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员不学无术，荒淫好色。只知道拼命的为宦官拨刮钱财，鱼肉百姓，真的是一点正经事都不做。伟人曾经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这句话在唐末要倒过来说：“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坏事。”
但是。不少的冗余官员，的的确确就是一辈子都做坏事的，所以黄巢起义才会入井喷一般，席卷全国。
因此，新帝国首先要规定的，就是严禁这种现象的发生。
凡是没有列入正规编制的官员。一律清退，绝不留情。
事实上，在鹰扬耸的辖区内。这种现象已经没有。
那些只知道搜刮钱财的官员，在鹰扬军到来的时候，早就被愤怒的群众活生生的拉出来打死了。
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几个系统。核心是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鲁正式确定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小，部六部。六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小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承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小刑小工右三部。左右承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新帝国依然采用类似的设置，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
事实上，这套制度的运作方式，是成熟而有效的，是集中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小门下省小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小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都是帝国最有权力的中央机构。
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口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小芶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葳护己？短，海成怨隙，或芶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中书小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口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的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口光宅元年（公元脚年）改中书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公元７Ｂ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日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权力非常大，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关典籍记载：“中书余…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
新帝国恢复日称，称中书令。
毫无疑问，艾飞雨被中书令的最热门人选。
只是他本人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准备功成身退，带着萧致婉去过安静的两人世界。
刘鼎暂时还没有考虑好备用人选。
若是艾飞雨真的不能议政。这个职位极有可能悬空，又或者是艾飞雨遥领。实际工作交给朱有泪和李怡禾两人负责。
中书省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口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董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诺”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这个“阁老”可不是大家潜意识的那个阁老，权力是没有这么大的。
很显然，中书侍郎最热门的卢、选，自然是朱有泪和李怡禾。两人都是年轻力强，又跟随刘鼎多年。最是熟悉刘鼎的脾气秉性。即使艾飞雨因为身体的问题，不能常常参与议政，他们两人也能够承担起沉重的中书省工作来。
中书含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代宗大历时，常襄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典籍记载，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颗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口”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
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
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
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２人，从六品上。相关典籍记载：“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旧人，从六品上，掌朝见歹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含人利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４人，从七品上。主事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２人，右谏议大知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门下省，置侍中二人为省长。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腿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侍中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幽年）称纳言，垂拱元年（公元６岿年）改门下省为鸾台。开元元年（公元７Ｂ年）改称黄门省，侍中称监天宝元年（公元砌年）改称左相。
新帝国恢复日称，称侍中。
相关典籍记载：“侍中，掌出纳带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颌判省事”有门下侍郎从，正三品，为侍中之副。
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称鸾台侍郎天宝元年，又称门下侍郎。《百官表》云：‘门下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奉巾，既慨，奠巾；奉抱爵赞献。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阙，则莅封符券，给传驿。”
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能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议大灿人，正四品下，掌谏诤得失。侍从赞相。
第586章新帝国（2）
武后垂拱二年（公元眺年）朝廷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每天都有人升官，也每天都有人罢官，朝政完全变味。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上书建议置铜匪以接受四方之书。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铸铜匪四个。涂以四方颜色，排列在朝堂：东方青匪，称为“延恩”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红匪，称为“招谏”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匪，称为“申冤。”
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匪，称为“通玄。”
凡是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朝廷派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人为使者，管理四方铜匪；又派御史中承、侍御史各人为理匪使。
天室九载（公元凹年）唐玄宗以“匪”声近“鬼。”
