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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3）
1938年11月10日清晨，电话响起的时候父亲还在家里。打电话的人和父亲一个部门。父亲听电话的时候显得很兴奋，然后他挂断了电话。他的双眼满是喜悦，“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给犹太人点颜色瞧瞧！”他说的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我以为，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代号了。在我上学转乘电车的街角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鞋店，已经成为了这次行动的目标。人行道上散布着被砸碎玻璃窗的碎片，鞋店的展示橱窗用木板盖上了。我和其他许多人透过木板的缝隙看到，两个身穿黑色有腰带的长袖衣服、带着黑帽子的长胡子男人正在紧张地盘点货物。稍微年轻的那一个在点数，稍微年长的那一个可能是他的父亲，正在计数，看看到底损失了多少。
几天以后，我路过那家糖果店，我曾经在那儿买过糖果和巧克力。糖果店要么幸免于难，要么店主就是已经更换过了平板玻璃窗。反正在我看来，糖果店没有任何遭到破坏的迹象，但是店堂内空无一物，彻底关门了。乘电车去学校的途中，我还看到一座烧焦了的犹太教教堂，废墟上还冒着浓烟，着火的建筑被人用绳子拉散了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有多少人会因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呢？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都愿意把这段记忆埋在心里。我的祖父母就是这样，我是后来才发现的。但是 “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我没有产生同情的感觉，我原本应该记住第一位老师所说的话，他总是告诉我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有萌发出为他人着想的念头。
1939年的暑假，祖父带我去了趟慕尼黑。我们参观了警察车站附近的希特勒故居，并且在一个意大利艺术家开的客栈就餐，据说以前希特勒也常常来这里用餐。这样的旅行在当时的德国是一种普遍的英雄崇拜行为。8月的时候，德国宣布开始发放配额卡。“那就是说，战争快要爆发了。”我母亲肯定地说，父亲却只看到了多一张配额卡的好处。8月31日，我第二个弟弟乌尔里希·乔治出生了。他出生的第二天，战争爆发了。那天是1939年9月1日，我看见大批摩托车队在布雷斯劳城里来来往往。我朝着摩托车手挥手，他们也会挥手回应。希特勒发起了闪电战后，我成天坐在收音机旁听战况报道。大家都尝到了报复的甜头。
新闻报道每天都要通报国防军总部（OKW）的战况。此外，重要军事公告不断传来，完全打乱了电台正常的节目顺序。嘹亮的号角声不时响起，随后报道的往往是军事上的又一次胜利。1939年9月4日，捷报再次传来，德国军队已经席卷过波兰，并且开始踏上东普鲁士的土地。东普鲁士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离了德国的统治，现在终于重回帝国的怀抱。
9月6日，我们的军队攻下了克拉科夫和比得哥什两座城市。据说，在战争爆发以前，克拉科夫的波兰人杀害了许多德国人。9月8日傍晚发布的一份胜利捷报向德国人宣布，我们的军队已经抵达了波兰首都华沙。捷报频传，德军大获全胜，举国上下都在欢庆。
但是，有一个人让我不禁停下来，反省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舒斯特·斯蒂芬是住在附近的补鞋匠，是一个典型的汉斯·沙驰类型的人物（汉斯·沙驰是15世纪时期德国的一个补鞋匠，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和诗人）。斯蒂芬在修补我们家的鞋子和父亲的大黑皮靴时，总会让我坐在他身边的三脚凳上。他那朴素的哲学观很让我受用。他告诉我，在波兰动荡不安的历史上，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他指出了很多德国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告诉我，除了那些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德国人以外，不少波兰人也具有德国人的血统。他还说，居住在罗兹城的波兰人尽管都有斯拉夫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德国人后裔。
他让我认识到，就像过去那些战争一样地微妙，即使在波兰人当中也有种族融合的现象，很多西里西亚人的家族名起源于波兰，但是他们却是纯粹的德国人。不过，也有不少西里西亚人具有波兰人的血统。斯蒂芬列举了几个邻居做例子，不过我后来都记不起这些人的名字了。然后，我又想起了我一二年级时的同学鲁迪。他的名字听起来是波兰人，但是他的父亲很高大，和鲁迪一样长着一张有十足日耳曼人特征的脸。
舒斯特·斯蒂芬在过去的1年里为我父亲的黑皮靴换过无数鞋底和新鞋跟，他知道父亲是党卫军成员。我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是我能感觉出他不赞同父亲的工作。斯蒂芬或许也不喜欢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我和其他孩子对军事胜利产生了极大热情，对波兰军队的溃败不屑一顾，斯蒂芬对我们的这种态度很不以为然。
后来，舒斯特·斯蒂芬问我一些关于波兰天文学家尼克拉斯·哥白尼的问题，哥白尼的学说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斯蒂芬问我是否知道化学家玛丽·居里夫人，他说，居里夫人是法国人，但是却嫁给了波兰人。他还提到了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斯蒂芬的提问甚至还提到了波兰民间英雄马歇尔·普拉斯基，普拉斯基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
