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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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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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提早不少年。但是,好急的宪宗和心怀他意的吐谷承璀还是将整个有利的形势打乱了。    
    王承宗久不见朝廷表态,有些惶恐,赶紧上了好几份表状解释自命留后的原因。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恒州宣慰。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复命,报告说:王承宗“受诏甚恭”。宪宗听报,便坚持按己愿办事,在任命王承宗为节度使的同时,将德、棣二州从成德镇划出,成立保信军,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为节度使。但魏博的田季安不愿意朝廷就此开分割河北诸镇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里从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节到达之前将薛昌朝囚禁了起来,想让朝命空悬。    
    这显然是对天子的挑衅,皇上命人晓谕承宗放回昌朝,但承宗拒不应命。十月份,宪宗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以吐突承璀为统帅领神策军讨伐成德。同时诏命恒州四周各镇进兵征讨。    
    皇上开始任命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称以宦官领兵万万不行,朝中谏官、御史也一致反对,可宪宗不听。第二天,数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争,皇上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马使”衔,改处置等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承璀还是实际上的统帅。    
    皇上想不通,老觉得绕不过这个弯来,他对李绛说:    
    “卿等极言宦官侵害政事,谗毁忠良,他们哪里敢呢!就是此辈胆敢如此,朕亦不听。”言下之意,宦官绝对不敢放肆,不如尽量利用这一点。    
    李绛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战事拉开。    
    幽州刘济与王承宗不无矛盾,在人劝说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响应,亲率七万人出击,而淄青的李师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个县城就止兵不前。另外,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军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会合,形成夹击。这几支部队开始都还有些战果,惟有吐突承璀的中央军威令不行,屡战屡败,军中大将郦定进阵亡。    
    过了不久,刘济攻乐寿城不下,河东范希朝、义武张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军全无胜绩,其本人又没有号召力,于是朝廷各路兵马在王承宗的顽强抵抗下失去了协调,三月份,战况不可避免地进入胶着状态。朝中的白居易坚请罢兵,未被接受。    
    此刻吴少诚果然病死,但既已对河北用兵,势必已经不能再讨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吴少阳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当时首倡讨伐承宗的方镇首领,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讨好天子和吐谷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进。一方面暗中与承宗通谋,另一方面派卫将王翊元入京上奏称:其他诸道兵与敌勾结,此际不宜进攻。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垍早就知道卢从史这个人十分阴险,此番更是怀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来,晓以大义,迫使他道出了真相。并又派他回部争取了军中大将乌重胤的支持,当王翊元再赶到京城时,裴垍觉得时机业已成熟,于是进宫请皇上下令将卢从史秘密逮捕归案。    
    宪宗听罢愕然,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早先的主战派竟是如此之辈。师出未捷,反谋又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裴垍着急万分:“卢从史狡滑贪狠,今日不除,后必为乱。”    
    皇上沉思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    
    裴垍遂即开始部署,派人怀带密诏星夜赶赴承璀军营,并附上了一纸行动要略。    
    四月十五日夜里,承璀把卢从史骗来营中,在帐中擒下,立即用马车囚赴京城。从史的卫兵尚未省悟,就被承璀刀斧手所斩。乌重胤挡在卢从史的军营门口,叱回骚乱的士兵。囚车快马加鞭,在天明之前顺利出境。不久,卢从史被贬,昭义节度使易人。裴垍的这次行动使得朝廷成功地掌握了昭义这一大重镇。    
    但战事仍然不能进展,到了六月份还是久攻不下,各军疲弊不堪,供应也发生了问题。白居易再次上表请求罢兵,宪宗无法推诿,只得连续几日与翰林学士们往复商讨,大家的意见一致,都觉得已无法再战。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说自己反叛实乃卢从史离间所致,请求给予自新。天子借了这个台阶,宣布赦免承宗,加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此次用兵历时半年,共调各道兵二十余万人,耗军费七百余万缗,除了昭义镇外,一无所获。    
    舆论大哗。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短暂的中兴(4)

    四    
    朝中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窝囊透顶。师出无功、耗费财物倒也罢了,重要的是朝廷的威望大损。王承宗还是得到了节钺,德棣二州依旧又归到了他的名下,相对于四年前平定刘辟、杨惠琳以及李锜的辉煌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可谁也不能把错误推到天子身上去,不管怎么说,皇上的决断虽然欠妥,但在道义上却绝对不错。于是,大家便把矛头指向吐谷承璀。    
    更令人无可容忍的是九月份,承璀从行营回朝,皇上居然复命他为左神策中尉,并加衔“左卫上将军”,一时间京中百官弹劾表奏,雪片似地递进。    
    裴垍奏道:“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念其旧功不加杀戮,亦应贬黜以谢天下。”    
    李绛道:“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    
    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说得更直接:吐谷承璀理应斩首!    
