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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道别（3）
我们还曾见到过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个十几岁左右的男孩被晾衣绳吊死在柱子上，尸体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右耳被扯掉了一半，鲜血浸透了整个右半边身体。他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国民突击队制服，脖子已经明显被套索扭断了。他的双手被捆住放在身后，双腿在脚踝处被捆绑，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显出一种恐怖扭曲的神情。他的袖子上并没有希特勒青年团的臂章，可能是已经被摘掉了。周围没有张贴任何布告来说明他的罪行，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应该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这种人都会被活活绞死。
我们不禁盯着这个可怜的灵魂看了好久，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又向前走近几步，但马上，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可疑人物。一位年轻的武装党卫队军士拦住了我们，要求说出口令，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任何的口令。在他后面还站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穿着一件不带任何徽章标志的外套，在我们看来，那似乎是普通警官的衣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件外套上却挂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显然有违常理，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把勋章戴在外衣上。连哈尼斯都开口说：“他可能是从阵亡的人身上偷来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其他任何勋章，也没有二级铁十字条纹。一般而言，只有在得到二级铁十字勋章之后，才有资格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就让我们怀疑他是个冒牌货。此外，他的举止表现更令人生疑。整条街的街边窗台上都悬挂着白旗，他疯狂地朝这些旗子射击，但精准度却差得好远，显然，他以前从未使用过枪械武器。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威胁道：“要么重新回去战斗，要么我就把你们这些胆小鬼全枪毙了！”
“我们是大臣花园元首府的信差。”我向他解释道。
那个年轻的士兵推了我一把，嚷嚷道：“你别撒谎！”
“我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他显然被激怒了，这下麻烦来了。他长得人高马大，而且从脸色上看吃得也比我好。身上穿的制服崭新笔挺，我这套肮脏破旧的军装跟它相比简直就像一块臭抹布。我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好地方熬过了这场艰苦的战争。
哈尼斯身上只带了希特勒青年团摩托兵成员证和驾驶执照，他向那个士兵解释自己是我的司机，受命于希特勒青年团总指挥部，但对方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是从前线来的逃兵，”他的语气中带着施虐的快感，“毫无疑问！”
接着，他又转而盘问我。我随身携带了两份证件，分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征召证明和国民突击队的资格证。他一看完，立刻得出结论：我是武装党卫队的叛逃分子，现在又假扮成国民突击队的成员。他认定我们没有合理的身份证明，坚决不允许放行。我给他看了一封信件，收件人一栏清楚写着阿图尔·阿克斯曼的名字，可他还是不为所动。难道他不知道阿克斯曼是德国青年军团的头面人物吗？他脑子出了什么毛病？这时，哈尼斯终于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这小子眼睛盯着我们的摩托车呢。”他小声对我说道。在战争期间的柏林，任何交通工具都显得那样宝贵。事实上，想逃跑的人并不是我们俩，而正是他，他才是真正的懦夫，真正的逃兵。
当时，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只有口袋里的手枪，而他们正拿枪对着我们。我的使命是去传达来自阿克斯曼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据我所知很可能直接来自希特勒，事关重大。我也曾经两次从苏联人的手底下逃脱，可现在呢，瞧瞧我们，被谁抓住了？一个举止可疑的老警官和一个身体健壮的武装党卫队士兵。真见鬼，他应该到最前线去保卫柏林的妇女和孩子！我暗自气愤。
“跟我来！”这位年轻的军士下令道。
我们被带到了街角的一间屋子，并一路走到地下室。那里有几个妇女，在她们身后有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文件、一部军用电话机和一个公文包。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大胖子，这真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那个战争年代，整个德国都很难找到如此肥胖的人。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脸部的神情非常像马丁·鲍曼。他也穿着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神秘的”制服：深灰色裤子，双排扣上衣，再加上天主教牧师式的衣领。这不是一战时的军装吗？这个人难道是执法官员？是他下令吊死了外面的那个男孩？
