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
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
“这是吏部文选司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不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
“老何原藉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
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
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
“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 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
“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
“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
“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即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八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须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
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办书，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分甚低，尽管衣着比纨垮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走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绖从军”而且“夺情”
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展，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解，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谈和。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
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咸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下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翦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密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同。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祯的介人，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攻吐鲁番，一举克复，回民起义首领之一的白彦虎率部西撤，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俘两万余众。但义军余部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重做集结，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
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元，这种银元，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需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帐，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仙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理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
“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
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需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终于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共三百五十万，组织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活”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就还，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需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奏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
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交姑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
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人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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