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国民革命歌》
歌声嘹亮,是军营的一景。革命的黄埔,更是歌声不断,要说唱得次数最多的应当要数校歌。但是,在黄埔军校建校之初的前4期学生,却对本校最初的这首校歌印象不深,尽管军校要求全体师生必须熟唱校歌,但大家对校歌就是不感兴趣。这首校歌是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办后不久由校本部颁布的,歌词如下: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
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
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以学以教,
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
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所作,但韵律不太流畅,唱起来词不合曲。虽然校长蒋介石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带头唱,但教官和学生都不大喜欢这首难以上口的校歌。因此,这首校歌在军校和社会上流行不广。
黄埔军校校歌
1926年11月,共产党人熊雄(字披素)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本校的政治教育工作。是时,军校第4期学生2600多人已毕业,奉命分途开赴北伐前线。第5期学生2600多人,第6期学生4400多人正在校学习。随着革命势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北伐军捷报频传,全校师生情绪高涨,刻苦习武,校内充满浓厚的革命气氛。熊雄喜看面前的这片大好形势,心情也十分激动。同时,他也为军校缺少一首好的校歌而感到遗憾,特别是在举行全校集会和大型活动时,没有好的校歌较难调动起这些青年学生的情绪。于是,熊雄让军校少校政治教官陈祖康先试作一首新的校歌歌词。
陈祖康,1901年生于福建省漳平的一个书香世家,16岁赴法留学。当时,熊雄也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陈祖康同在巴黎西郊圣日尔曼公学补习法语。1923年,熊雄介绍陈祖康加入共产党员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陈祖康在1924年获法国马赛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5年夏又毕业于法国西方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师证书,并被聘为该院的助理教授。那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蓬勃开展。
熊雄先于陈祖康回国,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推荐,继周恩来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多次去函去电,请陈祖康返国参加革命,特邀来校任教。陈祖康遂辞去西方工学院的教职,于1925年春离法回国,来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由于受家庭影响,陈祖康从小爱好文学。他曾受业于名师陈步韩和刘岑仲,打下深厚的国文基础,尤擅长写诗。1926年11月,黄埔军校第5期开学。一天,熊雄找到陈祖康说:“现在,第5期都已经开学了,但学校万事俱备,就是缺少一首好的校歌,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这是政治部的责任。大家认为你对诗歌独具专长,素有研究,最好由你撰写一篇校歌的歌词,就请你动笔吧!”陈祖康无从推辞,只有欣然答应,并提出请音乐教官一道商量,讨论歌词的大意、格调和轮廓。
黄埔青春岁月(3)
接连几天,陈祖康一直冥思苦想,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始终未能满意。有一天早晨,他信步江边,望着眼前奔腾而过的珠江,犹如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一发不可阻挡。回过头来,军校的练兵场上红旗招展,与刀枪交相辉映,军号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看到这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气氛,陈祖康不禁思潮汹涌,豪气顿生。回到宿舍后,他挥笔写下了一段歌词:
怒涛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陈祖康将歌词拿给熊雄看,熊雄连声赞许,请少校音乐官林庆梧谱曲。不久,陈祖康离粤赴闽,校歌是否被采用,他不得而知。1927年春有学生自黄埔来见陈祖康,告诉他黄埔军校已经有了校歌,并唱了原文,这时他才知道那首歌词被采用了。这首新校歌,最早刊登在军校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日刊》1927年1月19日第1版上,很快在校内外传唱。这年6月16日,时值黄埔建校3周年纪念日,军校在校园内树立起了一块刻有“陆军军官学校校歌”的石碑,并署名歌词作者陈祖康、曲作者林庆梧。
这首新的歌词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旋律豪迈奔放,充满革命激情,鼓舞着黄埔健儿为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而浴血奋战。
陈祖康到福建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的工作,先后任东路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1月陈祖康在闽南从事革命活动,任闽南特委委员、福建临委委员;10月任闽西特派员;12月当选福建临委执委。1928年2月当选闽南临委常委,兼省临委组织部长,4月代理福建临委书记,6月中旬投靠国民党张贞部,6月24日福建临委开除其党籍。陈祖康在国民党军中任过少将,1979年2月在台湾病故,享年78岁。这位早期的共产党人,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因素,最终没有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但是,黄埔军校校歌的创作,无疑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笔,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校歌的字里行间,无疑是代表了一部分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学生唱着这首激情澎湃的校歌,在孙中山、周恩来等黄埔先驱所倡导的黄埔革命精神激励下,绝大多数顺利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书,成为走出校门就能带兵打仗的基层指挥员。
