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杜月笙如果有什么重要文稿、题词题字，常常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杜月笙便喜滋滋地挂在客厅中间，联曰：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生好做名山游。
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很多，总是在沪港之间来回的跑，杨志雄去了上海，杨管北便留在香港，杨管北要走，杨志雄再来。在杜月笙的带领下，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等一般老朋友都接受了杜月笙的忠告，相继避难香港，这帮人也是杜公馆的常客。
这时，杜月笙担任两项职务，那是每天他都要做的事情，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会长王正廷这时在菲律宾，一切业务全交给杜月笙，杜月笙又交给他的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书郭兰馨代拆代行，郭兰馨便在杜公馆三楼右首要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长驻办公。另一个业务是“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管第９区的贿济工作；这里的日常行政事项，杜月笙派他另一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林啸谷在楼下也要了一间房，每天过来办事。因此，柯士道１１３到１１５号杜公馆，里面又设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大机关。
赈济委员会的对面，住的是芮庆荣和吴家元，后来叶焯山到了，芮庆荣的家眷不久也赶来，他搬到德承街去自立门户，他的那间房便移交给叶焯山，叶焯山仍是在打光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一直在香港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两个，住是住在外头，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往先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准刻，到杜公馆来向杜月笙哥报到。机密大事他们还是要杜月笙商议参详。
杜月笙自己一家，不论来了多少人，都住在二楼。
无意间，杜公馆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每天中午，开一桌饭，人多再加，家人父子，亲戚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还有学徒子、徒孙们，谈谈说说，聚而食之。菜色不多，却是极精，因为港沪之间多的是轮船、飞机往来，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川流不息送到杜公馆，因而使这一帮流浪客减了思乡之情，餐餐吃得朵颐大快。他们交换消息、商议事体，都在这一餐饭间，轻松愉快的进行。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中日大战进行了５个多月，南京陷落两天后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消息：“中国若愿议和，日可停止战争。”但是，中国上下已经决心抗战到底。因为中外人士都认为战事虽然延长，但是日本必败！
第三部分异域香港，仍然门庭若市（2）
南京失陷，日本急想结束战争，他们授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与此同时，进攻芜湖的日军第６师团都已经奉令“凯旋”，日本兵欢声雷动，纷纷将行装搬回码头，结果是日本人议和条件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于是日方恼羞成怒，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由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表声明：
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
，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日本致力于制造汉奸傀儡政权，以贯彻其“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治阴谋。这是军事进攻以外的另一毒辣险恶新攻势。１９３８年初，杜月笙经政府明令发表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同时，由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而实际主持局务的戴笠拨给他一笔经费，请他多方设法，派人去把日本瞩目的“汉奸”对象，自１９２６年段祺瑞垮台时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一一的接到香港地区。
杜月笙的这一使命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安福也罢，皖系也好，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多半亲日。日方操纵汉奸组阁的一纸名单，其榜上有名的，不是跟日本人有公宜，便有私交，而且还个个交情很深。
因为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４日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４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鱼烂，风流云散，那般安福要人困在北京，无路可逃，纷纷躲在往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但是，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开会决定拒绝庇护和容纳他们。这时只有日本使馆同意收容他们，这样安福要人们才得以潜逃而脱险。如今，这一股人投置闲散了将近１２年，官瘾又相当的大，虽然杜月笙有意营救他们南下，但是，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愿不愿意，却是谁也无法臆测。
于是，杜月笙派吴家元和李择一，还有朋友朱秀峰与陈兰，穿梭不停地往来于港沪、港津道上，分别拜访，再三致意，拍胸保证，秘密安排，居然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检查之下，从虎口中抢救出来大部分列名汉奸榜的伪朝新贵，使日方费尽心血，威逼利诱摆出来的伪政府“堂堂阵容”，被杜月笙“拉角”拉得台柱尽折，惨不忍睹，只剩下小猫三、两只。
在这一段时期，经杜月笙之手接出来的日方目标，大名鼎鼎的就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土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这许多显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大佬，抵达香港之初，大部住在杜月笙的家里，诗酒留连，日夕盘梗，再加上半个东道主、曾经当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第２８任国务总理许世英，内阁十大阁员到了六、七个，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第三部分家道变故，一夜感慨不已
正在这时，突然之间从英国伦敦来了航空信。原来，孙夫人带维屏和维新两个儿子负笈英伦，１９３８年底两兄弟转赴美国求学，孙夫人关切国内大局和杜月笙的行止，当她获悉杜月笙业已逃出虎口到了香港，她便命维屏、维新去美国，自己飘洋过海到香港来了探视丈夫。
杜月笙对于孙夫人万里来共患难，非常高兴。随后孙夫人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１年，
足有３年随侍杜月笙之侧。
抗战发生后，杜月笙家庭之中发生的一项变故是沈月英逝世。
沈月英身体一向虚弱，鸦片烟瘾又越来越大，整日从早到晚，一榻横陈，喷云吐雾，鸦片剥削了她的健康，毒素在加速她的死亡，１９３８年底，她旧疾复发，衰弱不堪，杜维藩两夫妻１天２４小时衣不解带的侍疾，一度情势危急，孝心可嘉的杜维藩还割了股。
