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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颁发的毕业证书黄埔军校在所培养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浴血奋斗，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而奔走呼号的众多黄埔生中，很快产生了一批令人景仰的女军官、巾帼英雄。武汉分校女学生英雄辈出，有的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英烈，有的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有的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英雄，等等。著名的革命英烈有游曦、胡筠、赵一曼等人。
游曦（1908～1927），原名游传玉，出生于四川省巴县嘉陵江畔的大阳沟（后划入重庆市）的一个手工业家庭。1924年，她考入重庆女二师学习，在萧楚女老师的启发教育下，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她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即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中法大学支部书记。1926年初，她负责重庆市妇联的筹备工作，同年4月被选为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任。暑假期间，她动员女学生中的党团员到磁器口、菜园坝的丝厂去做女工的教育工作，并在磁器口办起了夜校，建立了工会组织。1926年底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四川招生时，她毅然投笔从戎，入选名单在《新蜀报》公布后，她的母亲和亲友都劝她不要参军。她说服了母亲，顶住世俗偏见，乘船东下武汉。武汉分校解散后，她随叶剑英等领导的教导团南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任第4军军官教导团女兵班班长。在广州长堤的一次阻击战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浴血奋战，女兵班除1人奉命回指挥部报告，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游曦牺牲时年仅19岁，实践了她投笔从戎时“献身革命”的诺言。
胡筠（1898～193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入武汉分校。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平江老家，组织了一支秘密游击队，在幕阜山下发动农民暴动。她自任暴动委员会主任，4个月组织20万农民暴动，点燃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1928年7月，彭德怀领导发动平江起义，胡筠率游击队协助作战。起义胜利后，大家一致推选她首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都是她属下的委员。不久宣布成立的平江游击司令部，她青年时代的赵一曼又兼任总司令，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此后，她又相继担任红5军第1纵队党代表、红16军独立团团长、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学校第5分校女生团政委等职。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湘鄂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革命坚决，打仗勇敢，被誉为红军的“难得女将”。1934年1月的“肃反”运动中，胡筠被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以“反革命”的罪名秘密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6年从重庆投考武汉分校，正是在军校求学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离开武汉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天回国，在上海、江西等地做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黑龙江地区。1935年春任珠河县铁道北区区委书记、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等职，同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俘。她在狱中坚贞不屈，绝不向敌人低头。1936年8月，她在临就义前给年幼的儿子写下一封信：“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8月28日，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她走上刑场时，许多老百姓掩面流泪。她牺牲后，老百姓开始传说，赵政委没有死，她是骑上一匹白色的飞马，飞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这位黄埔女兵、著名的抗日女英雄，正如她遗诗中所写：“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2）
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学员、时年82岁的胡兰畦题字。武汉分校女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成为千古流芳的巾帼英烈，如郑梅仙、陈觉吾、廖德璋、盛业煌、邓苏、李蕴瑞、邱继文、王也华等。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这批女学生中，又有许多人成为20世纪中国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如传奇人物胡兰畦、谢冰莹、危拱之等。
胡兰畦（1901～1994），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上胡大海是明代洪武皇帝的开国功臣，是“反清复明”的世家。她记事时母亲就教她背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懂事时就崇拜革命女杰秋瑾，“五四”时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洪流。武汉分校女生队遣散后，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曲折。她先是在上海、江西一带参加平民教育运动，之后参加邓演达的反蒋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四川第一个妇女联合会的组织者，妇联主席。1930年留德，在德国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德共中国语言组，并加入中共党组织，1931年又被开除。为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她被捕入德国女牢。后经宋庆龄、鲁迅等名人在上海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获释。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先后流落到法国、英国、苏联。在柏林，她曾两次会见过世界妇女领袖蔡特金，在莫斯科以中国作家身份，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并多次见过高尔基。高尔基逝世时，她为之执绋到红场送葬。回国后，为实现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之间。她当过李济深的代表，做过宋庆龄的助手，办过报纸，组织过群众运动。1937年曾与黄埔军校时的校友、多年的知己陈毅建立过恋爱关系，后终生未婚。抗日战争时期，她组织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辗转于7个省的抗日前线，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少将军官视察抗日战区。解放战争中，她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被捕的同志，四处发动国民党将领起义。上海解放前夕，为保护住上海的各界名流，而尽过职。她一辈子做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后在成都度过了她的晚年，著有《胡兰畦回忆录》。
谢冰莹谢冰莹（1906～2000），湖南新化人，喜欢写作，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写了大量的文章，是著名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在武汉分校西征间隙，完成了《从军日记》，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使她名噪一时。1930年夏，与潘漠华等共同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参加救亡运动。1932年1月，她与鲁迅、茅盾等43名左翼作家在上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日。1940年，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
