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激进的人类学家看来，仍然是一种包妓恶习——这样的说法显然会令女人们震怒不已，但从经济学的角度仔细考量，却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真理。当然，在母系社会，当生产资源和分配权力掌握在女人手里时，男人是否也出卖自己，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张昌宗的发迹被认为是在床上勤劳侍奉武则天的结果，而安德海、李莲英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迅速走红，也被野史认为是他们拥有令慈禧满意的“神器”。当然，这些传言都可以被看做扯淡，但男妓问题，则确切实存——他们在浩繁的历史卷轶中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其不可琢磨的原因仅在于：历史是由男人写就的，男性叙述者必须为自己所代表的性别留足面子。
妓女和男妓之所以能成为一项职业，很大程度是因为性器拥有者对这个独特器官的觉悟：它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交换价值。它的使用价值根植于价值之中，作为一个生殖器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直接确立了性别的尊严：在初民社会，母亲被当做独立生育的自足者，所以在部落里享有很高的地位；生殖的秘密终究还是被发现了，这个秘密让父亲变得无比荣耀和尊崇。但它的交换价值是何时被发现的呢？我们不惮于如此推测：作为一种器物，它的交换价值起始于快感的自觉。其他动物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性器的交换价值，是因为雌性有限的发情期仅仅是用来受孕的。人类没有发情期，所以生殖任务显得不是那么紧迫，这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性——我的意思是，相对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性器是被彻底解放了的器官，它是自由的。而自由，正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快感可以作为一种无尽的需要，而人类的性器，则被解放出来可以无尽地体偿它。但这仍然不能形成买卖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性是男女双方共同需要的。然而，不幸的是，私有制启蒙了它。私有制最终让人们意识到，性器是一种资源，而资源可以产生财富。这个启蒙过程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当它完成时，性器同时也被社会化了：它跟等级、门第、审美、财产等息息相关起来了。同样的性器，如果长在贵族女子的两腿间，一个平民男子想占有它，就得付出一笔庞大的礼金；而同为贵族的一个男子如果想占有它，也许就要来得便当些。强奸、通奸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跟偷盗、抢劫属于同样性质的犯罪，原因仅在于，它们都构成了对财物的侵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贵族强奸平民，被视为无罪，贵族强奸贵族，则被课以罚金，而平民强奸贵族，则极有可能被杀头——因为最后一种情况被视为对财物的严重侵犯。
财产关系上的复杂情况最终影响了家庭的实质——它不再是单纯的、排他的、安全的、被公众认可的性爱场所，而是一个经济联合体，在这里，性关系被经济关系支配着：经济上的强势导致性角色上的强势，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那一方，性器也处于弱势，一种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暗中发生着。而“爱情”“伦理”“责任”等被发明出来的词汇，则充当了这种买卖关系的遮羞布。
从这个意义上讲，快感从来都是买方的快感——卖方出卖的是性器，而买方得到的是快感。性器作为物，交易完成之后使用价值和价值并未丧失，这让性器携带者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职业，不断地重复交易。家庭得以成立，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
发生于家庭之外的性关系，其交换性质更加明了。妓女和男妓持久存在，除了为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人提供交换机会外，还不断地暗示着家庭的本质。
尽管男妓长期存在，但不论怎么讲，卖淫作为词典中一个亘古显赫的词汇，则专指女性是出卖方的那种情形。事实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只被当做快感提供者——这为一部分梦想发迹的阉人指明了道路，他们可以跟皇帝搞
同性恋。而另一些阉人，则企图通过药物来达到阳物的重新生长，以满足后妃的需要——事实上，这是一种彻底的出卖。
并不彻底的出卖发生范围则要大得多：地位低下的小太监，胆怯的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烟花女，毫无主见的小官僚，脾气良好的生意人，不想惹乱子的小市民……他们出卖的方式，往往被人们称作——卖笑。
第四章：生殖器的意义
生殖意义上的生殖器（1）