    皇上心里也有气,但他气的是那些力主罢兵,阻挠他扬威天下的朝官,而不是身边这位忠心耿耿为己出力的吐谷承璀。可战事毕竟失败了,压力之大也前所未有,身为天子是不能认错的,那也只有找一个替罪羊了。两天后,宪宗罢免了承璀的中尉职务,将他贬为军器使。这是内侍省的一个小官,对宦官来说也算得上是个不轻的处分了。朝野上下总算出了口恶气。    
    就在这天,克勤克劳的宰相裴垍积劳成疾,患中风症一病不起。皇上甚感震惊,不断派人问候病情。但是,裴垍这场病太重了,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天子闻之,叹惜不已。数天后,以太常卿权德舆人相与李藩共同主持朝政。    
    对宪宗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岁月,在这半年中,他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挫折。不过,皇上并没有死心,在宫苑中独立寒秋,他时时把目光投向东方,那是他祖孙三代蒙受羞辱的地方,他无法把它彻底忘怀。    
    皇上变得十分好财。他对李绛解释说:    
    “眼下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又沦于异族之下,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重蓄聚。不然,朕宫中用度本极俭薄,多藏又有何用呢!”    
    这年的冬天在一片忧郁的气氛中很快地过去了,转眼又将是新的一年。人们都在等待着什么,总觉得从新天子即位以来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气象不能就此烟消云散。幸运的是,皇上也有同样的想法,到今天为止,他丝毫也没有认为他这位真命天子就无所作为了。有迹象表明,皇上也正在考虑着什么。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新春正月二十五日。朝中发布了一道诏令:征召远在淮南的李吉甫入京。    
    吉甫颇有点像当年的崔祐甫,在一个微妙而动荡的时机再任宰辅。在入京的路上,他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思考,觉得自己务求实效,力主强硬的政策并不错,尽管不久前的这场战事遭致失败,但这只是战术而并非整体战略的错误。对付藩镇的原则不可变,吉甫在淮南数年始终坚信这一点。吉甫更清楚地知道,一切不能流于空谈,重要的是实干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他在淮南兴修水利,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就是以实际的运作来为他的战略作准备。吉甫那种切合时政的务实精神,单从他为所修水利工程起的名字上即可略见一斑,“富人”、“固本”,这不仅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则,也是当前的急务,但所有这些急务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倒藩镇,恢复中央的集权。    
    然而他的几位好友不这样看。    
    同是宰相的李藩是其中之一。这位刚直的大臣总觉得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至少目前绝不应再兴兵戎。在这一点上,李藩显得过于懦弱而眼光短浅,吉甫对他很有意见。    
    二月,李藩坚持委任吴少阳为节度使,终于引起吉甫的强烈反对。    
    本来淮西的吴少诚死后,朝廷委任其子吴少阳为留后就是迫不得已之事,因为其时正对王承宗用兵,无法两线作战,只能出此下策。而进一步妥协以至于委命节度,就显得过分姑息了。对河北属于无奈,若对淮西亦如此,朝廷颜面置于何地?吉甫不徇私情,向皇上直率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这一做法。    
    宪宗经他提醒,也觉得此举实属不当。    
    二月七日,李藩被改任太子詹事,罢卸相权。这次去职的表面理由是李藩为相成绩不著,所谓“夙夜之勤虽著,弼谐之效未孚”等等,但深一层的原因是皇上的斗志不死,他要以这种做法来表示自己对藩镇用兵的计划并未消歇。    
    吉甫殚精竭虑,为帝国的宏图大略一步步地做着准备。吉甫胆识超人、不惧鬼神是出了名的,淮南以至京师一带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此次入相,朝野内外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敢作敢为的声威而来。不过,人们还是没想到吉甫的气魄如此之大,他的第一个措施就让长安平地起了一个惊雷。    
