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纸币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中随着元朝一起消失了。
纸钞的兴衰不仅预示着当时元朝社会的繁荣程度，同时对世界贸易及金融领域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当时的马可·波罗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为西方人所首次见到，印象十分深刻。此外，根据元朝规定，外国商人所带来的金银、珠宝、皮革等贵重货物，必须卖给官府，先换成纸币然后再用纸币购买所需物品。这样，就把对外贸易纳入纸币流通范围，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要与纸币打交道，印度、日本、波斯等国陆续仿照元朝，也开始发行纸币，促进了世界货币的变革。
第十章 汉唐均不是世界第一强国
汉唐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文化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光辉灿烂的一笔。汉赋、唐诗这两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产物，映射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欣欣向荣。汉武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盛世年代更是无不印照着汉唐的强盛之势。虽然汉唐为中华文明创造了无价的宝贵财富，但单从军事力量和对世界整体影响力这一方面来说，它还是要逊色于他们后代的大元王朝。
汉朝虽然强盛，但在西方，还有一只雄狮——罗马帝国；唐朝的繁荣是空前的，不过，在唐的西部，还存在一个阿拉伯帝国，正是这个帝国，公元751年，在中亚打败了大唐的军队，控制了中亚大部分地区。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强国。
这种强大首先就表现在其军事力量上的突出。在汉代虽然朝中不缺乏中国历史上的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是被尊为战神式的人物，但纵观汉代历史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来自匈奴的不断侵扰，以上说的这些将领也都是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但好像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汉朝始终不是像男人那样战斗到底，往往在作战中伴随着不断的妥协与和亲。这在强大的元军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汉王朝的特性要求他们不可能如当时匈奴一样可以背水一战，所以他们往往是击退匈奴便鸣金收兵，以求得一方的安宁。可这种主导思想却使得匈奴一直成为其耳边的噩梦，汉代并没有蒙古军队向外扩张和征服的雄心，如果是那样的话，汉代同样进行西征，他将与当时世界上另一个著名帝国相遇，那样的结局就更是无法预测的了。
当时在西方，与汉代处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所表现出的强盛是要超过汉王朝的，罗马帝国对后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也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罗马帝国的大国思维要远远超过汉王朝，他们有着和蒙古军同样不断扩张的思维，这种涌动激进似的扩张思维直到公元1世纪才慢慢恢复平静。在此后的200年罗马帝国度过了所谓的“和平时期”。但之后，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大帝国也开始走向衰落。
他的分裂，形成了当今欧洲的基本格局。这个分裂与大元王朝的最后分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帝国首先分裂成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拥有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国家后来又叫做拜占庭帝国，它一直存在到公元1453年。
西罗马帝国的领土比东罗马帝国要大一些，包括现在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大不列颠、奥地利、匈牙利、地中海的整个西部，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的北部，首都仍设在罗马。
被我们称为“盛唐”的大唐王朝在军事的气魄上也是显得力不从心的，从他的创立开始，虽说也是“以武夺权”，但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在不断的内战和叛乱中建立起政权的，没有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那样突入陌生领地，进行没有解释的征服。在唐中期叛乱就不断出现，以至皇帝被赶出家门，贵妃被迫上吊自杀，大唐的尊严一扫而光。
所以从军事力量上来说，大元王朝当之无愧的可以称得上“世界第一强国”。关于大元王朝的军事力量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元太祖铁木真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得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他的指挥艺术。他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
汉唐元的另一个可比之处就是，他们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都与西方世界有着不解之缘。汉代的西域情结在沟通的基础上似乎更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张骞六次出使西域，其中的坎坷经历也许就是汉代与西方世界沟通的真实写照，无论怎么说，他打开了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沟通之门，丝绸之路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如果说汉代的西方之行多少带有些悲情色彩的话，那么大唐盛世时的中西交流就可以说成是互动。
唐代的对外交流可以说是频繁而繁荣的。然而这种繁荣更多的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当时唐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盛世之景令人向往不已。全盛时期，唐代甚至有这样的规定，他们无条件的提供给来华的外国人一切吃住。以显示自己东方大国的财力和气度，这其实是一种大国心态在起作用，没有把交流当成一种正常的学习过程。
元代的交流则给人一种更加洒脱，更加实惠的感觉。首先他们是抱着必须交流的态度来进行的，这一点从西征花剌子模就可以映射出。元代甚至表现出一些强迫似通商交流的意味。但元代的这种交流却在东西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
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大元王朝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他认为，“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正由于大元时期用暴力扫除了亚欧各国之间的此疆彼界，又逐步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于是将几千万平方公里之内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了。比如在元朝境内就有陆站、水站、狗站等1 383处，拥有驿马44 301匹，驿车3 937辆，驿船5 921条。“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
当时一个使者、商人或旅行者只要能领到帝国发的乘驿牌，就可以在亚欧各地通行无阻，所谓“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这种说法并非夸张。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