在今天，我们似乎已经无法确知，初民们对性器的崇拜，到底是源于其生殖能力，还是源于其产生的巨大快感——这两种揣测都有足够的证据，前者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认为繁衍种族乃是初民们的根本要务，而后者，则直接以功利主义为靶心，驳斥了初民们在这事上能够权衡利弊的观点。是的，一个井然有序、完全根据理性生活的初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况且，在生殖机理并不明朗的前提下，有计划的生育断然不可实现。事实上，功利主义是上帝的法则——在理性驱逐上帝之后，人类似乎获得了解释世界和自身的唯一法宝：目的论。在目的论者看来，不直奔某种目的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认知方式尽管是数千年启蒙的结果，但在今天，几乎已成唯一的方式了。这导致了人类的全面苍白。近世以来，虽然有人重扛“本能”大旗，妄图恢复人性的力量与荣光——但令人惋惜的是，“人性”作为一个概念，已然被左翼进化论者和道德虚无主义者消解了。“本能”作为“人性”的积极建构者，也被功利主义彻底改造：人的本能就是目的化生存。这样的改造，让本能看上去跟理性是一码事。
事实上，在私有制未全面盛行之前，除了快感，没有其他理由能让初民们在性事上如此卖力。但不幸的是，私有制很快来临，掌握了权力的父亲将妻子和孩子作为自己的财产——生殖作为积累财产的方式，让他们乐此不疲，而财物的可遗传性在“孩子是自身的再生”这种懵懂观念的鼓舞下，促使了生产力的极大爆发。
即使在最严峻的时期，生殖意义上的性仍然是被鼓励的。这一度让基督教的经典作家们甚为困惑，因为要区分快感意义上的性和生殖意义上的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从“肮脏的”精液入手，认为射精能带走人的一部分灵魂，教皇西利修斯甚至这样说：“如果玛利亚毫不自律地让孕育基督肉体的子宫、永恒之王的厅堂被男性精液所侵入、玷污，耶稣当然不会选择玛利亚作母亲。”这种彻底根绝性欲的观点被奥古斯丁发扬光大，在这位前半生浮浪后半生坚决禁欲的主教看来，真正的王国属于上帝而不是恺撒，真正的自由就是摆脱为帝国添丁加口的命令。他遭到了他的同事朱利安的质疑，在后者看来，上帝创造了生殖器和精液——上帝创造的东西肯定与邪恶无关。尽管这场著名辩论历时多年，并最终以奥古斯丁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朱利安的思想并未被忽视——后来的教廷基本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是有罪的。手淫、体外射精、口交、鸡奸等受到严厉制裁，英国赎罪书规定，体外射精的苦行期是10年，肛交是15年，口交则要终身修苦行，但谋杀犯修苦行的期限则是7年。上帝训诫人们“多育子女”，所以交配无罪，为了让人们将充沛的精力用在交配而不是以快感为目的的私通上，教会一度变成了一个男性性功能障碍诊疗中心，正如《男根文化史》的作者弗里德曼所言：“如果性欲是梵蒂冈的头号公敌，那么阳痿是第二号。”男子可以以阳痿为由宣布拒绝或退出婚姻，但必须经过教会的鉴定 ——教会有义务让一个有性能力的男子在家庭内繁育上帝的子民，而不是借口阳痿拒绝承担这个责任，却把精力用来私通。
在中国，由于绝对观念并未在宗教背景下彻底发育，所以几乎没人愿意浪费精力来探讨性的意义：禁欲是相对的禁欲，纵欲也是相对的纵欲；性既是生殖，也是快乐。私通尽管也曾作为一种犯罪，但那不过是对财产的侵犯，如果对方的丈夫或者父亲不予追究，男子往往赔点钱即可了事。强大的贞操统治，并不能说明这个东方民族在道德上具有洁癖，它不过是一种婚前和婚后的财产保全方式。这个乐观而务实的民族不愿意用一种绝对观念将自己逼上死路，佛教进入中国，也就有了俗家弟子：吃喝玩乐修行，一样都不耽搁。而对性的统治，其实质就是对财物的看守和处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这样理解：一、无人延续香火，相当于死后无人提供阴间的食宿和其他开支；二、现世的财产无人继承。而这都是无法容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回头再来审察生殖器的意义——它真的相当于存折的密码。阉割作为一种代死之刑，立即变得容易理解了：在罪不至死的情况下，割掉罪犯的生殖器，相当于判他死缓并藉没全部财产。
断子绝孙的阉人自受刑之日起，还要在世上活那么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比死刑更不人道的惩戒方式。但很快，阉割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很少再作为代死之刑，而更多地是出于宫廷服务的需要——阉人从“戴罪之人”变成了服务业从业者。在前者那里，阉割是他的行为招致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则是自主选择的一种劳动方式。作为特殊劳动者的阉人，其财产私有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意思是，当阉割不再作为一种处决财产的极端方式时，阉人养子，便能够被统治阶层容忍了。秦赵高开了阉人养子的先河，而东汉，阉人的养子不但可以继承财产，就连爵位也可以继承——汉末的郑、曹两大家族，就是阉人传国袭爵制度的结果。北魏沿袭汉制，唐初虽规定阉人不得养子，但禁令被屡屡突破，至德宗时，局面已无法收拾，他只好规定：内侍五品以上，许养一子，仍以同姓者，初养日不得过十岁。尽管李唐王室在此事上做了足够的退让，但仍然不能满足阉人的要求，宦官杨复恭竟然养子六百多人。养子作为结党营私的一种手段，被中晚唐的阉人们娴熟地运用着。这时候，养子并不是为了延续香火，而是壮大权势 。宋汲取唐的教训，规定阉人四十岁以前不许收养义子，四十岁之后也只限收养一子，且本为阉人养子的阉人，不得再收养义子。这种措施收效甚好，但朱明王朝并未沿袭它。明时规定，阉人的财产和爵位可荫及弟侄族人，这使得大多数阉人不再愿意收养义子。
