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间哑口无言，太难以置信了！我？我将要去柏林面见阿道夫·希特勒？我就要见到这个我有生以来最敬畏的伟大人物？而且是在这个战争的关键时刻吗？这个伟人正要领导我们扭转战争的局势，赢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我只有16岁，而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现在，我将接受邀请参加他的生日庆祝会！不久，一家纳粹党的官方新闻机构采访了我和另外几个获得这一殊荣的士兵。我猜想，安妮·玛利亚一定能读到这段消息。
我的母亲、兄弟姐妹也会读到这一消息，还有那些活着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也会看到的。当然，我的父亲也会得知这一消息。阿克斯曼提醒了我，希特勒在一战时曾经做过军队的信差，现在，我这个二战中的信差马上就会见到那个曾经的无名小卒，今日的帝国领袖。
多亏了阿克斯曼，他把我从自以为是的错误方向上拉了回来。不过，去柏林的旅途并不那么令人愉快。我们搭上了一辆军车，没开多久就陷在了难民和撤退军队的人海中。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接近了柏林郊区，一路上，降落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灾难完全呈现在我们年轻而闪亮的眼睛前：弹坑密布的马路像一张麻子脸，整条街的房子坍塌成一片废墟，缭缭烟雾漂浮在城市的上空。一些不屈不挠的人在他们房子的外墙上写下了英勇的口号——“敌人能破坏的只是我们的家园，但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精神。”但是，撤退的士兵和逃难的人群却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无数人的脸上刻着我从未见过的苦难，他们的穿着污秽不堪，很多人的头上，四肢上裹着满是血污的绷带。他们组成了一幅地狱般的画面，一大群人像参加嘉年华狂欢游行一样在泥地中缓缓前行，一些人用手推车或婴儿车装着幸存下来少得可怜的家当，锅盘碗盏，破烂的旧箱子，还有他们能够从家园废墟中抢救下来的任何东西。原本只需要2个小时的路程却花费了我们差不多1天的时间。
市区里散布着被炮弹炸坏的有轨电车、卡车和小汽车，一些民兵部队利用这些残骸作为阻挡坦克行进的障碍物，结果我们搭乘的卡车也只好绕道前行。但是，每条路上都铺满了碎石，碎石下掩藏着无数的弹坑，我们的车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有时候弹坑太多了，车子实在走不动，只好掉头走另外一条路。破裂的自来水管和污水管喷涌出清水和污物，汇聚在弹坑中，把一条条街道变成了如粪坑一般肮脏的地方。女人和孩子们拎着木桶、提桶和大水罐，排着长队，等候在为数不多的清洁水源处。我们越朝市区走，混乱的场面就越不堪，在盟军的连续轰炸之后，似乎没有一座建筑完好地保存下来。
初恋（5）
街道两旁的大批建筑化为了瓦砾堆，少数没有完全坍掉的建筑看上去阴森可怖，窗户成了敞着口的大洞，透过屋顶的缺口能够清楚地看到天空。侥幸完好的窗户则钉上了厚厚的木板。我们全都沉默地坐着，看着眼前这幅希望渺茫的画面，车里的气氛显得十分低沉。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凯撒大道的青年团总部。我们的军车司机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友好地和我们挥手告别，“你们一定要记住，”他喊道，“告诉元首我们很需要那些‘神奇的武器’！”当时流传着关于“神奇武器”的种种说法，据说纳粹的科学家们正在加紧研制。不过，人们没有谈到这种武器的具体形式，只是说德国很快就要研制出一种威力无穷的新式武器，一旦这种武器投入到战争中使用，就将扭转战争的局势。
我到达柏林一天以后，阿克斯曼带着我和另外一些希特勒青年团的代表，去参加一个在德意志体育馆举行的希特勒青年团大联欢。阿克斯曼创建了青年团，而且就在附近的德意志体育馆对团员们进行坦克军事训练。我看到一群10岁左右的男孩和女孩排成方队，正在宣誓加入青年团的男童少年班和女童少年班，这让我联想起6年前自己在布雷斯劳加入少年班的情景。他们让我回忆起往日的快乐时光，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老兵了。阿克斯曼走上台发表讲话，他解释说，参加聚会的年轻人是德国的未来，“胜利或者毁灭，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他说话的强调语气就好像一个正在发表誓师讲演的司令官。他的声调配合得很好，激发了在场的少男少女对帝国的满腔热爱和对敌人的无穷仇恨。阿克斯曼号召少年班英勇地抵抗，不让敌人有前进的机会，借此展示出对元首的无比忠诚和热爱。阿克斯曼的演说非常精彩，至少我这样认为，要是在以前，他的演说总能引起听众经久不衰的掌声，但是这一次他的演说只换来了稀稀落落的几下巴掌响。在阿克斯曼演说结束后，是青年团成员演出的舞台剧。阿克斯曼和他的随从离开了我们，我们回到了寄宿处，然后，我自己前往德意志电台。
在希特勒生日那天，纳粹党的高级将领有一个传统庆祝项目，就是在午夜来临时向元首表示祝贺。将领们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都想成为第一个向希特勒道贺的人。通常，希特勒最亲近的随从会在他门外排成长队，而戈培尔这样的高级军官则将在广播中发表贺辞。在这样的特殊场合，宣传部长的生日贺电可算是发自他黑暗内心的肺腑之言。
生日贺电真实地揭露了这位第三帝国神话创造者的性格，以及他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并将这种狂热盲目的崇拜传播开来。戈培尔在贺电中忠告柏林人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并且坚信希特勒的“幸运星”，他谴责敌人“是巧舌如簧的国际犹太人，他们不希望和平，他们的罪恶目的是摧毁这个世界”。戈培尔要求德国人民，“不要向敌人屈膝投降，而要自豪地让纳粹十字旗帜在敌人的头上高高飘扬。”
第五章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1）