或许，斯蒂芬希望我意识到，既然有这么多杰出的波兰人，那么将波兰人贬称为“波兰猪”是不妥当的。但是，我无法接受斯蒂芬的观点，我只相信那些我被期望相信的东西。波兰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憎恨德国人，残害德国人，现在是他们应当接受惩罚的时候，他们活该被英勇的德国士兵击败。
战争（4）
10月16日，从前线传来了新的消息，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就德—苏势力影响范围边界达成一致意见。这场战争似乎到此结束了，占领也宣告完结。宣布这一消息的军事公告称，这是东线的最后一张军事公告。
我第一次在战争中受伤是在1940年，当时我只有12岁。母亲的一位叔父被派驻到被占波兰担任行政官员，我们于是去拜访他，并住在他的农舍。那天晚上，一群饥饿的波兰士兵袭击了我们，他们之前一直隐藏在树林中。我们不得不退到地窖，我拿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透过窗户开了一枪，子弹击破了窗格玻璃，玻璃碎片纷纷落在我的脸上。叔父十分生气，不仅仅是我伤着了自己，还因为我暴露了我们所处的位置。波兰人在第二天又发起了一次进攻。在附近的驻军赶来援救之前，我们已经坚持抵抗了近一整天。
差不多从那时起，我开始搜集关于潜艇司令官和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英勇战绩的新闻简报，这些简报很快就贴满了一本剪贴簿。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也时时提醒我们，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光辉战果。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海军上校庇里恩（Prien）的，这位28岁的U47潜艇司令官在1939年10月击破了英国斯卡珀湾海军基地的潜艇防御，他指挥击沉了英国战舰皇家橡树号。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胆的海军进攻之一，不仅德国人认为这次进攻很英勇，就连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庇里恩的大胆。我们还会从报纸上读到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维纳·莫德尔斯（Werner Molders）的英勇事迹，他是第一个击落20架敌机的德国飞行员，在1941年牺牲以前，他总共击落了115架敌机。另外的报道还有阿道夫·戈兰德（Adolf Galland），他在31岁的时候成为了德国空军中最年轻的将军。
起初，我也希望成为战斗机飞行员或者潜艇司令官。后来，我对动物的热爱又促使我萌发了当骑兵的念头。直到后来我得知骑兵连都配备了坦克，根本不骑马了，我才打消了当骑兵的念头。我听说，如果炮弹击中了坦克，驾驶坦克的士兵根本来不及逃跑，会被活活烧死。对我来说，被烧死算是最恐怖的一种死法了。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大获全胜，从报纸上的消息来看，他甚至没有遭到任何大的挫败。当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虽然战争时期国家对所有新闻进行了封锁，并且进行了巧妙的军事宣传，但是在我读过的众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纪录之后，我还是认为，军事公告最能反映事实真相。当然，军事公告终究对德国进行了粉饰，夸大地描述胜利，并且故意漏掉挫败或减少对战败的报道。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只有政府控制并发布的新闻。我们被禁止收听敌台广播，如果通敌背信，我们会遭到包括处死在内的各种处罚。我们的信息来源相当孤立，成天受到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轰炸。诸如“英勇的”、“无畏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勇敢的”、“骁勇的”、“光荣的”、“庄严的”、“高尚的”、“卓著的”、“光辉的”等字眼被大量采用，甚至达到了滥用的地步，后来配合采用的还有死亡等字眼。即使是青少年也要准备拥抱死亡，因为死后的英勇事迹和光辉战绩将长存，虽死犹荣。
我不认为自己抱着必死的愿望，但是我已经说服自己，我愿意而且准备好光荣战死沙场。我最大的担心是，究竟我能不能得到一个机会，证明我的勇敢甚至成为英雄。如果战争能够像我想像中那样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我或许也能够和那些在大战役中顽强作战的士兵一样，让自己的名字载入英雄的光荣名册。我十分确信，德国将迎来卓越的胜利时刻。
战争继续进行着。我们被告知，战争的第一步是设法让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第二步则是解放英国帝国统治下的欧洲；第三步则要让德国免除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丹麦和挪威因此被德国占领。随后，比利时和荷兰也为德国所有。1940年5月23日我12岁生日那天，我们收听到关于敦克尔克的广播。英军和部分法军在被德军击败后从敦克尔克撤往英国，这条消息在我们德国人听来并非是英国人的凯旋胜利。德国人的看法是，我们成功地击败了英国军队，迫使他们狼狈地放弃了所谓的法国盟友（后来我们也意识到，敦克尔克是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关系恶化的开端。希特勒当时没有让坦克装甲部队乘胜追击，因为德意志空军元帅戈林向他承诺，德意志空军足以消灭溃败的英军。但是戈林食言了，大概有30万英军撤走了）。我父亲声称，他参与了“海狮行动”（进攻英格兰的行动）的策划工作。他还说，在进攻以后，他可以在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获得一份类似在布雷斯劳的工作。究竟他所说的话有多少是在吹嘘，有多少是真的，我不得而知。