绵延千百年的阉人养子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权宜措施：皇室无法容忍具有生殖能力的外姓男子玷污皇室血统，但又在粗暴地断绝别人香火的同时心生愧疚——养子不失为一种解决矛盾的良方。
快感意义上的生殖器
试想想这样的情景：一群人，手拉手围着一堆篝火，载歌载舞。这种初民景象常常被我们一厢情愿地解释为庆祝，或者祭祀——一种目的性行为。在现代文明人的眼里，初民们是那样胆小怕事，并容易满足——是啊，天上滚过一颗雷，地上长出一颗庄稼，他们都要举办活动，以求神灵息怒，或向神灵谢恩。在“性交作为目的化生育”的观点遭到科学进化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质疑的理据是，初民并不知晓性交是生育的必要条件）时，一种流行观点诞生了：初民性交是为了战胜恐惧。他们设想了这样的景况：豺狼虎豹时刻光顾初民居住的山洞，初民们被恐惧感笼罩着，为了战胜恐惧，他们本能地抱到一起，并做爱。是啊，如果繁衍可以看做一种高级的盘算，那战胜恐惧尽管带有目的性倾向，但如论如何，也只能算做一种本能反应。而生育，只能作为一种偶然结果来理解：子嗣只是战胜恐惧这种本能企图的副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快感跟战胜恐惧是同构的。快感就是对恐惧感的反动。当发情期消失以后，性交不再是一种执行造物密令的本能行为——它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这为目的化性交提供了现实上的可能，因为恐惧总是不期而止。现实意义上的威胁迫使人类在应对外界的技术方面不断做出革新，而与此伴生的心理恐惧则直接构型了人类的意识。这样说更容易明白：当豺狼虎豹等异己性力量时时侵扰婴儿期人类的宁静时，即使作为一种本能反应，人类也不得不给自我围上藩篱——主体性疆界于是产生，“我是什么”由此成为一个问题。由性而生的神秘陶醉并未阻止“自我”的最终觉醒，理性的上升让人类总体上在向死而生的态势下重建秩序。
性，于是被重新审视。
它首先作为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而被严密看管——在身体作为劳动力的同义语的悲惨年代，这种看管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直至今天，对一个罪犯的惩罚仍然是监禁起来，剥夺性权利，并让他去做苦工。性看起来成了一种权力，无权享有它的人，被剥夺的并不仅仅是交配、生育的资格，而是突破主体性疆界的可能。庸俗点讲，当一个人再也无法跟他人亲密接触时，他的孤独感是彻骨的。这让他成为一个异类——一个主体性不断凝聚的异类。尽管性交流相对其他群体交流方式而言，显得那么私密、封闭、不具有任何乌托邦气，但毕竟，它仍然能够作为最基本的抵抗方式——用以抵抗“向死而生”态势下强大理性的压迫。
性是一种器具的使用技术，而对广大太监而言，他们的器具则被剥夺了。他们经由操练抵达神秘陶醉的路径被彻底堵死。而这种神秘陶醉，恰好类似于人类做梦都在追逐的主体性流溢状态。是的，我必须活在我们中，我会死，但我们是不死的。而我们的确立，决不是经由利益而建立的同盟，而是经由不死信念的传递建立起来的不设防、狂喜与沐浴状态。一句话，性是建立信任关系的最直接手段。
再回头看看人们对快感的描述性解释：颤栗的，彻底打开的，没有一丝杂念的，无法重温的……一句话，快感是一种彻底的丢弃状态，这与死亡极其神似。所以这样说并不过分：从某种意义上看，性是一种死亡的技术。而阉人，显然丧失了这种技术，这让他们体尝到永生态势下彻骨的绝望与悲凉——这跟萨特笔下的地狱毫无二致。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惩罚更残酷的了。
作为符号的生殖器（1）
除了作为生殖的器械和快感的载体而外，生殖器还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弗洛伊德宣布，女人有一种“阴茎嫉妒”心理——这显然能从侧面说明，男性优越于女性的最本质的地方在于生殖器。如果说男女生殖器在完成生殖和快感方面负载了相等的任务，那它们的不平等主要是经由外形来体现的。是的，离开男女任何一方的生殖行为在技术上都无法达成 ，而快感，尽管手淫和同性性行为被经常容忍，但在主流价值的不断规训下，男女二人模式的性交最终成为最正当的快感获取方式——在生殖器的这两种功用中，我们无法确知究竟谁的更重要些。
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完全来源于它们的外观。
尽管在史前很长的时期，女性受到普遍的尊崇，但自从进入公认的文明期之后，男性便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尽管各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 为男性的上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教科书式的说明，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这样的箴言：性器官是任何文化的基础部分 。如果说文化就是一整套风尚掩饰下的秩序，那两性性器官被分别描述就显得意味深长：外挂的/内嵌的，凸起的/凹陷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忠实的描述，但问题在于，“外挂”优先于“内嵌”，正如“凸起”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