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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召唤下，我们的女人们一刻不停地奔忙着。她们也曾有过萧红的那种感触，“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除了要与男人作相同的社会工作，她们仍然要承担那份沉重的家务，这就是女性解放的现实。她们拖着跟男人一样疲惫的身体走回家，懒得说话，但仍须走进厨房。另外一些打算与男人一争高低的女强人，她们无法像撒切尔夫人那样，为了显示自己是女首相而精心打扮，她们只能极力掩饰女性的自我，穿一些不大显露性别的服装，用五大三粗来表达自己不亚于男性官僚，用男性化的举止维持自己的权威。
另一方面，男性的魅力在锐减，。论是心理上，还是形体上，合乎规格的男人要比女人少得多，以致于七十年代末在各种青年报刊和妇女杂志上，出现了大量文章，要“寻找高仓健”。八十年代末，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时，曾说要表达一种敢爱、敢恨、敢撒野、敢追求的“活法”，但我问很多男人是否知道这部电影的含义，除了读书人，其他人一概不知其所云。
中国的父亲们从没有教会儿子去大胆追逐女孩子，没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谈及与性有关的经验，而完全使之受着和女孩子一样的教育，只是说小便的时候不用像她们那样蹲着。这种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教育”，使女性越发任性，男人越发女性化。在中国，女人遇到困难时常想，我要是男人就好了。而男人却偏偏从小就没有放弃过作小女儿的心理，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周作人、刘半家、巴金、柳亚子、巴人、赵景深、孙席珍、郭沫若都曾用过各种各样嗲声嗲气的女性笔名，反倒是冰心曾用“男士”属名了她的文章。
在出国大潮中，心思恍惚的女人要比男人多。说男人是有根的，不如说他们胆怯于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女性却乐于这样作，嫁给一个蓝眼睛，去看曼哈顿的灯火。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9
发表日期：2005年2月16日
不良的预感
二十六岁时心灵里有一种杞人忧天的情绪。
我二十六岁时曾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世界活不长。”你看，在那漫无边际的星宇中飘满千百万巨大的石头，当地球人可以掠过这些星体时，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严寒和酷热。尽管毫无生息，但它们却有一番处女般的静谧。唯独地球沾满了独一无二的病菌，患着大病，那菌体就是人类。现在，他们仍在大量不停地繁殖，建筑窝巢，排泄废物，侵吞别的菌体。我曾想，有一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要洗洁这块肮脏刺痒的皮肤时，会天降百年大雨，结束一切生命。我坚信，天文家们关于“地球只有45。6亿年的青春年龄因而不会近期死亡”的论断是有欠缺的。许许多多死在壮年的人体，并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无法抵制疾病。现在，科学为人类插上了翅膀，可上九天揽月，去破坏臭氧层，也可以伸触到含油层，掘取上百万吨的石油。是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替代品，缓解对自然界的破坏，但这正如一个纵欲无度的人，不得不在青春暮期求助于各种补药以济未老先衰的机体，目的还是去纵欲。
二十六岁还容易察觉到人欲横流。
我们知道，性爱是一种无政府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就会不安于风俗或体力的限制。想一想那些花枝招展在电脑旁边的公司女秘书，望一望迪厅里没有工作却活得开心的坐台小姐，只要有几分傻大胆就完全可以与一个异性在见面的第三次走向床头。忠贞观，在我们全面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一切之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打扰我们的神经，破坏生活。我们活在惨兮兮的自信和战战兢兢的狐疑之中，甚至怀疑自己的伴侣也一定作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古的世道只能使人暂时开一下心，继而便坠入深深的郁闷情绪之中，并为这个世界强烈担忧。
我们盼望能有一段时间使自己得以锻炼，充分补养，以便有一天醒来时我们的身体和精力都会好起来。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那样一段闲暇，没能恢复那种活力。我们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处于疲惫困顿状态，以致于我们真的怀疑青春是不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光要与精力衰竭斗争，还要克服来自遗传的生理不适和童年留下的疾病与隐痛。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完了，自己也完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不良的预感是怎么回事。我们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好，把现在看得比什么都糟，而情愿把明天描绘成地狱。可是没办法，忧伤的情绪缠绕着我们。为此，我们谱写了许多令人心醉的流行歌曲，并为之陶醉。