我把同那个军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眼前的这位军官，让我颇感惊讶和安慰的是，他竟然拿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青年团总部。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我没有撒谎，很明显，这让他吃惊不小。他答应放我们走，但同时警告道：“苏联人肯定监听了刚才的电话，他们已经知道你们的企图。”他显得有些幸灾乐祸。那个年轻军士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我们的摩托车，我估计他是经过一番掂量，觉得不值得为了一辆车而去冒犯鼎鼎大名的阿图尔·阿克斯曼。
那天发生的一切只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戈培尔和鲍曼早已发布了严惩逃兵的命令。人人都知道，任何在盟军面前露怯的行为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纳粹甚至公然宣称，保卫柏林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至高无上的职责。在一份名叫Panzebar（按字面意思叫做“坦克熊”）的报纸上，有如下文字：“值此非常时刻，任何不能恪尽职守的人都是叛徒，整个民族的叛徒……弱者总是悲天悯人，只有强者才能坚持到底，获得胜利……元首在哪里，哪里就有胜利！让我们把个人的命运抛到脑后。你可以选择勇敢地战斗然后牺牲，或者向敌人屈服成为可耻的叛徒！”
最后的道别（4）
后来有一次，我曾问过阿克斯曼，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会不会被自己人处死。他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的孩子？当然不会！”可我并不明白谁才是“我们的孩子”？按照法律规定，任何德国青年都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但哈尼斯和我已经看到，那个在敌人面前胆颤的“我们的孩子”遭受了怎样的命运。我们也看清了那些残酷执法者的真实嘴脸，他们才是真正的懦夫。
第二天早晨，恰逢列宁诞辰，苏联军队在这天发动了24小时不停歇的进攻。为了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一面面崭新的红旗被分发到各个部队中，苏军将领要求他们的战士将旗帜插到每一座柏林的主要建筑上。这里顺便提一下柏林的滕佩尔豪夫机场，这座机场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面临苏军包围的情况下，还一直保持着日常的商业服务。但到了那天早上，最后一个航班从该机场起飞，带着9名乘客飞往瑞典。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可以看到周围一堆又一堆福克·乌尔夫战斗机的残骸。
此时，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连夜转移病房。因为如果拖到白天的话，不仅是病人甚至连其他的医护人员都可能会丧命。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总共有14名病人和医护人员需要转移，所有的病人都无法独立行走。希特勒青年团总部抽调了几名人员来协助我，但显然没有人心甘情愿接受这样一项危险的任务。他们的级别都比我高出不少，因此这让我又多了一份额外的使命感。我们当然不可能找到任何救护车，手中最好的工具就是一辆烧木炭的旧式卡车。格特鲁德医生嘱咐我们带走所有剩下的医疗用品，包括几瓶药水和一些绷带。和少得可怜的药品相比，我们带走的冲锋枪和“巴祖卡”火箭筒倒是规模庞大，注定了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撤离行动。
黄昏前，病人们都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为每个人安排了特定的担架，整齐地摆放在大楼背后的出口处。当夜幕降临时，我们立刻开始转移。我们前后共跑了6个来回，每一回都分成两步走：首先将病人转移到警察局总部，然后再把他们送到纳粹党总部大楼。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就在运送最后两个病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麻烦。
麻烦的来源正是我们的上级部门曾许诺派一辆军用救护车来帮忙转移，但这辆车迟迟没有出现，而我们却为此耽搁了整整1个小时。等到最后决定离开时，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急，苏军进入了大楼的正门，我们必须立刻撤退。哈尼斯建议由他在前面带路，我和司机一起坐在卡车前排，其余的病人和姑娘们都躲在后车厢。我们按照他的计划开始行动，但很快，猛烈的炮火封锁了前进道路，一时间我们难以突出重围。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先躲到路边一座坍塌过半的房屋中，把病人安顿下来暂保安全。我让司机同病人和护士们待在一起，随后拿起一把冲锋枪和一个火箭筒冲出屋外。接着，真正的麻烦来了。
一出门我就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两辆苏军的坦克，而且还是宽履带、倾斜装甲设计的T…34型坦克，后面跟着一些步兵。打头的一辆正隆隆地朝一座房子开去，那真是一个让人吓破胆的场景。我发疯似的撒腿就跑，穿过一排房子的后院，躲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这时，那辆坦克已经拐了一个弯，冲进了病人和护士们躲藏的那幢房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伤，但愿上帝保佑他们平安。不一会儿，坦克又朝我躲藏的这间房开过来，我迅速下到了地下二层。那里的窗户很小，高度基本与街道持平。窗玻璃早已被打碎，只留下窗框周围一些锋利的边角。透过窗户，我看到那辆T…34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开炮轰倒一座座房屋。我没有看见一个苏联士兵，估计他们都隐蔽在坦克后面。周围没有出现任何的德国军队。
坦克正一步步逼近我藏身的房子，地下室的墙壁和地板都开始不停震动，发出像搅拌机一般的声音，真令人感到恐怖。不一会儿，坦克和我之间的距离仅剩下7米左右了，我害怕到了极点，同这个钢铁巨兽相比，我的血肉之躯显得那么可怜卑微。没有时间去考虑结果了，我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我迅速架起了火箭筒，瞄准前方目标，摁下发射按钮。几乎同时，我闭上了眼睛，心里默默祈祷。