故改理毫使为献纳使。肃宗至德元年（公元弼年）恢复日称。德宗建中二年（公元飞年）以谏议大夫人为知匪使。又有给事中４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监察弘文馆缘写鹤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毕，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白居易在《郑章可给事中敕》中说，给事中的职责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顾筋年）李藩任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皇上的圣旨，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李藩说，如果用另纸写，便是文状，那能称为拟敕？李藩之所以敢于发此大言，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涂窜而奏还”这两个官职，都涉及到反映民情的问题。本来反映民情，是正常的渠道，可是在武则天期间，则是为了打击政敌，完全被扭曲了。而且里面投诉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是带着功利性，带着目的性而来的，纯粹是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大部分都是诬陷，正常反映的民情寥寥无几。
经过紧密的考虑，刘鼎决定取消这两个职务设立专门的信访部门，建立类似于现代的信访制度。同时，信访部门的权力，进一步压缩。以免被人用来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事实上现代的信访制度，同样不完善，但是在更完善的制度出来之前，这个信访制度还是必须的。
不过后来，给事中的权力又恢复了，只要是因为给事中能够封还皇帝的旨意，对皇帝的权力进一步约束。对于刘鼎来说，这或许不算是什么好事。在门下之外，还有一个给事中能够给自己添麻烦，甚至是将自己的旨意原封不动的退回来。但是对帝国来说，却是好事。
美国哪位总统曾经说过，咖啡煮热了以后，要凉一凉。意思是说。政策出台以后，也要凉一凉。冷静冷静，或许在凉一凉的过程中，就会发现问题。唐末很多政策出台，都是不经大脑的，例如国岸虚空。就下令掠夺地方富豪的资产，结果将支撑帝国的最后一根柱子，也完全砍断了。
白居易所谓“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门下省》说的“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样。给事中可“与御史、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
就是指他们可以组成“三司”越过执法机构，受理天下冤错案件，听其诉话。这种制度称为“三司受事”或“三司详决”白居易所谓‘有司选补不当者，则与侍中裁退之”就是“六品以下奏拟，则校功状殿最小行艺，非其人，则白待中而更焉。”
这种制度称为“过官”又有起居郎２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则起居郎居喜，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诏命，起居郎俯鞋以听，退而书之，每季终了时交给史官。贞观初年。以给事中小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小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时，为了防止泄密小上言减少预闻机密的人员，故命起居郎小舍人承旨之后，与百官同出，不得与闻机务。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８巫年）才诏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阁之日，具纸笔立于烦头下，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
此外，门下省还没有录事４人。从七品上；主事４人，从八品下；左补阙６人，从七品上；左拾遗６人，从八品上：典仪ｚ人，从九品下。掌赞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门郎４人，从六品上，掌京城小皇城、宫殿诸门开关之节。符宝郎从，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大朝会，则奉宝进于御座，天子行幸，则奉宝随从。凡命将、遣使，皆请旌、节。旌以颗赏，节以颌杀。
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它们均分左小右置，‘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左右补阙，从七四Ａ专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鹏，小置的。相关典籍记载，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公元凹８年）曾任过左拾遗。他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口‘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谏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机会，所以。官品虽低，也颇为时人所重。从理论上说，谏官的本职，就是建言讽谏。即使言辞激烈，也无可责难，白居易在任拾遗小补阙期间，曾尽其职而力谏，屡次上书言事。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据典籍记载：‘白居易因议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绎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x小ｓ说ち屋ち首ち发所以，元和八年（公动Ｂ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元和十年（公元８占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
而当时日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并借机加以诬陷，把他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既说明了谏官有言事的特权，也说明谏官处境的艰难。
总的来说，门下省做的，都是给人难堪的事情，例如现代的监察部门。但是比现代的监察部门权力大很多很多，它有权力将皇帝的旨意，都封还。因此。这个给人难堪，不仅仅是指文武百官，还包括皇帝在内。因为它有权力，将皇帝的旨意退回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皇帝的监督，比皇帝的权力还要大。
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实在不多。在唐朝建立的两百多年前，门下省封还的皇帝旨意，可能不到十封。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些封还的旨意，都是封还武则天的，结果武则天居然也接受了。后人研究武则天，觉得她的性格实在是复杂，许多男子做不到的事情，她做到了，甚至比男子做得更好，这此封还的旨意，就是很好的证据。
所以，门下侍中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而一般的官员，也不愿意出任这个得罪人的位置。
新帝国的门下侍中两人。除了崔码和王承颜，没有其他人主动竞争。
因此，崔碍和王承颜，主政门下省。基本上已成定局。
有些人甚至预料到，两人主政门下省，只怕艾飞雨、朱有泪和李怡禾都要头痛。
若是政令不完善，只怕门下省是很难通过的，哪怕是刘鼎亲自说情。他俩也未必卖面子。
尚书省，尚书省置令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魄年）改称东台，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懈年）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瞄年）称为都台，长安三年（公元旭年）称为中台。唐代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个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别称南省或南宫。
从中书门下发出的诏令制敕，均经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州县，或者根据诏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胺（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这说明尚书省的权位相当重要。
唐太宗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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