在个人生活时，纽约歌剧院女指挥西尔丝说：“我并不幸福，可我快乐。这有区别，一个幸福的女人是无忧无虑的，一个快乐的女人有烦恼，有忧虑，但她懂得如何去对付它们。”可是在中国，我们却很难清楚地区分开快乐和幸福，对快乐和幸福都有一种与自己无缘的感觉。
多么小的空间呵
一九八零年有一次著名的大讨论。那年五月，两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合名“潘晓”，向《中国青年》杂志投去了一篇困惑的书信。他们写道，自己刚刚走向生活时，“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们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然而，“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于是，他们在信的结尾，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感叹：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今天，也许肯定是比那时好，我们现在要到二十六岁才会有一种穷途末路的伤感袭上心头。这一年梦灭，与从前的自己判若两人。我们闭上眼，挣扎着想作些好梦，可是窗外太阳已高，我们无法再睡着。在那清晰的阳光下，人生的意义显得那样单薄乏味。每一天，我们要在睡意最香最浓的早晨，被一阵最不愿听到的闹钟叫醒，我们昏沉沉地洗漱，来不及安稳地多吃几口早餐，便急匆匆奔向办公室或车间，在八小时满负荷地磨洋工之后，换得一笔仅够生存的收入。我们在一年里仅有的几个可怜巴巴的假日里，望着成长的孩子，时常想，他们将来也要有这种无聊的情绪吗？这一切竟与我们童年向往的理想生活，相距得那么遥远，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天天穿越狭窄的里弄，我们散步和驰骋的天地以及我们栖居的住房竟是那么窄小，令我们绝望。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的“生理，安全，归宿，尊重，自我实现”的人生五种基本要求，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究竟哪一点接近了它们！看着那些从缅甸飞到加拿大，从北京直往埃及的西方人，我们有时强烈地感到自己难以称之为“人”。由于没有一点把握能使自己的后代称为“人”，当然也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长辈那样的责任心，我们许多人决定不给世界留下自己的孩子，免得在他们遇到同类痛苦时责备我们竟狠心地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
我想起李书磊博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发出的一声长叹。那时，他每每学习晚归，回到四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面对拥挤的床和灰暗的蚊帐，以及小屋的天花板，他感到压抑。后来，他写下了很短的一篇散文《我们的空间》，记录下了他坐在上下连铺的床头所领略到的心事——我们的空间，多么的小呵。
这就是大多数二十六岁人所觉察到的一种自然的感情。
二十六岁是反省的一年。这是因为人过二十五岁，从时间印象上看，有了一种走过一半路程的感觉。这时，二十六岁也就自然有了一个停顿，我们打算回首一下，再感知一下未来。
二十六岁，比哪一年过得都快。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1
发表日期：2005年2月16日
第五部分
新世界从未到来
（27岁—28岁）
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这时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
——林语堂《人生自然的节奏》
丧失的容颜
有一天，我们突然病倒。康复后，对着镜子，发现额头上怎么也消除不掉的皱纹，眼泡和鼻梁的皮肤已经松弛。这就是中年的征兆，它趁我们不注意，不期而至。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看堆积在眼角大量的鱼尾纹，是不是在渐渐消褪。可是，日复一日，它们毫无去意。
这时我们有了中年人的所有慢性病。这些痛苦无一不是青春初期和少年时代没能听从教诲而大意于保健造成的。关节炎，胃病，鼻窦炎和头痛，腰酸腿疼，窦性心律不齐引发的严重心悸，只要一丝疏忽，它们就会跳将起来，把自己打翻在地。我们的床边和书柜里，多了三五本医学手册，女性已从初为人妻时一直搞不清孕期究竟在哪段时间的女孩子，变成了自己和丈夫的保健医师，并爱吃药和补品。我们曾为二十七岁就已沉疴难起而感到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能享永年。我们试着坚持跑步，可是三天后便发现，自己还是那个缺乏毅力的人，难于像那些濒临死期的老人们，为享受多一天的阳光而花出大半天时间去锻炼。我们抽时间加入一个不需要毅力的健康团体，或者试着跟公园里比比划划的人们练套道家玄功，但不久却发现，这些人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牛皮大王，纯粹扯淡。我们时常老老实实地花钱看医生，不再像二十三岁那样打算把小病挺过去。