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也使它发挥了在中国未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大元王朝不仅为世界的畅通开辟了一条最为宽广的道路，同时它也从西方世界不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慷慨的“送去”和大方的“拿来”。大元王朝从西方带回了大批各行业的工匠，同时在自然科学、医药等领域上还不断引进了大量的书籍来借鉴和完善，使元代在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成就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但他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可谓世界第一强国非大元王朝莫属。
第六部分 各路大家共聚大元盛世
各路大家共聚大元盛世
朝天子·志感
无名氏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
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蹇，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
第一章 大汗钦定的学院领袖许衡
在中国思想史的画卷里，元代思想是色彩最为浅淡的一页。这主要是因为元代存在的时间较短，仅有百年的时光。元代的政治、经济经常又是在不同于有丰富积累的传统文化的轨道上运行，这就使得元代思想没有精力和资源去创造出更多的灿烂，因为在更多的时候，其统治者都是处于思想补课的阶段。所以在这个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留给学者们创造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江山代有人才出”，元代还是涌现了能反映自己这一时代特色的学者和思想家。
许衡，作为元代思想传播和创造的先贤，它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他被伟大君主忽必烈任命为帝国的学院领袖，作为最主要的学者在朝廷之上受到了尊重。许衡审慎而细致地向蒙古人介绍朱熹的学说。为了将蒙古贵族的子孙教育成为儒家经典合格的师资，他承担了个人责任。
许衡在医药、法律事务、军事、算学、天文以及水利方面的博学多能，使得他能够对元朝征服者发挥一位指导者的作用。他为元朝官僚体制儒家化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基调。事实上，正是元朝首次正式将“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基础。朱熹的学说能够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得以流行，这要归功于许衡。
许衡自幼受章句之学。许衡在青年时期，曾应试元朝的选士，并中选，占籍为儒（在元代，“九儒十丐”，“儒”是仅高于奴隶的与乞丐同列的平民身份）。许衡34岁时，接触到了《伊川易传》﹑朱熹的《四书集注》，于是他倾心研读，视为“进德之基”，完成了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他之所以崇信程朱理学，为的是使由尧舜至孔孟，孔孟至二程的道统不被中断，并以此来影响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成为对理学、儒学有独特体悟和见地的、声誉遐迩的一代名儒。
能够实现他这一愿望的时间就是忽必烈对他的赏识。许衡生平第二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他中年（45岁）以后一直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器重。忽必烈主政秦陕时，闻许衡之名，就征召委为京兆提学。忽必烈即帝位后，又召他入京担任顾问，授为国子祭酒、中书左丞。虽然这些眷顾与权位并非一定是许衡的衷心所求，但他毕竟获得了一个可展示其作为儒家学者思想和才华的舞台。
他在“学院领袖”的位置上向元世祖提出了著名的《时务五事》谏言。他对忽必烈详细讲了朱熹的为君之道的思想，正因为许衡采用了“践履”的传道途径，所以其哲学思想在元初对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导致了他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哲学思想。他与刘秉忠、张文谦等议定元朝官制、朝仪，与王恂、郭守敬等制订元朝新历（《授时历》）。以儒学六艺教习蒙古弟子。
在这些实际活动中，许衡也展现了作为生活在不同于汉文化传统的元代社会环境下的一位儒家思想家的独特的方面，他张扬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念和历史经验。他承传理学主流而未辨识其分歧，并开启理学向实学的转向。
许衡在哲学上，称世界本原是“独立”的“道”。认为“道”生“太极”，“太极”函“一气”，“气”具阴阳，由此化生天地万物，而其中又以人为灵贵。他又称太极是理﹑天理，说“有是理而后有是物”“无理则无形”，认为形而上之理是世界根源。
他在论到天地万物时，认为“万物皆本于阴阳，要去一件去不得。”万物皆有刚柔﹑动静﹑内外诸矛盾。每一矛盾双方都相济相胜，“天下事，常是两件相胜负，从古至今如此。”但他认为，矛盾发展最终“以静为主”，止于无对﹑静止的状态﹐又表现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
在心性问题上，许衡认为人禀赋天理即天命之性。人性本善，是本然之性。但人禀气有清浊之不同，故又有气质之性。通过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的修养方法，能使“气服于理”，复见天理。他还提出心与天同的天人合一论，强调“反身而诚”“尊德性”等自省自思的认识和修养方法，认为这样就可以尽心、知性、知天。
在《元史·许衡传》中曾有过对许衡这样的记述：许衡与众人外出，天热口渴，道旁有棵梨树，大家争相摘梨吃，唯独许衡强忍口渴，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何不吃梨，他说，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又有人说，兵荒马乱之时，这梨树是没有主人的，摘吃无妨。许衡正色道：梨无主，我心有主！终于没有吃梨。
后人论及许衡，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他迂腐古板，不知变通，傻冒儿一个，活该挨渴；一是认为他能自觉抵制诱惑，不随波逐流，可敬可佩，理当效法。后一种说法当然是事物的主流，而且许衡的“‘我心有主’论”，不仅可以名垂史册，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第二章 “学究天人”郭守敬
郭守敬于公元1231年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十分浓郁的书香世家。祖父郭荣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精通数学、水利。郭守敬从小沉静好思，学习十分专心，颇爱钻研，对自然现象很感兴趣，特别爱好天文学。他跟着祖父一面读书，一面观察自然现象，学得不少实际知识。并且在邢台西紫金山跟刘秉忠上学时，曾创造过一些天文仪器的模型。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15岁的郭守敬偶然得到一份《石本莲花漏图》，立刻被它迷住了。这“莲花漏”，原是北宋的一种计时器，由几个漏壶配合组成，结构特别复杂，因而计时也比以前的漏壶精确得多。遗憾的是，到元代时，莲花漏已然失传，不少著名机械学家对着图纸冥思苦索多年，仍然琢磨不出个道道。而郭守敬只用了几天工夫，就摸清了它的来龙去脉，并照着图纸成功地复制了一个莲花漏。
元朝初年，20多岁的郭守敬就勇敢地承担了邢台五里的流通淤塞河道修建石桥的任务。全部工程用了45天就胜利地完成了，当地人民都很佩服他。郭守敬对发展生产非常重视，符合了元朝统一中国后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统三年（1262年），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郭守敬“习知水利，巧思绝人”。
在与忽必烈见面时，郭守敬不卑不亢，侃侃而谈，面陈了自己关于兴修水利的6条建议。他每说一条，忽必烈都要赞叹一声，最后，这位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