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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刑部议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得旨：令隆科多往阿尔泰料理边防事务。雍正五年，隆科多家中私藏“玉牒”底本事发，六月，被押解回京。十月，隆科多狱成，定四十一款大罪，论死。雍正免其死，下令于畅春园外筑屋三间永行监禁。一年后，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囚所。
不管是谁，只要不是傻子，都会从一开始便看到这事的结局，看到这其中的重重圈套，步步险情。隆科多不是傻子，他早已清楚“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但当时，康熙辞世的当时，他别无选择。
年羹尧却有弱点，弱点在于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军权！），太相信自己与雍正的旧情，弱点在于他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包括生命，都是皇帝给的，除了毫无用处的旧情，皇帝什么都可以收回。年羹尧最后似乎明白了一点，向雍正奏道：“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问死罪而有余。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但是，没用。
雍正只是在命年羹尧自尽时，作了一番长长的解释，说看到年羹尧罪行时“不禁坠泪”，末尾道：“即你苟活人世，自己想想看，负恩悖逆至此，还有脸与世人相见吗？今宽你殊死之罪，令你自裁，又赦你父兄子孙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你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雍正并非在安慰年羹尧，而是在安慰自己。
他必须灭口。
其二，“集权”说，这是基于雍正正当即位的说法。这种看法认为不存在雍正夺嫡的事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也与雍正即位无关，隆科多、年羹尧获罪完全是由于他们结党营私、擅作威福、权倾朝野、尾大不掉，威胁了雍正的皇权统治。
雍正在疑雾重重之中即位。造谣、诬蔑、暗箭、明枪，反对势力十分猖獗。雍正在坐上皇位的那一刻起，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孤家寡人。他渴望辅佐良才，股肱之臣。
恰巧，有这样两个合适人选。隆科多，先朝皇考重臣，国舅，统领步军，执掌吏部、理藩院，皇考临终时唯一的承领末命大臣，他在非常时刻从大局出发，毅然拥戴雍正承继了大统；年羹尧，雍亲王藩邸旧人，妻舅，进士出身的儒将，文武双全，战功卓著，先朝曾任四川巡抚、川陕总督、定西将军，他在非常时刻统帅重兵，坐镇西北，拱卫了京师。
一内一外，雍正把自己的希望押在这两个人身上，把自己能使出的所有手段用在了这两个人身上。不料，这两个人借雍正的殊宠，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朝野内外遍植党羽。由他们引荐任命的官吏称作“年选”、“佟选”，与先朝吴三桂之“西选”合称“三选”。并招权纳贿，违法乱纪，僭越、专擅、贪污、欺罔，无所不用其极。
雍正一一优容待之。然而事情总有极限，越过极限，则忍无可忍。
他不能容忍的是：朝野内外竟汹汹传言，说大政皆出于隆科多、年羹尧，雍正在二人面前只是个言听计从的傀儡。笑话！自古皇帝专权，大政皆出于己，不容任何人觊觎、侵犯。雍正乃真命天子，何需他人指点！
他不能容忍的是：隆科多和年羹尧竟然在他眼前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另立中心。年羹尧返京后，荐升他的心腹陕西西安布政使胡期恒为甘肃巡抚。胡期恒的布政使，也是年羹尧所荐。后年羹尧事败，雍正特召胡期恒面考，大发雷霆道：“观其人甚属卑鄙！所奏之言甚属荒唐悖谬！”严斥年羹尧：“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也是你年羹尧混奏保举作巡抚的人么？岂有此理！”
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的耳目网、情报网，竟然在隆科多、年羹尧处失灵，派出监视年羹尧的御前缇骑侍卫，竟成了为其摆队坠蹬、前引后随的随从！
越对统治的稳定性担心，便越要强化统治。雍正不能不采取决断措施。他将年、隆罪状公布于朝，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
破鼓万人捶。揭发年羹尧罪状的奏章雪片似的飞来，不少触目惊心，也有的诡秘离奇。如有说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那邹鲁供：“小的对年羹尧说：‘位及三公掌天下兵权，大贵极矣，或者还要封王。’年羹尧说：‘封王还不止，只看五六年后，我又是一个光景。到分九鼎时，我已有川陕两省，据天下上流，更兼兵马强壮，谁人敢当？’静一道人对我说，丙午年三月初一日正宜起手，你看此日如何？’小的对他说：‘从奇门上论起来是好的。’”雍正当然看得出有真有假，但冷笑耳。