危拱之（1905～1973），又名危玉辰，化名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阳人。她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11月到武汉，加入共青团，后考取武汉分校女生队。广州起义时，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在红4师政治部当宣传员时，参与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1929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后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中央红军长征时，她跟随干部团行动。1936年在延安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兼导演。在延安时期与叶剑英结婚。“西安事变”时，她作为中共代表团内务成员驰往西安。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河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初，因过本书作者1991年与黄杰老人在北京柳阴街寓中合影度劳累，积劳成疾，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3）
此外，后到第4军教导团中的曾宪植、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10多位女生队学生，参加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有的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其中，曾宪植曾任邓颖超的秘书、全国妇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等职，黄静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国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等职。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培养出这样一支优秀的女生队，首先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锻炼了军校女学生，当年“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使得她们从一些普通的女青年，在短时间内迅速锻炼成长为时代的精英；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重视是她们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女生队的许多战士，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同圣洁的革命花，开遍祖国的大地。她们无论在当时或者是在后来，多是大有建树，为当年黄埔军校的盛誉美名，增添了更加夺目的光彩。她们敢为天下先、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千秋颂扬的。原武汉分校女生队一些女学生自豪地说：女生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批女兵”，是“20年代青年妇女的骄傲”。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的老大哥评价说：“女生队的出现，的确在中国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那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创举”。
自黄埔军校《中国军人》杂志掀起“女同志军”的争论，中国20世纪初的女兵思想起源于黄埔岛后，其浪涌就像那珠江入海口岸边的大潮，唤起了无数中华女性，以勇于捐躯的壮举，向世俗观念展开了挑战。黄埔女生们考入军校时，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她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由衷的报国之心，毅然投笔从戎。其情其行，令人可敬可佩。
黄埔军校从1924年成立至1949年迁往台湾，军校在大陆招收的23期学生中包括4届女生，毕业的女学生总数约为800人。她们分别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埔武汉分校（第6期），1938年抗战时期的黄埔第7分校（第15期），1939年黄埔第3分校（第16期），1940年黄埔成都本校第18期第2总队（驻苏干部培训班）。第15期的女生，于1938年2月、3月间分两批考入，共200多人，编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第2总队特科大队女生队，在陕西凤翔县受训，1939年4月全队奉命转入西安战时工作干训团第4团，同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工作。第16期的女生，于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随第3分校辗转迁移到后方正式开学，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经过短期培训后于1939年冬毕业。第18期的女生，于1940年初招收，共60余人，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第2总队，1940年2月在江苏东台县入学，由第3分校第16期毕业的张祖年担任女生队长，1940年毕业时还剩有24人。抗战时期入校的这3期女学生，宣布毕业后即马上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黄埔军校在20世纪初首倡女同志军、招收女学生的伟大功绩永垂史册。
第八章 校军东征北伐（1）
第八章 校军东征北伐
黄埔军校孕育的校军“黄埔军”，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新型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和主要部分。国民革命军正是以第1期黄埔生600余人为骨干，不到两年即由两个团扩充为旅，进而扩展为两个师，以此作为基本部队，建立起庞大的国民党中央军，削除盘踞各省的军阀部队，奠定了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基础，成为维系国民党在大陆22年统治的军事支柱。
校军的组成
黄埔军校校军，有两个范围上的不同概念：在东征之前，通常是指黄埔军校教导团；在第一次东征中，是对参加作战的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教导第2团、第2期在校学生的1个步兵总队、1个炮兵营、1个工兵队、1个辎重兵队、第3期入伍生营的总称。本书所说的“校军”，指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成建制的大概念的革命军。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黄埔军校是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学校。在成立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即考虑到，有了革命军之干部，还要成立军队，以树立党军之楷模。1924年9月，孙中山把大本营由广州移至韶关，准备再次北伐。平定商团叛乱后，孙中山更加感到建立革命军的必要，于是他又筹划编练新军。他由韶关写信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说：“练兵（即编练新军）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枪支处理当以此事为准。”蒋当即复信孙中山，告之两个月内就可练成一支劲旅。孙中山原准备在韶关编练新军，接蒋信后遂决定在军校编练，故又复蒋一信称：“兄言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如现实已经开始训练，则不必移训练地到韶，因迁移费时，则两月断难成就，果期两月可用，则就现地加工便可。”又说：“兄之新军两月练好之后，立调来韶，听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发展，当先巩固西南，然后再图西北。”
接孙中山的信后，蒋介石、廖仲恺等立即筹办成立教导团，派人到上海、江苏北部、浙江东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士兵。并决定，新军的高级干部由黄埔军校教官担任，下级干部由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担任。新军的武器，长短枪、轻重机枪、山炮、野炮、弹药等，一部缴自商团，一部由苏联运来。在兵员与武器基本具备后，1924年11月11日，首先组成了第1营。9天后，又成立第2、第3营。何应钦任团长，沈应时、陈继承、王俊分任3个营的营长。12月3日，再成立第2团，以王伯龄任团长，3个营长为顾祝同、林鼎祺、金佛庄，独立营营长杨天樗。新军仿效苏联红军建制，团、营、连3级都设有国民党党代表。两个团的中级军官，多数由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和学生队原有官长担任，所急需的下级军官多数由刚毕业的黄埔军校学生担任。第1团党代表为王登云，后为缪斌；第2团党代表为张静愚。第1期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在教导团中任党代表、排长、副排长等下级军官职务。
因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之邀请，迅速北上，新军在编组训练完成后，没有能按原计划北调韶关，即留在黄埔军校内，用来教导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练习带兵技术，故称“教导团”。教导团是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意志，建立起来的第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军，因其隶属于黄埔军校，因而常称之为“校军”。
教导团建立后，虽然没有先用于北伐，但适逢其时地用在了广东境内的东征作战中。这一时期，军校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