1940年时，父亲希望我成为一名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学员，当然这个学校的学员不如NAPOLA那么有名，不过也算是“次一级的最好选择”了。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一个超过100人的连队中领导着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可以发出命令甚至做演讲。我父亲一直坚持要我们控制思想，而且他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纪律性是一种美德，是家人、学校甚至青年团少年班评判的标准。而且，在年满12岁以后，我已经以很快的进度实现了荣获少年班优秀奖章所需的全部要求。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达到父亲的期望了。
战争（5）
不幸的是，我又一次让父亲失望了。我没有获得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入学考试资格。父亲对我无休止的指导和训练又一次白费了，我又一次失败了，依然是一个“虚弱的家伙”。不过，我的一位男同学迪特·海因里希（Dieter Heinrich）被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录取了。我在失望之余，将兴趣和精力放在研究德国英雄人物的造诣上，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英雄人物的数量迅速激增。
在战场上，我们的军队所向披靡，连获胜利的新闻不断传来。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略有顿挫，德国军队很快又会发起反攻。我们从没有听到过被打败的消息。是否真的没有被打败过呢？如果新闻报道了我们损失的战斗机和军舰数量，也会将我们损失的数量和敌人的损失进行比较，听起来，我们的损失总是微乎其微，而敌人总是伤亡惨重。
1941年6月14日，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人们兴高采烈的势头简直难以置信。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了苏联。这既是开始又是结束。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也有毁于一旦的时候（确切的说，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只存在了12年4个月零8天）。
1941年，我第一次与犹太人有了个人接触，这是我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惟一一次结识犹太人的经历。在这以前，我偶尔看到这位双目失明的女人在导盲犬的陪同下过马路。她的年纪相当大了，看到她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有一只眼睛失明了，她用黑布条盖住失明的眼睛，不过还可以用另外一只好的眼睛看东西。这位双目失明的女人牵着一条非常漂亮的德国牧羊犬，靠着狗的引导过马路。当然，我所说的情形是在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记的规定出台之前。这一次或许还是那条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那个盲女人佩戴着黄色的臂章，上面有3个巨大的圆点，表明她失明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盲女人的时候，看到她戴着黄色星形标记，而且这一次她没有牵着那条狗，显得惶惶不安，她似乎迷路了，在空中来回挥舞着她的手杖，试图探测行走的方向。她看起来不得不过到马路的另一边，我于是走过去协助她并且问道：“你的狗呢？”我至今都记得她的回答，因为她用德语回答说“被征用了”。她解释说，她非常依赖那条忠诚的狗，但是军队征用了狗做军事用途。在战争中眼睛失明的士兵也需要导盲犬的协助。她也提到，她希望求助于盲人协会，再找一条导盲犬，上年纪的导盲犬不适合再在军队服役。
她流泪了，问道：“我现在能过马路了吗？”于是，我搀扶着她的手臂，一同走到马路的对面。这时，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陌生男孩骑车经过，看到此情景，他停下了自行车，冲过来照着我的脸就是一拳，然后他咆哮着喊道：“不许帮助犹太猪！”我为了自卫而反击。这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小圈人，那个盲女人机警地离开了，骑自行车的男孩衬衫上沾满了我的鲜血，他也骑车离开了。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止都止不住。尽管我当时带着青年团少年班专用的登山刀，但是这场打斗是拳脚交加，我根本没有用上登山刀，而且我还是惟一一个受伤的人。
我丝毫没有察觉到纳粹集权统治对待敌对者和被压迫群体的苛刻和冷酷。我不了解，我不怀疑。我们的老师甚至提都不提集中营，更不用说介绍集中营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是我的母亲解释说，普通罪犯关押在监狱中，危险的罪犯会关押在国家监禁所，而敌人才被关在集中营。母亲认为，集中营就像一个劳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说法。当时，集中营的拘禁被称作“保护性看管”。我记得，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被描述成反动的敌人和对德意志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他们将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我以为，只要他们转变思想，接受了国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重获自由。
当然，战争并非我生活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