六月二十一日，年羹尧启程赴杭州，沿途官员密报，说他是“一车两马，仆从数人”。雍正大怒道：“此其故作困苦怨望之状，其资财产业多在各处藏匿，各省督抚等严查。出首者免罪，隐漏者照逆党例正法，未能查出之督抚一并从重治罪。”直隶总督李维钧随奏：“年羹尧未动身前骡驮车载出关者已不计其数，起身后尚有一千驮未行，现仍在西安、三原、泾阳等处捉取骡车。”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自本年正月至五月，年羹尧共用骑、驮、轿之骡子共二千二百二十二头，骡车共二百三十三辆。运送物资前往京师、直隶、湖广、江南、宁夏、山西、兰州、山东等地，骡车每辆载重一千三百斤，进京者五十九辆，往保定者一百四十辆，另有四十辆声言进京，后去襄阳。”七月七日，镇海将军何天培报：“年羹尧六月二十日渡江过江口，前往丹阳，前后船只甚多，陆续而往，不知其数，船窗皆闭，船中人等故为藏匿，并无一人出面。甚属诡秘。”七月九日，署浙江巡抚甘国奎报：“年羹尧于七月初二到任，仍似大将军气象，其所坐之船，前到者已三十余艘，闻未到者尚有四十余艘。其家人到杭者已不下千人，后来者尚未知其数，所住衙门人已住满。”后署浙江巡抚福敏又报：“年羹尧到浙之日，随从尚有千余人，马匹亦多，署中难容，另造房屋百余间居住。传说，年羹尧以闲散章京闲坐杭州涌金门，卖薪贩菜的行人百姓均不敢出其门，谓：‘年大将军在也。’”随着奏报传说纷沓而至，雍正的脸色愈见阴沉，天杀之意遂决。
至于隆科多，满朝文武并无人敢碰。
传说，一日，河南巡抚田文镜府中来了一位绍兴师爷邬先生。邬先生对田文镜道：“公想作寻常督抚，还是名督抚？”田文镜道：“必作名督抚。”邬先生道：“名督抚须佐以名幕宾。”田文镜道：“谁？”邬先生道：“邬某。”田文镜道：“如何相佐？”邬先生道：“邬某将为公草拟一疏上奏。”田文镜道：“何疏？”邬先生道：“疏中一字不可令公见，疏上，公事成矣。”田文镜心知其异，首肯。疏稿早已拟好，署田文镜名即上，原来正是参劾隆科多之疏。隆科多果获罪，田文镜自此宠眷日隆。有人说邬先生乃雍正之人。又有传说雍正左右有文觉禅师参与了诛杀年、隆的决策。内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管雍正采取了何种手段，年、隆必死。
雍正必须集权。
“灭口”说与“集权”说，着眼点都集中在雍正诛杀年羹尧、隆科多的缘由。而无论哪一种缘由的说法，都忽略了一点：雍正不顾前后偌大反差、眼都不眨地诛杀两名重臣，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天子、释主的地位，自信自己有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信自己行使的是“天杀”之权。
杀年羹尧之前京城出了一件怪事。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野虎，十二月初三从东便门上城，跑到前门，下马道，直入年羹尧家，上了房。四日天明，九门提督率兵放枪，老虎从房上跳下，窜入年家后花园。官兵追上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为此，雍正兴奋激动之极，在臣工奏折上批道：“年羹尧究竟杀不杀，朕意实未决。然竟出了这样的奇事！对年羹尧，朕正法之意实决矣。上天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雍正再次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果然”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
信仰的终结（1）
雍正的信仰的第三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崩地裂。
人都是如此，自信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不自信了。奔波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什么都是虚的，需要用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了。
雍正很累。允禩、允禟已死，隆科多、年羹尧伏法，《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一次次的文字狱，一次次的打击朋党，整饬吏制，已高度集权，他已没有政敌。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已获得了全胜。他应该轻松，但他很累。他本来是一个容光焕发、野心勃勃的中年人，现在却颓然老矣，颌下、颊上、眼皮的肉松垂，两眼浑浊不清、暗淡无光。他勉强在回忆中，在往日血腥的迷雾中，忍受一阵阵心悸、心绞痛的侵袭。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开始寻觅。
雍正七年，雍正在岳钟琪所上密折的朱批中，曾令其秘密往终南山查询一个名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行之士。同年，雍正还曾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后因贾士芳只通心性之学，不懂其他，而略加赏赐使退。
两次轻描淡写的试探后，雍正八年，很多地方官，包括四川巡抚宪德、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都收到了雍正下令秘密查访名医、道士的谕旨。曰：“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当时有人奏言，四川成都有一个名叫龚纶的人，年九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他精通歧黄术，步履如飞，善骑马用剑，在当地有龚仙人之称。雍正立命四川巡抚宪德优礼荣待，速安车送至北京。宪德回奏：“此人已无疾而终。有子四人，幼子方四岁。”雍正还不甘心，又问：“其子中有没有得其父秘传的？必须优礼婉转开示，方能得其实。若有，也如前旨，安其家，送至京来。”宪德答以“没有，医道也平常”，雍正方罢。急迫如此。
