的。”我回答说。
“有空就给我写信。”她的脸上泛起了皱纹，像是努力要微笑，却笑不出来。
可以理解我就是她在这里非正式的代表了，因为明妮是个外国人，有些事情她无法处理。我们正说话间，明妮来了，微微有些气喘，两颊桃红，闪着健康的光泽。她拥抱了吴校长，还有娇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