轰！！！
没有巨大的后坐力，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是一声沉闷的炸响。火箭弹残余的弹壳从发射筒中向后弹出，轻微灼伤了我颈部的皮肤，烧焦了几根头发。从发射口冒出的浓烟让我一阵咳嗽，还流出了眼泪。等硝烟过后，我看到眼前的苏联坦克周围弥漫着一股黑烟。这个大家伙安静地停在原地，不再动弹了。我击中它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用反坦克火箭筒进行攻击，竟然一举成功！（后来我才知道，苏联军队对这种简单、方便而有效的手提式火箭筒大感头痛，为了对付它，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整套坦克进攻战术）坦克车上燃起了熊熊火焰，一名苏联士兵从里面跳出来，飞速地越过街道逃走了。欣喜之余，我竟然也生出一股同情之心，这让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只看到一个士兵的身影消失在烟雾中，但没有看见其他人从里面出来。我不知道一辆T…34型坦克能装多少人，那么大的家伙装3个肯定是没问题的，4个甚至5个都有可能。
最后的道别（5）
从小到大，纳粹向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仇恨敌人，尤其是苏军，这么说丝毫不夸张。但在我心中，对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仇恨。即便是对那两个把我狠揍一顿，差点要我命的苏联小战士，我也永远不会有半点仇恨，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人。当我看着那辆熊熊燃烧的坦克车，惟一想到的是里面那些可怜的战士，想到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女友。我体验过那种被火烧死前的痛苦，那是最令人恐惧的回忆。我只能祈求上天尽快结束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少受折磨。
我重新跑回了其他人暂避的那间房子，准备取一个新的火箭筒。一进屋，发现到处都是坦克炮火所留下的浓烟和尘埃。由于担心哈尼斯和其他人的安全，我迅速地跑向地下室。房间里硝烟弥漫，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隐约中前方出现了出3个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医院里的3个姑娘。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火箭筒，正准备出去向敌人开火。
“不！”我惊呼道，“快回到地下室去！”
她们不听劝告。我转向哈尼斯寻求帮助，但他却说：“如果她们想战斗，就让她们去吧！”
“可她们是医护人员！”我激动地叫起来。
哈尼斯默不作声。
我们开始向楼上攀登。我拿着突击步枪在前面带路，哈尼斯在后面拿着2只火箭筒。经过炮火蹂躏后，楼梯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踩上去摇摇欲坠，有几级甚至不见了踪影。
从楼上透过墙壁的窟窿往下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街道上的动静。在马路的另一端，几个苏军士兵正倚靠着一堵墙壁，向街角处的一幢房子进行猛烈射击。我悄悄地瞄准他们，开枪射击，枪声响起，那几个人立刻就消失了。我想他们是找个地方隐蔽了起来，或者也可能是撤退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并没有撤退。不一会儿，第二辆坦克出现了，缓缓地从被击毁的同伴身旁开过，由于路面太窄，还差点撞上了同伴。在它后面跟着一队苏联士兵，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用我的步枪射击。我向哈尼斯示意，让他把火箭筒递给我。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洛特突然出现在楼底下，她扛着一个火箭筒，径直跑到了路中央。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快退后！”我以最大的声音吼道，但显然还不够大到吸引她的注意。
她停在了坦克的正面火力线上，我一下子紧张得咬紧牙关，但洛特似乎还是像在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里一样平静。她迅速地瞄准目标，开火，然后立刻跑到街道的另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废墟中。她没有回头看一眼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标，我也没有，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飞奔的小姑娘身上。一直等她安全逃离后，我才转过头，目瞪口呆地看到了她的战果：直接命中目标！第二辆坦克也开始燃烧起来，相似的身影从里面跳出来，迅速逃离了现场。但这次，我没有再去想坦克里面的人的命运，我的思绪全都集中在异常勇敢的洛特身上。
接近黎明时分，我们才完成了这次转移工作。阿克斯曼的指挥中心已经搬到了纳粹党总部的地堡中，而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新的病房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除了几把木头长凳，没有别的任何设备。我们随身带来了担架、木板床、椅子和桌子，还有一些药品和绷带。依靠这些东西，格特鲁德医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医疗帮助。以军事标准衡量，这样的医疗设施仅仅达到野外急救站的水准，和新大臣花园中的急救医院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个诊所中，拥有一个手术台，附带用于手术照明的太阳灯，面积虽小但却设施完备。但是那儿的医疗负担也非常沉重，伤员多达数百，主治医生却仅有两位。跟他们相比，格特鲁德医生这儿只能勉强提供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格特鲁德医生只有一个带着红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