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下了马。
路岩是懿宗朝最年轻的宰相，在位的时间也最长，一共有六年。路岩于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相时年方三十六岁，年少得志，又借着天子昏愦，不免得意忘形。同杨收一样，他也是一个好权好财之辈，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杨收，根本谈不上有所作为。最后因与韦保衡争权夺利，而被排挤出朝。
路岩很擅长拉帮结派、树植党羽，手下很有一班子人。咸通十二年（公元870年）正月罢相出任西川时，刚在朝会上领受诏制，便就在殿前寻找代理京兆尹的薛能。路岩知道自己积怨不少，生怕出城时人人喊打，薛能这人是他以前提拔过的，路岩想请他帮帮忙。
薛能听罢来意，抱着象笏朝着路岩一揖，慢条斯理地说：“抱歉。宰相出朝，府司一向都没有派人保护的先例。”
路岩想不到碰了这么个钉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怏怏而退。果然在长安大道上，路岩被四面而来的瓦砾砸了个不亦乐乎。这时他倒反而泰然自若起来，花开蝶满枝，树倒猢狲散，自己早先没能想到这个结果，又怨谁呢！
韦保衡是当朝驸马，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懿宗爱女同昌公主下嫁他时，场面极为豪华，皇上倾宫中宝物以为资送，不仅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宅第，还特赏钱五百万缗。不到一年，韦保衡就做到了宰相。皇亲国戚如此快地就成为国家宰辅，也是近几十年来所没有的。
这种人自然被人看不起。杨收、路岩就很鄙薄这位驸马的为人，在中书门下共事时，都对他没有好脸色。但韦保衡更不能容忍他们。保衡自恃恩顾，对素不相悦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甚至连自己的业师和同门都不放过，对杨、路二人，韦保衡当然也要报复。结果两人先后罢职出朝，杨收后来还在他的穷追不舍中丢掉了性命。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突然得病故亡，皇上悲痛不已，一气之下杀掉了二十多位御医，并还逮捕了三百多位御医们的家属，欲连坐治罪。宰相之一的刘瞻实在看不下去，连忙召集谏官，请他们上奏谏劝。可是，众谏官无一敢去，刘瞻一咬牙，亲自上疏，请求懿宗宽恕家属，天子览表不悦。可刘瞻不省事，又联同京兆尹温璋再次在朝会上力谏，结果天子勃然大怒，当场叫人把他们轰出殿去。
第二天，刘瞻被罢相出朝，温璋被贬为振州司马。诏旨下后，温璋长叹：
“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夜服毒自尽。
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崩溃时代的最好注脚了。
二
懿宗在位的时间不算短，单以朝间而言，大的冲突倒也没有发生。这也许是因为外患过多的缘故，而使得内部的矛盾无暇充分暴露。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里，糊里糊涂地行事，糊里糊涂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淫无道，竟然还就比他名义上的父亲、智深谋广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这一次轮到的是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两人当然也就做得更绝，神不知鬼不觉中，懿宗的四个年纪稍长的皇子就丢掉了脑袋。他们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在本朝历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岁的皇上懂得什么？他只知道与自己曾同卧同起的奴仆田令孜是个可信可靠的人。在皇上年幼的心里，已故的父皇似乎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哪有这位和蔼的长者来得亲切！皇上甚至已经早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父亲，即位之后，也直称“阿父”。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跃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刘行深、韩文约这两个出头之鸟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在田令孜的挤压下，被先后勒令退休，很不情愿地把中尉之职让了出去。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门匡范顺理成章地成为左右中尉。从这时开始，人们便直呼左右神策为“东军”、“西军”，因为决定性的禁军力量就只有这两支，再称呼本名不仅麻烦，而且实在也是多余。
顽童天子僖宗喜欢斗鸡、跑马，也许只有在这一点还能体现出其祖辈尚武豪迈的秉性，其他实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田令孜既为其“父”，又何须把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里，从公元874年这一年新帝改元后的年号为“乾符”开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积患已久的事情终于不免。在咸通时期的无数纷乱后，两位盐贩王仙芝、黄巢在关东道领导了一次武装变乱，官军数剿不绝，数年之间，竟成燎原之势。公元880年这年僖宗又改元“广明”十二月，自称“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的黄巢率几十万大军打进了长安，僖宗在田令孜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剑南的成都。这是本朝历史上第三次皇驾播迁了，也是最长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颠沛流离了数年之久，才回到长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旧是田令孜的天下。田氏时任“都指挥处置使”，大权在握，并未因艰难的动乱而减轻恣意妄为的程度。本来，天子有难，就应该推恩及人，广施恩泽，以唤起各方勤王靖难的忠心而挽回败局，可田令孜没有这样的抱负，他只知道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论。
当时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但四方所贡来的有限的金帛，却全部被令孜用来颁赐随驾军队，四川的地方部队除了开始每人赏赐三缗以外，再无所得。一位地方军将郭琪出于愤怒，起兵哗变。仓猝之中，皇上只与宦官们闭门自保，根本就不考虑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们幸脱沦陷，含辛茹苦地来到了这里，眼见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实在是难以按捺。
郭琪事变平息后，谏官左拾遗孟昭图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绪：
“多难之时，中外之臣尤须一体对待。去岁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尽遭杀戮，独独北司无损。此次变乱，陛下只与令孜等内臣闭城登楼，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见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图最后难以控制，又在疏中写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与宰相已无关系？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图尽管完全是出于委屈，不过他的话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祖辈们要是听到他的这番言语，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帐。不过，尽管世事如麻，总还是能找到一丝入手的线头的。
第七章 崩溃崩溃（3）
经济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衰落，经济一旦被摧毁，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愿成为“百姓”的理由，于是草泽之雄揭竿而起，就不仅是符合道义的，也是无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华夏自古而来就是一个大家，最高的家长便是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政治上说，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则是天子子孙，皇帝也就等于国家：因而从经济上说，“国计”便永远位于“民生”之前，亦即所谓“富国”才能“安民”，“富国”总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好坏，全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如何。当然，敛之必须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本来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达到过这个理想。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与纷乱的政治现实相始终，帝国的经济衰败也将近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历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仅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为天子的存在竭泽而渔而已。天下无甚贵甚贱的局面早就已经成为甜蜜的追忆。