这时牙黄了，脸上没有了光泽，笑的时候充满细小的褶皱，近处看会发现毛孔粗糙。这时记忆力在下降。女人们经历过生育的苦痛和辛劳，大多数人已无法恢复豆蔻年华时的身形，脸上出现了隐隐的斑痕，需要依靠化妆来掩饰。这时，睡眠更沉重了，但却更加挑剔床的舒适和环境的安静。轻微的神经官能症使我们不能上床便睡，由于轻微的响动，或者第二天有件令人兴奋或紧张的事要作，我们就会惊醒，难以再睡。我们头昏眼花地爬起来，借着月光抽支烟。在那忧郁的烟雾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凄清，一种与青春不相称的感觉。望着熟睡的二十一岁的小弟弟，我们感到自己已从丛林普遍的高度耸出了没有遮盖的头颅，承受着风的鞭笞。我们相信，青春结束了，而这种结束又是一切事物的终结。我们已失去了价值和轻快的全部生活，我们已不再有向往和奋斗的权利，没有人再需要我们了。借着如水的夜色，我们会想到幽灵和另一个世界，想到遥远而飘忽的死亡。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2
发表日期：2005年4月4日
与死神交谈
重病时，我们猜想死神就站在床边。一方面，我们抱着自己不会死去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却又疑心自己就要完蛋了，会一睡不起。我们多次想爬起来，在临死前把所有秘密一把火烧掉。这时，我们第一次有了机会真正贴切地想到“死亡”，把握这个概念的实在意义，去思索它。或许，这对我们康复后的日子以及未来的人生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就像弗洛依德在《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中写道的：“你想和平，就得奋战。”我们可以恰当地将这句话意译为：“你想长生，就得准备去死。”就着这股劲儿想下去，只为了中年时代，我们不会因为去看望一位朋友而在她的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只为了预知一下时光的冷酷，以热爱短暂的生命。我们最好睁开疼痛的眼皮，把手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抽出来，别怕冷，凝望着它，想象一下，这只丰润却因为久病而变得昏黄的手背，有一天死神会使它变得苍白僵硬，没有痛神经，最终变成历历白骨，化为尘泥。
触知死亡，是开启悟性的最好经验。
二十岁的时候，妹妹写给我一封急信，说我那感情笃深的大姨在弯腰拿面盆时，倒在沈阳我儿时嬉戏的土炕前。她一生苦难，却乐善好施，那菩萨般的软心肠使她在每一次的电影观赏中都要静静地流泪，但却没有一次在恶人面前保持过沉默。她膝下无子，却养育了我的母亲，两个饥荒年代收养的女婴，还有我和妹妹。她一生最美好的愿望是能识字。她活得清白，走得干净利索。我能相信吗？走得最急的人都是最好的人。那时，我忍受不了同舍人的嬉笑和无忧无虑，日夜坐在寒冷的湖畔，荒芜了那期考试。我凝望着封结的未名湖水，望着发亮的皮鞋下凝冻的黄土，第一次感到大寿和人生的不同。
二十三岁，我来到北京三露厂供职。四十九岁的梁把一切欠物交还给我，和冯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第二天，冯从洛阳打来电话，告知梁病危。半小时后，梁过世。数天后冯回来时，梁和一大堆冰块躺在车后。翌日，梁从殡葬场回来时，已变成了一只铮亮的匣子。当办事员不得不承担了把那只匣子从拉达车上捧回厂长办公室的责任时，他含羞地偏着头，微微泛红的脸色像是在说：“我只不过是不得已才沾上这滩臭狗屎的。”走廊里，所有的女服务员佯装惊叫，躲闪着这个生前与自己熟识的人。入夜，别人都已回到各自的家中安睡，我却在空无一人的办公楼里写着悼词。地面一张暗红色的地毯，身后放着那只匣子。凌晨任务完成后，我在幽暗的座灯下打开匣盖，里面是半盒充满蜂眼儿的青灰色碎片。这就是梁吗？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爱看言情录像的人，七天前把录像机和几盘带子刚刚还给我的人，还有三种化妆品的新配方。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一种归宿，就像《圣经》上说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复归于尘土。”
后几年，我熟悉的许多普通百姓无声无息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早年近邻的两位骠悍的老哥，严和杨，一个是骨癌，一个是脑瘤误诊，一一死在青春壮年，带走了“其鸣也哀”的歌声和熟操三种外语的头脑。还有一些生前曾会见过我的著名人物，王力、朱光潜、鲍昌，一一命归西天。我知道了死亡并不择人而释。
二十五岁时，我永生难忘的一个人倒下去了。屈玉德教授，一个坚强地从政治迫害中走过来的了不起的女人，在与咽癌持续了十多年的斗争后，终于败北，与世长辞。长期的痛苦毁坏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和发声器官，她竟使用鼻音，面对刻薄的北大学生，讲授了十多年的民间文学。记得有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本来就不乐意听到教授那难捱的鼻腔的学生们，这下就更不愿那么早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去上课了。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时间过去了，一百人的教室里只稀疏地坐着七个学生。她没有像往日一样点名，把没来的人记录下来。她望了望窗外的风，低声说：“有七个人，我也会一样地授课。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当时，我们七个人都很难过，课后向没有来的同学讲起这些，大家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