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国焘野心不死，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赶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产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
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刘伯承）
第二部分第31节 杨成武回忆长征（1）
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决定北上过草地，命令我们团为过草地的先头团。毛主席很关心这一行动，要亲自给我们先头团交代任务。
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带着骑兵侦察员从波罗子附近，飞奔党中央的驻地毛儿盖。十数匹快马像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而驰下山谷，在山峦起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由于急于听取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得太慢。
到了毛儿盖，直趋毛主席的住处，见到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主席。我边走边打量着这个住处，这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关牲口，楼上住人。上了小木梯，踏上楼板，邓发同志朝里一指：“毛主席就住在里面。”
当面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我还是第一次，心中不禁有些激动。
主席看见我们进来，立即同我握手，叫我坐下，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亲切地对我说：
你来了，很好！这次你们四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稍顿一下，主席又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他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主席详细地告诉我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具体地指示了解决的办法，以后又强调地指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以后，主席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质准备情况。
我向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我们有过草地的思想准备，省吃俭用存下一些粮食，沿途采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人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
我说已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通司作向导，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毛主席指示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毛主席以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你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接受具体的指示。我向主席敬过礼以后，立即去见徐总指挥。
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出来，赶紧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担心！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
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新驻地，我便说还没有吃饭。邓发同志听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内，不一会便端出一个土盘子，里面盛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对我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我一听说是主席的晚饭，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眼前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邓发同志找不到饭才告诉主席，主席叫他把自己的晚饭端给我吃。我久久地望着六个乌黑的小馒头，心里在想：主席一顿饭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饱，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饿肚子。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该说没有吃饭，并决心不吃。但又一转念，不吃，主席是不高兴的，只好吃了两个。邓发同志还要我吃，我坚决谢绝了。这时候，主席从房子里走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不吃了？不吃饱不好工作啊！”我只说：“我吃饱了。”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吧，没有别的事情了，望你们完成任务。”我向主席敬过礼，便离开了主席的住处。
一路上，毛主席的亲切明确的指示，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着。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像一幅图画展示在我的眼前。是的，过草地是向神秘的大自然挑战，要把连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征服，要同风雨、冰雪、饥饿搏斗，要粉碎反动派的骑兵的袭击，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但是当我一想起主席的指示：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就感到我们肩负的任务无上光荣，只觉得眼前明亮无比，浑身是劲。我满怀信心地想：任何困难是挡不住我们红军前进的。让阶级敌人再次领略领略无产阶级武装部队“硬骨头”的英雄本色吧！
第二部分第32节 杨成武回忆长征（2）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铭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整编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四方面军张仁初同志率领的二九四团编为我团二营，他们把本来不多的粮食、衣服抽出一部分分给各营，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钢铁般的团结去战胜草地的困难。
21日清晨，我们红四团，肩负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开始向草地进军了。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
第一天我们就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河水泛滥，曾一度挡住了去路。黄昏，只得在一个稍高的小山上渡过了第一个漫长的夜晚。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们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天快亮。
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有的感到两腿瘫软无力，举不起步。但我们牢牢地记住了主席的指示，越困难，大家团结得越紧。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我们几个团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宣传员郑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只有十七岁，是一个十分惹人喜欢的“小鬼”。进入草地的第四天，郑金煜同志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命令饲养员老谢，把乘马给郑金煜骑，保证把他驮过草地，并且把我们的干粮匀出一部分给他吃。后来，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我们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后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同志轮流扶着他走。到第五日中午，忽然后面传话上来：“郑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我知道有问题了，便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老远就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到得跟前一看，郑金煜同志已面如白蜡，双目紧闭。他听见我的声音，强睁开眼睛，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断续地对我说：
“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北上抗日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经过一阵急喘后，郑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坚定地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我压住心头的沉痛，安慰他：“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过草地，同志们一定帮助你走过草地！”随即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代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
可是到了下午，这个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草地，这残酷无情的草地，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呵！不少同志长期间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英雄史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终于从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至26日胜利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在班佑担任了两天警戒，第三天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向天险腊子口前进。
（杨成武）
第二部分第33节 钱江回忆长征（1）
我是江西吉安富田横坑村人，1915年8月生。幼年父母双亡，与弟弟两人成为一对孤儿，备尝人世艰辛。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帮人做杂活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高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发了朦胧的革命意识。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的家乡吉安成为对敌斗争的前线。1929年红军来到富田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担任了儿童团团长和少先队副队长，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故事。知道他们领导的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土地革命活动中，是穷人的救星。他们对穷苦人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对敌人英勇奋战，毫不留情；他们指挥红军作战，战无不胜。因此我由衷地对朱总司令、毛委员产生了敬仰之情，对红军十分羡慕。
1930年10月初，红军攻占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我已经是共青团员，就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分配在红十二军当杨立三的公务员，杨立三调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副官长时，我随他分配在总司令部公务班。我想，这下子我就在朱总司令、毛委员身边工作，所以高兴极了。这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处，一个副官处，机构精干，人也不多。11月，我被调到卫生所当卫生员，仍旧编在公务班，班长是朱总司令的公务员康东生，同班还有参谋长朱云卿的公务员李力田。毛委员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军团政治委员，他的公务员编在另一个班。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是在行军路上，李力田指给我，哪一个是毛委员，哪一个是朱总司令。只见毛委员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目光慈祥，头发较长，身着普通灰军服，平易近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革命领袖这样俭朴，没有官架子，和我们红军战士一个样，我更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打倒土豪劣绅和蒋介石，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那一年冬天总司令部移驻小布，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毛委员说了话。那天毛委员和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一面看病，一面向卫生所长邹南山询问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况。他问卫生所共有几人，忙不忙。邹南山作了回答，同时把我介绍给毛委员说：“最近增加一个小鬼帮忙，司令部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