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走过来，人人都立刻起身，像沙丁鱼一样紧贴着墙壁。希特勒走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没有注意身边的任何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直接走向了公文信件的收发室，迅速消失在我们眼前。
由于长久居住在狭小拘束的地堡中，许多人都开始表现出幽闭恐怖症的倾向。人造光长期照射再加上通风机不停地嗡嗡作响，让人们的神经陷于崩溃的境地，在那种地方生活实在是一种煎熬。我曾看见一帮将军从那间小小的地图室里涌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快窒息了，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呆了多久。希特勒还严令禁止他的部下在地堡内吸烟，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痛苦。
我第一次去元首地堡时，在水泥楼梯左侧发现了一排厕所，全都冲洗得非常清洁干净，着实让我大感安慰。这也许是专门为那些在等候室里苦苦等候的纳粹官员们准备的，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每次都借机享受一番。除此之外，地堡里还能供应日常的生活用水，这些水全都来自一口地下20米深的自流井。实际上，在整个大臣花园中，除了希特勒地堡以外，其他所有地方的用水供应都已经被切断或者被污染。
在地堡里，让我最受刺激的场景就是看到等候室内堆放着一车车的食物。所有三明治都是用新鲜面包做成的，这些面包来自于威廉姆斯大街的一个面包房。这家店在那种环境下依然正常运营，而且总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原料：意大利腊肠、烧牛肉、新鲜奶酪和腌菜等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次看见，我都忍不住想冲上去大吃一顿，但最后还是不敢造次。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场景就是看见鲍曼走进了等候室，抓起一把三明治将他的外衣口袋塞得满满当当，然后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从那时起，我开始非常讨厌鲍曼。
当时，元首地堡和党总部之间的通信线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因此任何从地堡发出的指令都要由专人送到威廉姆斯大街（也可以通过宣传部的无线电设备进行发布，但只有党总部内的海军无线电室才能收发海军和党政信息密码）。于是，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往返于威廉姆斯大街和地堡之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这是一场俄式轮盘赌的游戏，每次一跨出防空洞，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上。幸运的话只是尝尝燃烧弹带来的浓浓磷烟和有毒汽油的味道，要是不走运就会直接被苏联火箭削成肉泥。在威廉姆斯大街，到处都有被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甜味，这种气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如果你很倒霉地赶上了一枚喀秋莎火箭在附近爆炸，立刻就会引发突然的失明和方向知觉的丧失。这是最为凶险的时刻，你必须迅速移动双脚寻找掩护，否则下一枚火箭就会如期而至。
在苏军的持续打击下，平日通行的街道已经成了一个乱葬冈，到处都可以看见死尸，有些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党总部花园也成了一个大墓地，空中弥漫的战火硝烟让人无法看清地上的尸体，我就曾两次被僵硬的死尸绊倒。每当我们以为敌人的火力已经到顶时，迎接我们的总是更为猛烈的炮火，钢铁洪流如雨点般倾泻在道路上，一时间火星四溅，留下一个个白炽斑点。有些人被子弹和爆炸后的弹片击中，立刻被撕成了碎片。我们把一些身受重伤的人拖进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有些她根本无力医治，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急救措施。阿克斯曼要求我们尽量避开敌人的火力点以减少伤亡，但据我所知，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就有至少20个人死于苏军炮火之下，其中还包括柏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奥图·哈曼。
不论何时前往地堡送信，周围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厚厚浓烟。炮弹击中目标后发出的轰鸣声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碎，更糟糕的是一时间耳朵还难以恢复，持续的嗡嗡作响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让人几近崩溃。
在地堡紧急入口的外面从来不会出现卫兵的身影，他们都躲在门背后的安全之处。在入口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顶棚，可以稍稍抵挡一下从天而降的炮弹。每次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门口，那两个警卫总会调侃道：“幸运的小伙子！你又成功了！”，或者说“怎么又是你，小伙子！你怎么还好好的？”曼扎利厨房里的助手们常常称这些卫兵为“地堡士兵”，有一次其中一位还对那些士兵喊道：“为什么你们不出去和苏联人战斗，却躲在这儿让一个孩子去替你们做事？”