实际上，九世纪中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能手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北方一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南方经过逐渐的开发，迅速显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经济水平，加之战乱较少，便得以长期维持。从德宗时开始，南方的财赋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国的大家庭不至于毁灭。可假如南方经济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挡不了彻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时期。
从天子到宰相，无不惟货是崇，假刑杀以立威，而索财货于诸道，诸道又索之州县，于是州县只有大索天下之穷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最终导致横征暴敛，这就是“敛之无道”了。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一句话，天下虽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国家的基础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孙当作子孙，那么子孙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奉养这个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东“贼匪”造反，明显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懿宗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对南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这场耗资无算的战事把宣宗刚刚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环丧失殆尽，特别是给了南方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戊守岭南的徐州守卒不满超期服役，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北还。这些人回到徐州后，为免朝廷追究，干脆又推戴庞勋为节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
南方戍军的暴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几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狈，因为帝国在这一带一直不设重兵，一旦发生骚乱就必须从北方征调部队。这事是很微妙的，想当初，北方的割据似乎也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几朝以来，从天子到朝廷，对南方总是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这次庞勋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态闹大，准备先行安抚，再徐行镇压。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软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原是这批叛卒的主帅，这个人为人严刻，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这种事，首先主动发兵出击，于这年的十月与庞勋接战，于是又酿成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事。
这次兵变最后发展成为不单单是由戍卒参与的大规模的动乱，因为有不少被逼得毫无活路的农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帝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由割据一方的骄兵悍将发动战乱，从来也没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这再次说明百姓的生计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为历来传统儒士所深恶痛绝的“盗贼”蜂起的现象。这是典型的乱世象征。
战事延及十佘州，覆盖了江、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一年以后战乱结束，但各地继起的小规模纷乱依然不免，这一切又反过来再一次摧毁了帝国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社会经济。从关东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区，民众的生计也开始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给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
“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这话实在是用不着他来说，说了也没用。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这自然也是百姓无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在黄河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没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的百姓便往往采用这种方式发动革命。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黄河下游的农民首先被推到了绝境。就在此时，两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黄巢先后在长垣、冤句两地聚众揭竿而起，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
最后是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这个人出身于盐商之家，居然也曾经到长安去考过进士，但却是屡举不第。作为商人的后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黄巢的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黄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带是私盐贩卖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由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一种“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可能抗拒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黄巢本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进攻的，像大多数农民革命一样，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仍是打进长安，杀向龙庭，这是其辈斗争热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们北进的顽强抵抗结果造成了黄巢向南方发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后横扫岭南，打下了广州。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帝国中央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这支农民革命的武装空前壮大，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的全国性动乱。终于，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打进了长安。
黄巢农民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三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巢占领了东都附近的汝州，号称“天补大将军”，同时传檄诸路官军：不日进攻洛阳，并将杀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传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对着宰相们泪如雨下。
田令孜奏：“请发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潼关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皇上感叹：“侍卫将士不习征战，哪里有用！”
难怪天子悲哀。当年安禄山五万之兵进犯长安，大将哥舒翰领兵十五万都未能守得住潼关，此番黄巢号称有六十万之众，区区一个潼关之险，又如何能当得起事！无论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