    吉甫在入相不久即奏准天子,开始省官减俸。官多则务繁,员多则费广,在帝国政治中,官署、官吏的多寡往往是清明与否的标尺之一。本朝自玄宗皇帝以后,置吏不精,冗食日滋,“天下劳苦之人三而坐待衣食者七”,这是相当惊人的。无怪乎吉甫要大声疾呼了。    
    此次行动历时有数月之久,参加的人员有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以及李绛。共减省内外官员八百零八人,诸司以及流外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占帝国官吏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吉甫头一年的最大善政,当然,如此大的政治措施必然也会引起利益被损害者的不满,这不足奇怪。所以,长安城中说吉甫闲话的人不少,有的说他勾结宦官,希图控制皇上的意志;有的说他与其他宰相不合,从而排斥异己;也有的人说他好结朋党,以谋私利等等。吉甫对此一不在意,他似乎无暇去顾及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罢朝归邸,吉甫总是在书房里研究历年收集的天下山川地形资料,翻阅古书,默默地在胸中算计着丘壤山川的攻守利害,筹划着扼制天下的方略。    
    人们的闲话只有一点说的不无道理,那就是除了李藩之外,裴垍、李绛的观点与他也有分歧。裴垍不幸病重不治,于这年的七月逝世,李绛在十一月出任宰相,开始与吉甫共理朝政。    
    李绛最讨厌吐谷承璀的专横霸道,他和吉甫不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言无不尽,他坚持要皇上摒斥承璀。宪宗对此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多一种互相制约的力量对维护天子的地位当然是没有坏处的。对李绛的直谏,皇上总是用一句话推托道:    
    “贤卿说得太过分了!”    
    可是吐谷承璀不省事,受贿为人求职,偏偏又被发觉。皇上觉得这下子可以让朝官相信,天子还是能够端平一碗水,并不因为是近侍之臣就予以姑息。于是对李绛说:    
    “朕把他贬出京外如何?”    
    李绛大出意料:“外人真想不到陛下能一下子就这样做。”    
    皇上很是得意,感到自己真是一位挥洒自如的统治者,略施小术,就能纵横捭阖。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语重心长地说:    
    “此人不过是朕的一个家奴而已,早先念其鞍前马后跟随多年,才不得不假以恩宠。若有违犯,朕除掉他还不是就如同吹去一根毛一样!”    
    李绎不作声。    
    就这样,吐谷承璀被任命为淮南监军。承璀一走,宰相提供给皇上的意见自然就少了一些反对,这是一个绝好的形势。但是,二李在某些方面却有着严重的分歧。分歧的重点还是在于是否可以对河北用兵。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镇发生内乱,节度使田季安因患风病精神失常,杀戮无度,被其妻元氏废去,立其年方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同当年的成德、淮西一样,藩镇内部发生内讧,总是给朝廷提供了一种机会。    
    皇上召集御前会议,商量对策,二李终于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吉甫主张兴兵征讨。吉甫并非是过于冲动才倡议用兵,其实他在整个战略上也自有见地。他也知道就目前的强弱来看,淮西是最弱的,而河北却仍然可能是一个大陷阱,但吉甫认为朝廷的力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粮草供应也有保障,应该抓住每一个战机,而不仅仅是坐以待兔。    
    李绛反对用兵。他主张施以压力,按兵养威,促使其内部进一步分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吉甫不同意,他说:“目前魏博祸起萧墙,已臻其极,此时不击,他日岂易轻取!”    
    李绛不以为然:“正是因其内祸顿生,诸将离间,才可不烦天兵。”他转而对皇上说:“臣观察跋扈藩镇已非一日,其辈致命之处在于节度使分兵以隶诸将,希望不使任何人权任太重。但由此带来的是诸将势均力敌,不相制约,加上刑罚严峻,人人畏疑,无不谋变,只是不敢先动而已。倘主帅严明,尚能控制局面,而田怀谏不过是个乳臭小儿,能成何事!臣敢断言贼中祸乱未已,故不必用兵,魏博自有人求归朝廷以图自保。”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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