深入地堡（4）
在所有卫兵中，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是军士长哈里·门格撒森。记得有一次，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地堡门口，却意外发现大门紧锁着。在平时一般情况下，大门都会留出一道缝隙，绝不会上锁。我重重地敲了几下，希望里面的人能听见，过来帮我开门，但结果却没有任何反应，外面隆隆的爆炸声压过了一切，没有人听得见我的敲门声。最后，我不得不绕到大臣花园的正面，冒着枪林弹雨进入了地堡。当我向哈里抱怨时，他很幽默地说道：“老天爷，这可是个秘密地堡，难道你还想让我帮你配一把钥匙吗？”
在最后几天中，哈里和我一有机会就开始聊一些热点话题，例如苏联人现在离我们有多远等等。当然，我们谈论的最多的还是温克的第12军，我们都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开到柏林来救援。
此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仅限于柏林市中心若干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苏联军队的炮火几乎全部集中到纳粹的统治中心。该地区已经成为希特勒最后的立足点，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而它的中心就是希特勒的官邸。该建筑整体呈正方形，周围被其他建筑群紧密包裹起来。东面是威廉姆斯大街街上的旧帝国大楼，西面是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大本营，南面的新帝国大楼将上述两座建筑沿弗斯大街连接起来。该地区周围还有一些辅助性建筑，例如西边的柏林动物园，它被称为柏林“绿色的肺”，不过现在那里有一座重要的军事医院，并且为艾利赫·凯姆普卡的地下汽车厂提供燃料支持。
在这片建筑群下面遍布着如迷宫一般的地窖和地堡，它们多数通过复杂交错的地道相连（在柏林的政府区还有其他5个相互独立的地堡，分别位于几个部门的大楼底下，戈培尔在位于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官邸下面就拥有一个非常豪华的地堡，另外还有十几个防空洞和难民营）。斯佩尔位于弗斯大街的办公大楼下面有一连串的防空洞和地下室，里面早已经挤满了满面愁容的党卫队士兵、伤员、护士、医生和平民。
党卫队军官的指挥部和起居室也位于这些地下室中，其中有一个防空洞原先是专为200名孕妇准备的，可等我赶到那里时，里面却已经塞了近500名平民，整个环境惨不忍睹。在这个地下建筑群中间有一所急救医院，那儿原来是政府的医药房，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外科手术室。持续恶化的局势导致医院的医疗条件不断下降，已经快要沦落到普通地下室的水平了。
我对这个急救医院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格特鲁德医生从这里取药，再送到她那个小诊所里。医院主要由两位外科大夫主持日常的工作，维纳·哈思（Werner Haase）教授是希特勒的第一任私人医生，几年前他离开希特勒到柏林著名的查理特医院开办了私人诊所。在这最后的几天中，他又重新回到了希特勒的身边，希特勒也对他格外信任，但此时的哈思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已经病入膏肓，常常感到呼吸不畅，因此每隔20分钟必须稍作休息。另一位大夫是恩斯特· 根茨·申克（Ernst Gunther Schenck）教授，其实他并非是真正的外科医生，而是一位营养师，因此动手术刀的技术还不算过硬，必须由哈思教授在一旁指点。整个医院的条件也非常糟糕，特别缺少绷带、麻醉剂等基本医疗用品。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从堆放在旁边的死尸身上扯下绷带以满足需要。最忙碌的时候，几位医生在7天内完成了370多例手术，申克教授曾说：“我的手臂一直都陷在肠子、动脉和血块中。”
在这个地下堡垒群中，还隐藏着几座地下车库，停放着一些装甲运输车。另外还有一个1500平方米大的地堡，里面装着所有纳粹高官的豪华轿车和他们的司机，包括希特勒的奔驰车。在德语中司机被称为Fahrer，恰好与希特勒地堡（Fuhrerbunker）相匹配。位于这些建筑中间的是元首官邸花园，我就是在那儿被引见给了希特勒。从花园里能看见地堡惟一的地上部分：水泥碉堡状的紧急入口。碉堡上覆盖着带图案的帐篷垫，最顶上有一个党卫队炮台，再加上一排实弹机枪和聚光灯。
现在，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余孽进出柏林的空中通道只剩下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个飞机跑道。在苏军炮火的紧逼下，这条跑道的使用空间被大大压缩，飞机的降落或者起飞都变得险象环生。多数进入柏林的官员都会像斯佩尔那样选择“斯托尔赫”轻型教练机作为座机，因为它是少数几种能在小范围内降落的飞机之一。如此危险的飞行对驾驶员的技术和胆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必须以很快的速度飞抵柏林以躲避苏军炮火的袭击，然后再骤然减速下沉，落到这条短短的跑道上。由于难度太高，许多人都因此而丧命。此时，苏联军队也已经开到了跑道的另一端，猛烈的炮火不断威胁着这条纳粹最后的生命线。