1945年4月20日是一个星期五，这一天是希特勒的生日。德国人把生日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习惯用狂欢来庆祝生日，希特勒也不例外。纳粹党将希特勒的生日变成了一个国庆日，要人民在这一天向这位注定要带领德国走上复苏之路的“伟人”致敬和祝贺。1945年，希特勒迎来了他56岁的生日。我们接到命令，要在中午的时候向希特勒表示生日祝贺。那天早上，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吃了罐头装的烤鲱鱼和新煮的土豆，这在当时勒紧裤腰实行配额制的德国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们激动万分地期待着和希特勒的见面，但是见面的时间一次次地往后推迟，等我们终于被带到大臣花园的时候，已经快到傍晚了。我后来才知道，希特勒昨晚彻夜不眠地批阅各种急件，如雪花般飞来的急件向他汇报了各处兵败如山倒的颓势。
下午5点钟左右，我们被带进老大臣花园，穿过了外交部，直接走到后面的花园。这个花园曾经繁花似锦，当初绿草茵茵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英军和美军空袭留下的累累弹坑。那一天阴云密布，我们都不曾料到天空中那些厚重的黑色或黄色烟雾会在日后成为这个城市的“特色景观”。在希特勒和他的随从到来之前，我们都能闻到燃烧发出的焦味。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看到一些市民在大街上忙碌着，打扫最近轰炸造成的碎石瓦砾。他们显然是外国劳工，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显然会给希特勒的安全造成威胁。我后来还发现，这里的警戒相当松懈，任何人只要拿着来复枪和望远镜，就能从附近的建筑楼上射杀希特勒。
我们是面见希特勒的3个代表团之一，另外2个团来自党卫军和民兵队。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是经过一番挑选才能够接受希特勒的接见。被接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有9个人，站在我们右边的是佛伦兹堡的武装党卫军代表。在柏林东南部的一次战役中，佛伦兹堡的武装党卫军司令拒绝向进攻的苏军投降。在我们左边站着12个来自克兰的武装组织代表，尽管波罗的海地区陷入苏联人的重重包围，他们仍然在东海岸地区负隅顽抗。正是因为克兰人拒绝投降，希特勒才在这一天邀请他们做代表。我还得知，希特勒本来还想见一见布雷斯劳前线的代表团，由于代表团无法乘飞机离开该地区而不得不作罢。
3个代表团总共有25个人，一些纳粹党高级将领、党卫军军官和国防军将士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我在他们的脸上搜寻，希望看到一两张熟悉的面孔，但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军官正在准备记录整个接见过程，他拿着一架新闻电影摄像机。
在有些低沉的气氛中，我看不到丝毫希特勒过去庆祝生日的盛况。带领我们来到花园的纳粹军官们正在为希特勒的到来做准备，他们中却呈现出一派不同寻常的安静气氛。在场的所有人似乎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德国所面临的军事惨败。现场的气氛就好像在探访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病人和为他祝福的人微妙地围绕在一个悲伤的原因周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神勇的武装党卫军”和将苏联人赶回莫斯科的大反击。我还听到一些谣言，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与苏联人闹翻了，他们将和德国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联盟。
最后，希特勒在一大群高级随从的簇拥下驾到了。他穿着短军夹克和黑色长裤，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在他左侧的胸袋处别着铁十字勋章和纳粹金制徽章。陪同希特勒的人有德国第二号强权人物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这位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长要算是除了希特勒之外曝光率最高的纳粹党领导人，他在担任柏林市市长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视察被轰炸摧毁的地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特勒很少在柏林市露面，以至于没有几个柏林人知道，希特勒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还住在柏林。我非常好奇，希望走近了看清楚戈培尔本人。我曾经无数次在广播中听过他的声音，而且他还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身为纳粹党传奇的编造者，戈培尔在幕后指导和操纵着，将希特勒塑造成德国人的救世主。戈培尔的演讲技巧超群，他不停地发表演说，要求德国人抵制布尔什维克和国际犹太人。但是，在柏林逗留的最后日子里，我彻底看穿了约瑟夫·戈培尔的空洞谎言，他的演说再也不能左右我年轻的思想。
