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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还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还亲自带头学习经史，表示对于儒学的重视。并下令翻译儒家著作，还请名儒学大师讲授汉文经典，要求皇室成员、群臣百官都必须习读儒经。
在朝廷中，统治者任用儒士，如耶律楚材、赵复、许衡、姚枢等一批汉族或少数民族中的儒林名士，都先后委以要职。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之下，使儒家学说在元代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程朱理学的地位被统治者得到确认的同时，儒学声势的显赫也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韵律。因为，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事实上，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懂得不同的学说、教派，也知道其有着不同的效用。元仁宗常常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因而都予以宽容。
至于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甚至分裂出像邓牧那样把儒家大同理念与道家无为主张结合起来，敢于抨击皇帝专制和官吏贪暴的思想家。总之，“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复合体和交叉体，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的特色。
元朝廷对各门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加以优待和提倡，唯独禁止白莲教和弥勒教，因为这两种宗教在民间秘密流传，已成为农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在这种政策之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另外，景教和明教（摩尼教）等也都可以自由传播。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特别是从西藏传来的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形成的一个教派，最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尊重。吐蕃（今西藏）地区，在贵由为蒙古大汗时，已通过吐蕃的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向蒙古纳降，接受蒙古对吐蕃的统治。
后来蒙哥继任大汗，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国，途中驻军于六盘山（在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法王八思巴（萨斯迦班智达之侄），又来这里会见忽必烈。今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还保存着八思巴朝见忽必烈的壁画，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
忽必烈即位后，乃封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元世祖忽必烈尊西藏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命他制定蒙古新字，下诏颁行天下，俗称八思巴字。此后，元朝皇帝和后妃们都以喇嘛为帝师，由其传授佛戒。帝师既是佛教的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掌管西藏军民世俗事务，北京居庸关的云台寺和北京市区内的白塔寺都是元朝著名的佛教建筑。
道教也是元朝十分推崇的一门宗教。因为它也是有着大汗钦点的历史。成吉思汗西征时，曾经召见全真教主丘处机，问以长生之术，呼之为“丘神仙”，封为国师，赐号“长春真人”，命其总领道教。丘处机随从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另外，《雪山应聘图》绘的也是丘处机偕弟子尹志平等18人，受成吉思汗之召，前往西域，在雪山之下，阿姆河畔营帐里应聘的情景。
道教在元代分为几派。江南有正一教，也称天师道。天师世居江西龙虎山（在今江西贵溪），这是传统的旧派。在北方有3个新兴的派别，即全真教（王喆所创）、大道教（刘德仁所创）、太一教（萧抱珍所创）。其中以全真教势力最盛，广泛流行于北方。忽必烈统一江南后，又宣召正一教天师至京城，命其世代管领江南道教。道教徒在元代被称为“先生”，一般是种田的不纳田税，做买卖的不纳商税。全真教在北京的总坛是位于京西的白云观。
基督教自欧洲传入，在元代被称为也里可温（意思是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约在公元1293年间，意大利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颇兴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大批来到中国，散处各地，被称为“回回”。他们的传教士称为答失蛮（波斯语音译，意为学者）。当时，也有一些汉人和蒙古人信奉伊斯兰教。
第五章 民族意识与汉化迟滞
说到民族意识和汉化迟滞，元朝在这两方面可以看作是连带关系和因果关系。说得更严重一点这两方面也是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当时元朝建立后，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因为，所有的外患几乎都被蒙古帝国的铁蹄踏平了。只是在元朝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
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此强大盛世的元朝，为何只有百年的短暂寿命。问题的到来，就引出了民族意识的过分保持与汉化迟滞两个答案的出现。这就说明问题出现在元朝内部，是内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关于内部治理的状况，很多朝代内部出现问题时，我们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
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元朝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所以我们探究出了过分的民族意识与汉化的迟滞。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民族文化差异未能更协调的发展与磨合。
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族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所以，在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就要困难些。这就是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
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蒙古族就非常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所以对汉文化接受起来就会显得有些缓慢和迟滞。
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它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是迟滞的，特别是在蒙古帝国时期。
从元朝统治者多数都不识汉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汉文化反应的迟钝性。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给帝王们进行传授。伴君如伴虎，既要把儒家的经典思想丝毫不差的让帝王们理解，又要小心的察言观色，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清人赵翼曾就此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一语点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的本质。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这就是当时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实现象。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
这要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满族统治的清王朝，也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元朝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事，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还有一桩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
细节的东西，就可以体现整个元朝对于汉化问题的衰弱性，不正视问题的存在，不更好的协调与吸收，就注定了他们与整个历史发展潮流的悖逆，其过早的被历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六章 上天的“杰作”：神风的魔力
强大的大元王朝，在大陆上几乎横扫之后，他们的领袖忽必烈又把铁蹄踏向了大洋的对岸——日本。这时，与大元王朝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对于日本独立于大元王朝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5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5次遣使、5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
关于忽必烈的两次出征日本，日本国内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进攻日本时还曾经遭到了以“神风”命名的特攻队的死亡攻击，可见神风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到底是不是“神风”的力量让日本两次逃离了死亡边缘呢？先看看战争的经过再加以分析吧。
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此时的日军处于不利的形势，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200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当台风乍起之时，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似乎又找回了当年惩罚花剌子模的气势。
忽必烈于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忻都等率蒙古、高丽及汉军4万人，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 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
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
两个月之后，即8月15至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公元1283年年初，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搜集粮草，引起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迫使其暂缓造船事宜。公元1285年，再次下令大造战船，后因部分大臣反对，忽必烈才不得不于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此后，元朝虽然还有过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均未能实现。
表面上看，这两次西征的失败都是与日本人所敬仰的“神风”有关，而且，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台风的记载，然而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努力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入鱼腹的主要原因。
另外，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板材在造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