之前，纳粹大本营的防御工作由党卫军少将威廉·蒙克负责，此人年仅34岁，是当时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在战后他被起诉犯有多项战争罪行，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由于不满德军的节节败退，希特勒一怒之下撤销了蒙克的职务，并任命黑尔姆特·魏德林担任城防总指挥一职。其实当时的德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论换谁都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蒙克实际可用的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数量不到1200人，魏德林比他稍好些，手下拥有4。5万名正规陆军士兵和4。3万名国民突击队队员。另外，阿克斯曼还控制着2700名希特勒青年团战士，他们大多都被部署在外围，负责守卫施普雷河与汉克河上的两座桥梁，这两座桥也是纳粹最后的陆上通道。海军司令邓尼茨还为魏德林提供了5400名海事军校生，但这些水兵对于城市攻防战实在算外行，仓促上阵的结果只能是换来巨大的伤亡。而这些残破不堪的德国部队所要面对的是苏联250万人的大军，德军指挥官称之为“惊魂部队”。
深入地堡（5）
正如地堡算不上真正坚固的地堡一样，纳粹最后的大本营区域也远远谈不上固若金汤（但在布雷斯劳，卡尔·汉克却构筑起一个较坚固的堡垒。汉克是一个残酷无情的纳粹分子，为了阻止苏军攻陷布雷斯劳，他下令将城内所有年老的妇女和孩子都赶出城外，致使数以千计的人被活活冻死。在城内，连年仅10岁的少年都被投入到前线作战，如有违抗一律处以极刑）。明眼人都能看出，柏林的防御工事薄弱得就像一层窗户纸，根本不堪一击。
在所有城防设施中，最显眼的是分布在柏林东、西、北方向上的3个巨型高射炮塔。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称之为“塔”，它们只是一些巨大的水泥墩子。斯佩尔最初是想模仿中世纪的城堡风格，但拙劣的设计水平让它们看上去就像一块笨拙的大石头。柏林动物园里的那座炮塔直接被叫做“动物园”（其实际占地面积非常大，远远超出动物园本身的范围），它是3座炮塔中最大的一座。我个人更喜欢称它为一座地堡，因为在战争末期，它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同地堡一般。动物园地堡的地上建筑共分5层，每层的高度非常惊人，叠加起来整个楼比动物园里的树木还要高出40米。其墙壁为2米厚的混凝土防护层，窗户配有不锈钢窗板保护，可以根据受攻击的情况来开启或关闭。
动物园地堡总体呈正方体形状，在4个角上分别竖起一座高塔，如同中世纪城堡一样。每座高塔上都有一组128mm的防空机枪，总数一共是8挺，交织而成的火力网能够有效阻止敌人轰炸机的进攻。在机枪下面的城墙中，还部署着12门大炮，分别位于4个方向，主要用来阻止低空突破的飞机。这5层从上到下依次为：机关枪士兵的营房；一座拥有两位外科医生和100张病床的医院；存放着博物馆珍品的储物室；能够容纳1。5万人的两层防空楼。在地下还有另外3层建筑，分别包括厨房、厕所、电力供应和军火弹药等设施。
另外两座高射炮塔，一座位于菩提树下大街北面，靠近地铁站的地方，另一座则在兰茨伯格大道东边。这两座不如动物园地堡那么庞大，但同样都被武装得牢不可破。通过这几座炮塔，德军将领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军的推进情况。流离失所的平民纷纷逃入炮塔中寻求庇护，塔内防空楼和医院的实际人数都远远超过了设计标准。每一条走廊、每一个房间里都挤满了避难的人，人们就像罐装沙丁鱼一样相互紧贴着。由于过度使用和缺乏冲洗水，厕所很快就被堵死不能用了。医生和护士们都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去塔外掩埋尸体，因此医院的过道很快就成了停尸间，随处可见大量的残肢断臂和其他腐烂的身体器官。
除了这几座高塔外，我在柏林城内几乎看不到其他的城防设施。在每个主要路口，疲惫不堪的国民突击队士兵将燃烧的汽车、装满水泥的油桶和其他能够找到的一切废墟都拼凑起来，组成一个个临时的坦克路障。这些路障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想对付苏联军队的T…34坦克，最有效的武器还是铁拳式火箭筒。这些致命杀手主要被希特勒青年团布置在大楼的地下室中，用以阻止苏军的进攻。尽管这种火箭筒威力非凡，但由于数量有限，根本无力延缓苏军的步伐。苏联军队在短短十几分钟时间内，就迅速突破了施普雷河、汉克河、哈韦尔运河一路防线，矛头直指纳粹的最后巢穴。
第十一章 疯人院
疯人院（1）
从元首地堡返回后，我直接去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她一看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地堡里的情况，还问我是否见到了希特勒，我回答说“没有”。虽然我偶尔从门缝里瞥到了几眼，有几次还半路遇到了他，但我始终觉得那不算是真正见面。在地堡的这几天里，尽管很多时候都看不到希特勒，但我依然能感到他鬼魅般的身影无处不在。接下去，格特鲁德的问题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你见到爱娃·勃劳恩了吗？”
“爱娃·勃劳恩？她是谁？”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当时大多数德国人都对她一无所知）。
“你不知道？”她显得有些吃惊，“她是元首的情人。”
“不可能！元首怎么会有情人？！”我盯着她的眼睛说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不符合我印象中那个孔武有力、充满男子气概的领袖形象。二战中，所有德国人都被纳粹欺骗，笃信希特勒是个一心为国操劳，不会为儿女私情这等琐事牵扯精力的真英雄。我妈妈甚至还对我说过，希特勒，承担不起结婚所付出的代价。
格特鲁德医生坦承，当她刚听闻此事时也和我一样的惊愕万分。“我那时也不敢相信。”她说道，但格特鲁德把爱娃看作心目中的“女英雄”，她告诉我爱娃特意从布彻斯加德赶到希特勒身边陪伴他。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否可信，长久以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将希特勒看作超脱凡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