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还有一些著名的军事将领，其中包括陆军元帅威廉姆斯·凯特尔（Wilhelm Keitel）和约德尔·阿尔弗莱德上将 （Jodl Alfred），在场的还有陆军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将军、威廉姆斯·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将军，在这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在场的面孔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将在即将展开的戏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帝国的末日，希特勒只信赖那些顺从他心意回答问题的将领。他最信任的人之一是陆军元帅凯特尔，直到最后关头，凯特尔仍陪伴在希特勒左右。在去年的暗杀事件之后，凯特尔深得希特勒的青睐。那次暗杀中，在爆炸引起的一片混乱中，希特勒被绊倒而跌进了凯特尔的怀抱，从那以后，希特勒就认为凯特尔是一种幸运的象征。即使其他军队将领认为凯特尔只是个会阿谀奉承的傻瓜，但是希特勒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凯特尔总是讲希特勒乐意听的话。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2）
希特勒的两个副官站在他左右两侧。这两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军队人物：尤里乌斯·肖布（Julius Schaub）是党卫军的中将，他是希特勒的高级副官，很早就开始担当希特勒的护卫；奥图·甘什（Otto Gunsche）则是希特勒的下级副官，拥有上校军衔。我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和奥图打很多交道。奥图比其他人高出许多，具有典型的军人体格。他总是在胸前挂满各种勋章，其中一枚是他在青年团时荣获的。后来在希特勒的地堡中，奥图认出我就是曾经在希特勒生日庆祝会上接受接见的那个男孩，他总是给予我鼓励。
经常围在希特勒身边的纳粹党领袖马丁·鲍曼则是个截然不同的例子。鲍曼是当时的纳粹党秘书长，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兼司仪长，也是纳粹政府中的重要角色。鲍曼负责希特勒的日程安排，相当于元首办公室的把门人。后来我也发现，鲍曼利用他对希特勒私人办公室的掌控，对希特勒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就连党内的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也发现了，他们要想见到希特勒，必须先过鲍曼这一关。
鲍曼有一个做普鲁士军士长的父亲，他中途退学，曾经是梅克伦堡州一个臭名昭著的右翼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与几起谋杀案有牵连。1924年，鲍曼因作为帮凶参与了对前小学老师的报复性谋杀而被判入狱1年。鲍曼辩解说，这名老师向鲁尔地区的法国占领当局告密，出卖了一名重要的纳粹党激进主义分子。
刑满释放以后，鲍曼加入了纳粹党，并且逐渐上升到权力中心，在担任了一连串无关痛痒的职务之后，他终于担任了纳粹党的领导人职务，成为了副总理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左右手。赫斯在1941年飞到英国执行他那项构想拙劣的任务后，鲍曼开始接任纳粹党秘书长职务。鲍曼不仅控制了纳粹党，还掌管着希特勒的私人财务大权，负责采买和管理斯佩尔、希姆莱、戈培尔等高级纳粹将领家眷们居住的物业。鲍曼还负责修建和管理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巨型地下堡垒。在希特勒政权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里，鲍曼成为了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重要人物。
鲍曼是一个冷酷而粗俗的家伙，缺乏文化素养和品位，既不浪漫也不具有传奇色彩。鲍曼五短身材，臃肿粗笨，看上去像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官僚主义分子。希特勒身边很多将领和党内人士都认为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身边一个安着显赫头衔的秘书，然而，正是鲍曼看似无足轻重的外表和粗俗让他的敌人低估了他。无论他为人如何，鲍曼终究是一个勤奋而高效率的人，他就是通过巧妙运用这些技巧，成为了希特勒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或许是当时德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居然知道存在鲍曼这号人物的人。鲍曼并不是一个公众知名人物，但是我的祖父和他的妻子娘家是朋友，经常会提到鲍曼家和莱曼家的一些事情。我的祖父总是说，鲍曼是希特勒纳粹政权核心的“灰色影子”，这实际上是一种侮辱。祖父要是称呼一个人是“褐色影子”，就已经是相当高的评价，但是，这个灰色的影子很善于运用权谋。人们还常用“金色的野鸡”来称呼鲍曼之流，这些都是掌管生杀大权的纳粹党领袖，在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却都成了懦夫。鲍曼获得了希特勒的绝对信任，他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善于无情地利用这种影响力。我在后来的几周里对这一点有了深刻的体会。
无论如何，这次会面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经历：一个16岁的纳粹青年团成员，能够亲眼见到无数在建立新德意志帝国中担任重要角色的纳粹党关键人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能够站在这个历史大看台上。那时我以为，能够跻身“伟人”身边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将在第三帝国的“光辉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我的确将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这段历史并不光荣。我后来回忆起，1945年那个4月我在大臣花园度过的一天，我或许见证了这帮臭名昭著的刽子手、精神病患者和狂热分子的最后一次集会，他们的滔天罪行让德国屈辱地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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