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到反馈（编码），他至少有两次积极生活的机会。
如前所述，从自由或人生的角度来说，无论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或时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营”里度过，集中营是人的境遇或条件。法国人说，“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似乎也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某种末日情绪？？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当我们试着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不难发现许多人仍然活着逃了出来。否则，为什么每当我徜徉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里，总能在《吃土豆的人们》里面闻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当然，如你所知，这里逃出来的不是肉体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思考与写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几部电影
卢梭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的朋友黄明雨先生最近在给我的信里更进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肉体的枷锁之中。”在我看来，人生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大逃狱。我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大逃狱，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无数小逃狱。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敬意投向朋霍费尔先生那样的人物，只有他在狱里狱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费尔虽是个教徒，但他关心地上比关心天上多。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冒险犯难，将宗教生活还原到人的内心。在纳粹横行时，朋霍费尔从美国回到了柏林，甚至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行动。朋霍费尔是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被绞死的。临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别，他说：“这个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静。
或许同样是出于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时常在平凡而芜杂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些关于集中营或监狱生活的影片。尽管狱卒或军警的恶行令人触目惊心，时常撞伤我的眼帘，然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囚犯如何积极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题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赎》更让我心动与感恩。在我心中，这部电影甚至会让《勇敢的心》变得黯淡无光。
由梅尔？吉普森执导并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于历史，描述的是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反抗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结尾，让人无限伤感，英勇的华莱士高喊“Freedom”被杀了头；《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则是一个入了冤狱的银行家如何前后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挖地道出逃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场面宏大的《勇敢的心》叙述的是集体解放，明修栈道，终于功败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却是个体自救，暗渡陈仓，善恶有报。
谈到个体自救，有人可能立刻会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有关批评，“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显而易见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并不适合银行家安迪？？他出逃后不但没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张渔网。
人类充满艰辛劳苦，不时在希望中走向悲怆。从集中营到古拉格群岛，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群体解放若不是建立于个体自救与精神独立的基础之上，难免会将这场解放异化为在不同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游戏。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一样，尽管拿破仑猪赶走了人，解放了曼纳庄园的动物，宣布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权有势的拿破仑猪便会学人一样直立行走、高谈阔论，把曼纳庄园变成一座“美丽新监狱”。事实上，从纳粹覆灭到苏军进驻，东柏林人便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狱间转移”。
“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领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许多西方政治家与特工沾沾自喜，吹嘘自己的贡献时，柏林人却置之一笑？？对于他们来说，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渔网的效果。柏林墙之所以倒掉，是因为即使是那些实施“庸常的邪恶”的卫兵，都要跳到西边去。如有论者指出，正是无数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觉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说，而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时，你才能明白，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后，人因为对自由的求取与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为神明。
德国影片《隧道》很好地还原了历史。当无数家庭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了一条长145米的地道。正是这种群起的、不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尼迪语）变得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倒塌了十五年之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阴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花。
永不绝望
有位叫杨笃生的青年，在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给马君武写了封绝命信，然后跳江而死，胡适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为生活艰难投井。两位青年的自杀，让胡适感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以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之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视，则真无望矣。”胡适一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写的兰花草一诗，标题即为“希望”。
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想集中营能做些什么呢？相反，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逆境要做什么。或许，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给予观众的最大收获。“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热爱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见。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种出墙者是“坚定的逃跑者”。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真正的逃跑者永远在路上，而且永不绝望。
论及永不绝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个实验（1975）。
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参照组。
第一程序：实验者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在这个笼子，狗将无处可逃。笼子里面还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电击的强度能够引起狗的痛苦，但不会伤害狗的身体。实验者发现，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想逃出笼子，但经过再三的努力，仍然发觉无能为力，便基本上放弃挣扎了。
第二程序：实验员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该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间用隔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一边没有电击。当把经过前面实验的狗放进这个笼子时，实验者发现除了短暂时间的惊恐外，实验狗一直卧在地上，接受电击的痛苦，在这个原本容易逃脱的环境中，实验狗连试一下的愿望都没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员将对照组中的狗，即那些没有经过第一个程序实验的狗直接放进后一个笼子里，却发现它们都能逃脱电击之苦，轻而易举地从有电击的一侧跳到没有电击的另一侧。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更多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
盘旋在肖申克监狱上空的费加罗舞曲，犹如沾在飞鸟羽毛上的光辉，它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不已，是因为那一刻我们相信，即使是身处狱中，囚徒仍可以积极生活，就像《美丽人生》里给孩子做游戏的意大利父亲基多一样。自由，何等惊心动魄！而希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又是何等重要，它让囚徒可以随时随地抵抗阿伦特笔下的“庸常的邪恶”，让他们不被绝望体制化，不像实验狗一样趴在地上，在遭受数次挫折之后，从此懒得动弹，任凭无休无止的电击。对于安迪来说，肖申克监狱注定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样不幸身死，我们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他积极生活，是集中营里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们不必依仗权势。
如马斯洛在《洞察未来》中写道，就算是面对死亡，每个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学家布兰特？贝特海姆和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回忆录都证实，即使是在纳粹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过得非常糟糕。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完全相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可以有发挥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发挥能力两种状态。即使处在死亡的边缘，一个人仍然可以成为积极主动的人，或者是软弱无助、牢骚满腹的小卒。”马斯洛将幸福区别于浅薄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痛苦同样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我们经受的痛苦里面，同样凝聚着我们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发，我们说，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时的额外所得。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好了，我现在来回答我前面提给大家的问题？？“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不瞒诸位，我早先有个答案，“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说“集中营是用来摧毁的”、“用来挖地道的”或像《美丽人生》一样是“用来做游戏的”。其实，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谈到集中营有什么用处时，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积极生活的人站在一边。
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本章字数：2883 最新更新时间：2011…01…21 14：31：31。0＇
2006年，失踪八年之久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成功获救。奥地利警方8月25日对她进行了DNA检测，并公布了她在绑架者寓所的悲惨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时年十岁的娜塔莎在上学途中失踪，奥地利警方由此展开大规模搜救活动，但毫无结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来震惊了整个奥地利。然而，和其他许多绑架案一样，当事人在绑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酸葡萄”与“甜柠檬”
在重获自由后的首份公开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绑架八年期间的生活内幕。不可思议的是，在她看来，遭绑架不全是“坏事”。
当然，娜塔莎的这个逻辑我们在许多场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说，那些因为历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岁月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
娜塔莎的具体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据称，被绑架后不久，娜塔莎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个地下室，里面有床、录像机、收音机和书架，还有她喜欢的英国喜剧片录像带。娜塔莎称：“我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
娜塔莎的逻辑漏洞百出。其所谓“没有交到坏朋友”的背后，是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否则，天底下的文盲都应该为自己不识字庆幸，因为不识字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读到“坏小说”与“坏思想”。地下室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地下室里，娜塔莎接受的是一个自己别无选择的纯洁世界？？“没有坏朋友”。然而，尽管这里“应有尽有”，足够“纯洁”，仍不过是座“天鹅绒监狱”，因为娜塔莎别无选择、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与令人捧腹的喜剧片不过是绑匪为她提供的“面包和马戏”。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娜塔莎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习”，也有“坏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绑架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绑架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六位银行职员当人质。六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研究人员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表明，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条件A。 人质生命受到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