从1924年5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了6期学生,计2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26个省,还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进步青年也前来学习。
第1期,1924年5月入学,学期半年,均为步兵科,组成学生总队,邓演达为学生总队长,后严重接任,4个队共470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由湘军讲武堂合并到黄埔军校的158人及四川送来的21人编成的第6队学生也归入第1期,1925年初毕业,因此本期毕业生实际为635人。除部分留军校外,大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其余派往海军、空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单位,任军事教官或从事政治工作。在第1期学生中,有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考第1名的蒋先云,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北伐中终以舍生忘死取义实践了“誓以我血浇灌革命之花”誓言的曹渊,还有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等国民党方面的著名将领。概括来看,第1期学生有以下特点:(1)当时军校不公开招生,学生来自冀、鲁、晋、豫、陕、甘、苏、浙、皖、赣、鄂、湘、川、闽、粤、桂、滇、黔、吉、黑、蒙21个省,除新疆、西藏等外,其余各省差不多都有人参加,最多的是湖南197人,广东108人;(2)学生年龄相差悬殊,最小的谭煜麟仅16岁,最大的丁琥39岁;(3)学生文化程度不平衡,从小学到大学都有;(4)出身复杂,有军官、学生、工人、农民等,但家庭富有者很少。
黄埔青春岁月(4)
第2期,1924年8月、10月、11月分批入学,学期10个多月,1925年9月6日毕业,毕业生449名,由严重任总队长,张治中为副总队长。分为5个队:步兵科两个队,炮兵、工科,辎重科各1个队。学习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毕业后部分派往第1军。
第3期,1924年12月陆续进校,学期1年,1926年1月毕业,加上在潮州分校修业期满的学生,毕业生共1225人。从第3期开始,新生入学要受3个月的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式生,编入学生队。张治中任总队长。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收编陈炯明旧部设立潮州分校,6月平定杨、刘战斗俘获滇军下级军官在广州设立训练班,此两部分学生列入第3期毕业生待遇。毕业生主要派往第1军工作,其余派往各军。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革命军行军歌》
第4期,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7批入校,学期1年,1926年10月毕业,计2314人,加上潮州分校同时毕业的2期学生,共2656人。方鼎英任总队长。本期入伍生设第1、第2、第3团,后转为正式生,设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四科。1926年5月改编为步兵军官团第1团、第2团两个团。部分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政治科先在沙河营房,后搬迁到黄埔岛的蝴蝶岗炮台校舍。本期学生毕业后多选派参加北伐。
一般说来,到第4期为止,标志着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军校结束。
第5期,1926年1至3月,陆续招考本期入伍生2620名。这时,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3月,国民党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各军所开办的军校与黄埔军校合并,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属军事委员会领导。把第4期中未能升学的入伍生编为第5期入伍生第1团,3月至7月分别招生1000余人,编为入伍生第2团。11月,入伍生升为学生队,分步、炮、工、政治、经理5个科。组成6个大队、17个中队、53个区队。11月15日开学,1927年8月毕业,毕业生2418人。1926年底至1927年初,政治、炮兵、工兵共1700人,先后从广州和南昌迁到武汉分校,并于1927年5月和7月先后毕业,恽代英主持毕业典礼。留在黄埔岛的步兵、经理科约1400人,由广州开赴南京,于8月15日毕业,何应钦主持毕业典礼。第5期及后续两期学生虽然有的招考在广州黄埔,但大部毕业于南京和武汉,因此一般不将本期及后续两期列入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本校时期内。
第6期,1926年7月至10月入学,分步、炮、工科,1929年2月毕业,共4252人,其中黄埔本校718人,南京本校3534人。
第7期,共有毕业生1518人,其中黄埔本校666人,时间是1928年12月至1929年9月;南京本校852人,时间是1928年12月至1929年12月。此期宣布毕业之时,设在广州黄埔的军校便宣告结束。第1至第4期是在大革命期间毕业,第5、第6、第7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毕业。
黄埔军校学生的青春年华,英姿勃发,蓬勃向上,金光闪亮;建校初期的黄埔军校,青春亮丽,阳光灿烂,军纛旗飞扬。新生的黄埔军校,有孙中山、周恩来等伟人挺作脊梁,无数青年在这里淬火成钢。壮哉!黄埔青春岁月,生机盎然,留给后来的观光客无限的遐思,留给那段历史耀眼的荣光。
第三章 机构·组织·名录
中国黄埔军校
第三章
机构·组织·名录