看来雍正病了，有病，不但求医，而且求道士。这只可能是两种病：一是心病，疑神见鬼；一是阳衰，荒淫过度。
朝鲜《承政院日记》记载朝鲜臣工向其主报告清朝情况说：“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是雍正六年政局大定以后，雍正开始生活放纵了吗？可能性不大。雍正自云：“朕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较有可能的是“心病”与“阳衰”的结合。雍正患心病，疑神见鬼，而阴盛阳衰。雍正精于佛、道理论，又以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想必明了道教的“玉女喜神术”、密宗喇嘛教的“大喜乐禅”，想必会欲以房中术采阴补阳，守生养气，祛病延年。然而采阴补阳谈何容易，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许就是雍正急于访求道士的原因。
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在浙江巡抚李卫的举荐下，二度进宫。贾士芳属北派全真派道士，主张炼养，“清静无为”，“除情去欲”，不讲究服用丹药。他初次应召进宫不称旨，被遣回。此次，雍正病急投医，贾士芳未进丹药，仅予以按摩，并授秘咒之法。雍正试行，顿觉心神愉畅，肢体安和。但好景不长，雍正不能保持“清静无为”，“除情去欲”，病情时好时坏，却怀疑贾士芳手握其柄，操纵他的健康，加之贾士芳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词句，于是将贾士芳以左道妖逆之罪处斩了。贾士芳既死，南派正一派道士娄近垣得宠。正一派炼养服食兼重，娄近垣更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主要是用药。有效，即称旨。贾士芳处斩后，雍正命大学士马尔赛寄语各督抚，传旨：“从前所言修炼养生之人，不必送来。若有医学精通之人，仍送来。”雍正并非仰仗娄近垣为他炼丹。娄近垣也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恭王曾请他到王府做客，向他请教如何成仙，娄近垣道：“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又问如何养生，娄近垣指席上烧猪，笑道：“今日食烧猪，即绝好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
雍正一定经历了一个复杂、矛盾、痛苦的思想过程。他为自己的郁闷、沮丧、神不守舍，为自己求助江湖术士、游仙野道而羞愧，自责，无地自容。“菩提只向心觅，何须向外求玄。”一个堂堂真命天子的雄心，或者雄心已泯、只说意志、志气，竟被往事、老病，斫削到如此地步！雍正不解，不甘心。他忽然觉得人生如此神秘，他又要向冥冥之中讨教人生的根本。不过，他已不再是那个雍王府中初出茅庐的白衣居士，他是天子，是释主。
他不会再求于他人，他的丹炉，已经立起来了。
他曾赋诗道：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曜，灵异卫龙幡。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
道教的修炼包括内外炼丹法。
内丹术是将人体视为一个鼎炉，通过服气、行气、胎息、导引（肢体按摩、运动）、房中术等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使人体先天禀赋的元精、元气、元神，在脐下一寸三分名为下丹田（又名下黄庭、气海）之处，凝聚成“类如鸡子”形的金丹（又称丹珠、大丹、仙丹、圣胎）。丹成便是仙成，便突破了人神的界限、生死的界限。
外丹术又称炼丹术、金丹术、仙丹术。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炼丹服食以求长生的办法，是白日升天的捷径。所谓“不死之药，道在神丹”，丹药一般用丹砂、金、铅、雄黄、曾青、巩石、磁石、水银等炼制而成。
雍正炼的是什么丹呢？
雍正自云“功兼内外丹”，他自年轻时起打坐参禅，能破三关，服气、行气、胎息等是驾轻驭熟之事。老来有病，又尝试了房中术，并有道士贾士芳指导其行，大有收获，想必内炼的功夫是高的。然雍正系心高气盛、急功近利之人，他可能更热衷于修炼外丹。一个人，端拱而坐。在青烟红焰的丹灶旁，在肃穆清雅的音乐中，在抑扬顿挫的祝诵中，在神秘梦幻般的意境中，忘记一切。
他日日热衷于此。这已成了他精神的一种寄托。或者说，他的精神、灵魂，已随着那青烟，那雅乐，那梦境，飘然而去了。
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视朝时略感不适。退朝后，他像往常一样摈退从人，在丹灶前端坐修炼。没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了什么。入夜时分，丹炼成。
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服了下去。也许他自信是真丹，也许他并不在乎真丹或假丹。他只想快些离开这迷雾缭绕的世界，飞到彼岸。
子夜时分，金石躁烈，鼎湖龙升，天崩地裂。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