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一切原委还肇始于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初，性本善，但若是生为人主，天赋权威，则后天之习必与常人迥异，以天下为娱乐之具而遂一己之好，也就成为他们的本性了。后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圣先王，亦从无例外。
于是崇宫室，于是广嬖幸，御柳宫墙之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历代相因，竟成定式，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后宫既广，则需要有人为天子管理守卫，所以阉人应运而生。阉割称为“宫刑”，残暴酷烈，莫此为甚。但不如此，则不能保证天子的私有财产不被沾染。阉者刑余之后，人道已失，守之后宫，断无可忧，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们就这样成为天子的家奴，他们既为人主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遂有慷慨偏激之举。从后汉时期起，就有宦官们干预朝政、擅权自利的记载。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被压迫者的奋发的。
本朝虽也不能幸免，但在立国之初，情形倒还不错。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况且宦官跋扈娇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不满意，又派一员小吏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盈珍没干扰臣，但乱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胜数！臣等又如何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很清楚，宫城居北，因而守卫京城的卫戍军主力必定是布置在这里，地点就在宫城北大门玄武门之外。其军初由禁军中之“羽林军”、“龙武军”组成，本朝人又称之“北军”，与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护卫皇城百司的“南军”对称。北军所处地势极其重要，掌握着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宫的北大门，玄武门一旦生变，则宫闱必不保。当年太宗皇帝杀兄逼宫，就是因为有北军之助，于玄武门一击成功的。
后来情形略略有了变化。
一是高宗嫌太极宫潮湿，扩建了位于宫城东北的大明宫，并迁居该地，此后除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大明宫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了宫廷中心。
二是神策军渐渐成为禁军北军的绝对主力。神策军早先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劲旅，起初主要承担的是西北的防务。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鱼朝恩率此军在吐蕃的入侵中为保护代宗立下大功，才成为禁军编制。此军经常出征，地位日重，由于德宗归之于宦官，因而赏赐亦丰，于是驻防长安四周的部队纷纷请示隶名于神策军籍以广其衣粮，以至挂名之旅遍于全国，数量迅速扩大，贞元时已至十五万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师左右神策军，实际上的统帅就是左右护军中尉，与禁军中的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分驻大明宫东北、西南两侧的九仙门、太和门外。在这一点上，一如太宗时玄武门外的情形。与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它却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当年顺宗的嗣君地位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强扶病体力疾出九仙门安抚；而右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诛杀了左中尉吐谷承璀之后，立即就赐给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其他六军每人却只有三十缗，都是出于这个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军，长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横平竖直的方正之相了。有一种势力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将会彻底摧毁旧的态势而建立一个新的战场。这一天已经慢慢到来。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3）
三
裴度对再叛的河北诸镇没能取得战果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头一年贬斥了与吐谷承璀有染的皇甫镈，以令狐楚、萧俛、段文昌为相，三人都是反战的中坚，自不会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第二年初，又贬去令狐楚，引崔植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坚决反对皇甫镈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赏识，入相后，也颇能尽谏。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却不懂军事，更缺乏政治远略。在战事拉开，萧、段两人先后去相后，他与原翰林学士杜元颖共同主知政事，同样也是无所作为。
天子只有二十六岁，正是玩乐享受的最佳时光，他可不愿意放过。正式即位的第一天，仪式刚刚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倡优演杂戏给他看，这边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宫，穆宗就已在丹凤门楼上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军营看人摔跤。即位以来，如此之类的宴游畋猎，几乎没有断过。谏官们上奏，告诫他要适可而止，皇上竟大为惊讶，对宰相道：“此辈何人？”连大臣都不认识了。
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进身之阶自然也就是战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杂类什么也没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实际上鄙卑更甚，他们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为他们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对奴才的赏赐而已。这个大大的不公平永远是激发矛盾的根源，历朝历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时此际，它开始有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宪宗之死就是个信号。
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枢密使一职的出现与壮大，更使得他们拥有了机会。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左右各置一员，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枢密使”使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际已被穆宗命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负责内外传达，但权势绝不仅限于此，他的地位早已超过当年的吐谷承璀。更何况皇上喜淫逸，少不了与他同乐的人，宦官们比朝官更胜一筹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儿童的穆宗是第一个完全的战利品。
和宦官的气势相反，帝国的现实是骄主荒淫，辅相庸碌，政策、处置皆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在前线打胜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头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试中发生的。“常科”是国家每年举行的常设考试，与皇帝召试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不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以“进士”、“明经”最为重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右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
本朝科考并不糊名，应考者的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因而考生的名气与声望乃至家世、与主司之关系等对考试结果有异乎寻常的作用。为国家选才是人臣的义务，可以惟才是举，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给钱徽写了条子。
然而榜出后，段、李所属者皆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考宫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认为太不公平。皇上征询意见，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结果这次考试成绩取消，重新进行。此次事件牵涉到不同意见两方面的很多人，段、李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钱、杨方面则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等人。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就此忘记掉，特别是在事件中得到贬职处分的李宗闵。
这年十月，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播人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为西川节度使，皇甫去相后屡请还京。王播在财政上很有些办法，手上颇有些钱，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年初，萧俛听说他靠此道求职，极其愤怒，到皇上面前力争：“王播如何可以入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钱，没有听萧俛的。萧俛一气之下，辞去了相职。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预同时人相。
四个月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战，工部侍郎元稹被命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与白居易、萧等人同时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气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与裴度上疏指责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满，同裴度一起被贬。裴入相，裴、元二人先后被起复，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到设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亦即所谓“东台”或“留台”任职。在任期间屡屡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调他回京。
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华州，见天色将晚，遂留宿于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驿站中看到是监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惟一的上厅。不意到了夜里，事情来了。
帝国交通十分方便，驿道四通八达，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路。全是宽广的大道，和全国各地一样，道旁每隔一段就设有驿站，供往来的官员休息、换马。大的驿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厅房，以接待不同品阶的公务人员。这一天很巧，在夜里，一队宦官也来到敷水驿下榻，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内给事刘士元，刘士元一进来，当然要到上厅去住。
站吏报说，上厅已有人了。御史与中使都是经常在驿站中落脚的官员，朝廷对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住下，有中使后到，则就别厅：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后来，亦就别厅休息。站吏心想，虽然内给事官品要比监察御史高好几级，但有这个旧例在，倒也好安排。
刘士元可不答应，一听不过是个监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气：“叫他换到别处去，上厅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违抗，只得前去请元稹移驾。元稹这时已更衣毕，正欲就寝，一听这话也有气，隔着房门对站吏道：“本官先到，断无让厅之理。”
站吏回报士元，士元大怒，对手下人道：“跟我进去，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如此托大！”众人齐发一声喊，随着士元就往里走。
士元手提马鞭走到门口，一脚踢开户门，指着元稹破口大骂，同时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颊。元稹吓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后厅跑。士元哪里肯放，追上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