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是全国军事政治精英云集之地,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苏联政府在多方面的大力帮助,迅速发展成为组织机构严密、体制编制健全、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随着招生数量的扩大,机构日渐庞大。各级官佐、教官、职员在建校之初第1期时仅有48人,到1926年底第4期学生毕业时已增加到340多人。这些人,是黄埔军校的脊梁,构架了军校教学体制的大厦,担负起培育将帅之才的重任。其中,国共合作时期的两党特别区党部,在军校中发挥重要的骨干力量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军校的发展壮大有着特别的重要影响。
军校行政机构(1)
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校本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在军校初建时,由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教育长先后是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方鼎英等。校长蒋介石统揽全校工作,中文秘书张家瑞,英文秘书先后是王登云、张静愚、陈立夫。党代表廖仲恺负责监察行政,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事项。1926年增设副校长,由李济深担任。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任党代表。
初创时期,军校各部门机构设置相对简单,以后日臻完善。校长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中挑选了众多人员,到黄埔军校任教供职。国共两党都派出一批重要干部参加领导工作,校内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
校本部是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处理事务的机关,内设秘书长、顾问、随从副官若干人,分总务、秘书、军法3科。秘书科、总务科附设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和校党代表廖仲恺在一起调查股,秘书科还附设电务室。校本部总务科又称办公厅,负责人事、薪酬、财会和运输交通等事项。各部门和分校的报告呈校本部办理的,交总务科和秘书科处理。
校本部最初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6个部,后期有所调整。除原来的政治、教授、教练3部不变外,增设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法处、参谋处,改军医部为军医处、军需部为管理处,后又增设军械处、编辑处、兵器研究处、俱乐部、军械库、医院等。全校各种机构约40余个,组织完善,规模宏大。学生也分为入伍生总队、学生队、学生军、高级班、军事教导队、无线电高级班等,各期的情况不尽相同。
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等为主任,张崧年(申府)、鲁易等为副主任,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于树德、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李合林、高语罕等为政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甘乃光、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正副主任之下设秘书,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总务3科。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人戴季陶因反对国共合作,在军校开学12天时即辞职,预兆了未来黄埔师生的分裂。此后,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1925年1月,军校调整机构,教授部和教练部合并为教育部,除政治部外,其他3个部(管理、军需、军医)均改为处。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出政治部在黄埔军校的地位之重要。至1926年3月,政治部职员达70余人,聘用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10余人。
原教授部和教练部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授与训练。教授部最早以王伯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以顾祝同、刘峙、钱大钧、陈诚、严重、陈继承等为军事教官,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此外,还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为总顾问,加伦将军等几十名苏联红军干部担任顾问或教员。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教练部下设学生总队,邓演达、严重等先后任总队长;总队下设若干队、区队,负责学生的训练与管理。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政治科等。学制为6个月。
校长蒋介石1924年10月,黄埔军校创设两个教导团,第1团团长何应钦,第2团团长王伯龄。团、营、连均设党代表。教导团发展很快,几个月后就扩大成为两个师,到1925年7月又扩编为1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何应钦先后任军长,廖仲恺、汪精卫先后任党代表,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增设教育长和军法处、参谋处。先后以胡谦、王伯龄、邓演达、何应钦、方鼎英等任教育长,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钱大钧任参谋处处长。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取消地方军的名称,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第3、第4、第5军,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为了集中统一培养军事政治人才,1926年3月,把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入黄埔军校,并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时增设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