晚年时期，沈月英是和杜月笙分了居，杜维藩对他母亲之死是非常伤心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底，杜月笙逃出重围，只身抵达香港时，便有不少亲友向他忠告，日本人既已对他的门徒、学生采取报复手段，杜维藩和杜美如这一对长子、长女住在上海就有危险。因为谁都知道：杜先生最喜欢的便是大少爷和大小姐，杜维藩之结婚和杜美如之满月，铺张之盛，场面之大，向与杜月笙开祠堂、陈夫人过生日相提并论。杜月笙自家曾经解释他为什么对这两个孩子特别钟爱，因为，———
“维藩和美如出世，脚步走得最正。”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杜维藩诞生于民国五年，从那一年起，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大亨”义结金兰，打出了十里洋场的大好江山。而杜美如出世，是为民国十九年，杜月笙从这一年起脱颖而出，连升三级，和财金工商、乃至党务政治都结了不解之缘。
所以，杜月笙听到亲友们的警告，身在客地却思念子女，这想得他愁眉不展，魂梦为萦。于是，他向上海家中拍出一封封的电报，叫杜维藩和杜美如快到香港来，杜维藩在１９３８年春匆匆的到香港一趟，不久便因为他母亲的病，夫妻两人双双又回了上海。杜月笙心底下极是担忧，却是苦于拦阻的话说不出口，他不能留下儿子不许他去娘面前尽孝心，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９年９月，杜维藩在上海办好了他母亲的丧事，才戴着重孝，十分沮丧的重来香港。
一到杜公馆，当他见到望眼欲穿的父亲，又是悲从中来，杜维藩放声大哭，扑跪在杜月笙的面前。
这一晚杜月笙心情悒闷，他辞却一切应酬约会，跟杜维藩谈了很久的话，倾吐他自己的感慨，同时也抚慰惨遭失恃之恸的大儿子，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初娶你娘进门，两夫妻一家一当还是朋友们帮的忙，我没有正当职业，用钱又松，家里经常青黄不接，我们一家也只有你娘跟我吃过几年苦头。开不出伙食的时候我常在想，只要两夫妻同心协力，有朝一日混出一个平安是福，窄门浅户，粗茶淡饭，我跟你娘就此满足。哪里想到往后场面越来越大，事体越来越多，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过过那种衣食无忧、绵密深稳的小家庭生活咧！如今回想起来，越加叫我心里难过。”
这一夜，父子两人都觉得是从所没有过的亲近，军国大计、银行公司、朋友弟兄、徒子徒孙全抛开了，两父子间仿佛就只有沈月英凄然带笑的孤魂正和他们在一起。从沈月英说起，杜月笙又感触自己的一生，他又谈起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小时候我从浦东到浦西，水果店里学生意，每天清早忙到夜晚，老板给饭钱，只够到摊头上吃两客蛋炒饭，人家食量小，叫一客蛋炒饭还可以喊一碗黄豆肉骨汤，我刚从乡下来，身体结实，食量大得吓坏人，一顿两客蛋炒饭还不够饱，因此一日到夜肚皮里闹饥荒。天一亮西瓜船到岸，船老大把西瓜一只只往下抛，我们这些小伙计在码头上一只只接，做过不久，只要西瓜碰到手，我就晓得瓜好瓜坏，挑一只好西瓜装做一时失手，西瓜落地，碎成几瓣。老板看见了，跑过来骂两句，等歇收了工，把地上的碎片拣起，吃蛋炒饭以后，嘴里面渴，正好拿烂西瓜当汤汁茶水。”
杜月笙悼念亡妻，抚慰爱子。从这以后一改常例，他和儿子、媳妇也一道玩玩。
第三部分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1）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经昆明、潜抵河内，发表通敌求和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谋和。
１９３９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５月３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之下，由河内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军区，而当时的上海，有一句口号，那便是“不过四川路桥！”因为一过四
川路桥便就离开了租界，到了日本人占领的区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卫在四川路桥那边住了几天，随后就搬过桥来，住进了千极斯斐尔路７６号，这是一幢宽大幽深的花园住宅，原来是陈调元的产业，日本人将它侵占，拨给汪精卫充作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后来便改作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大本营。
汪精卫所召集的“代表大会”，决议了所谓“和平大计”，“改选总裁及中央委员案”，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沐猴而冠，拿日本人“发还”的关税余金，每个月４０００万元作为经费，收买党羽，招兵买马，积极布置成立为虎作伥的傀儡汉奸政权。这时，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许多忠于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人员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们的蛊惑，不明真象，贸然附从，这使得敌伪势力因以变大，而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为之整个动摇。
于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６部任职的前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奉命赶赴上海，他身边携有国民党蒋介石致沪上耆彦虞洽卿等５人的问候函件，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荪、秦润卿等的私函十余封；吴开先单枪匹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庆经昆明、河内而香港，先去探访杜月笙。
这时，徐采丞充分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已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徐采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愕一愕，便问：
“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九个字：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可是你认得这位黄先生吗？”
“不，黄先生是徐寄庼的同乡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
“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说了。原来，此次他一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庼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说，“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的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很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解释，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很义气，马上答应了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又道：“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２１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敬重的黄溯初，向他讨教。”
“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也到了上海。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