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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更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百花凋零，独自叹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遥想胡适先生当年，不仅挨了鲁迅的骂，挨学生（毛泽东）的批。1928年，由于写《人权与约法》，还坐过国民党的几天牢。据说，若不是《纽约时报》参与营救，还险些被判了死刑。胡适的一生会因为同情而让步，却从未屈服过。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
大概是2003年前后，我在法国的电视台上无意间看到一则歌舞剧的片花。雄浑的音乐、宏大的场面让我激动不已。歌舞剧的名字是《斯巴达克思》，我印象最深、最让我回味无穷的是其中一句歌词“Je reviendrai，je serai des millions”。为此，我还特别将它译成了很上口的八个字？？“我将归来，万马千军”。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适合一个远赴他国求学的游子的。即使是一个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未来可期。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学业较忙，未能亲临演出现场。而在我离开巴黎时，想买张碟已是难上加难。其后几年间，每次返回巴黎时，不忘在音像店里翻箱倒柜，但都一无所获。谢天谢地，在2010年的秋天，我突发奇想，竟然在国内的网站上买到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到国外定居，我注定要回到中国，我犁铧一般的笔尖注定是要落在这片土地上。区别在于，虽然我希望自己带领万马千军归来，但是我的理解和舞台剧里的斯巴达克思不同。其一，我所期望的万马千军，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其二，我所期望带领的，不是纵横沙场的万马千军，而是我孤身一人。我不会像芮成钢那样做急于“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世界”的“三表人材”，我只想做“一表人材”，只代表我自己，靠着自己的经验与理性发言，不强迫任何人。
而且，我分明看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那些能够带领万马千军的人，未必能带领好自己。关于这一点，看看当年袁世凯的凄凉晚景就知道了。另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是，打得了江山，却丢掉了自己。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当以独立思考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比带领好自己更重要的了。
有趣的是，常常有读者误以为我是一个白须飘飘的老者。待知道我还这么年轻，生命长远，有人甚至会在网上向我大喊，“嘿，年轻人，把多年来我对一位老人的尊重还给我。”我不能详尽人们误以为我是老人的原因，我想恐怕这至少和我说理的态度和叙事的风格有关吧。我内心安宁，每天活在思维的世界里，写作于我更像是一种修行。即使是与人辩论的时候，我也不会以征服他人为真实的乐趣，而是希望通过交流在对方身上学得更多东西，以增长我的见识，丰富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为了说服别人而去写作，不仅真理会离你越来越远，连自己也会离你越来越远。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过说服别人或者让别人臣服于我的观点证明我自己存在。
十多年来，我写了无数评论，以及寥寥几篇散文。偶尔，也会听到一些朋友（比如我尊敬的姜弘先生）问，为什么写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写更大的东西？对于朋友们的善意提醒，我通常会报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奋的朋友，一天会写出很多评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也不必苛责他是在“粗制滥造”，你只当他是在做一些思维训练，在做思想的加法。
因为一些编辑朋友的长期约稿，我渐渐养成了每天写评论的习惯。再后来，我发现写专栏是我的一种散步方式。只要时间允许，写一点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从这方面说，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和更精心的准备。
当然，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这份差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会了克制。凡让我成瘾的东西，都不是我需要的乐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会去做隔行的评论，更不会发评论癫。但得机缘，我自然也会停下来，做朋友们所谓的“更伟大的事情”。过去的两三年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三十万字的“乡村纪事”专栏，也是因了一种机缘。而且，直到今天，人近中年，我仍相信自己的写作还没有真正开始。
其实，无论是杂文还是评论，诗歌还是小说，抑或其他，每个写作者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评论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件比扩大自己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我对母校南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除了因为它曾有私学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与西南联大的渊源。鹿桥在《未央歌》里将他在西联赤脚上学的时代描绘成“诗歌加论文”的时代。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适合我自己的“诗歌加论文”式的表达，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心灵又有理性的文章，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身心愉悦，才符合我审美的情趣。
写作首先是为了生活，为了不辜负这一生的光阴，而非为了传世。但是，只要你细心，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流传下来的人文与理论经典？？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帕斯卡的《思想录》，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从老子的《道德经》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没有哪篇不是既有理性又有心灵的文字。我甚至敢断定，将来的经典绝非刊印在现今中国各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那些可以归类于“密码学”范畴的所谓学术论文。
让我继续赞美托克维尔的文字吧。谈到历史与传统的珍贵时，他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谈到法国农民如何珍爱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时，他说“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沟通理性与心灵的两极，世界还有比这更好的文字么？
（四）
我为什么要写作，想必还因为我有一点点责任心吧。
今日世界，国家林立，看不尽纷纷扰扰。为了防范敌人，每个国家都在积攒用于相互屠杀的武器，稍有争执，便有国家在大海里扔炸弹，搞军演，炫耀肌肉。而国内，各式各样的暴力与强制仍然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这样的时候，你真觉得今天世界与中国，仍不过是生活在一个蛮荒的时代，一个不自由的时代。至少，它不是一个你我期许的美好的时代。
生于“80后”的大学生们，时常向我感慨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这不是抱怨，而是现实。
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凡努力，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但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又无法说谁更幸运，谁更不幸。因为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也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从“短信狱”到“跨省追捕”，从“临时性强奸”到“我爸是李刚”，从农民看不起病到“乱世用盛典”、大项目烧钱，没有谁可以对此视而不见。
在此意义上，写作必定成为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体会。所以，当大家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
然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
事实上，这些年来，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就不难发现，因为近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
有几位读者，自称看了我写在微博上的一些批评性的文字而陷入“绝望”。还有一位江西的高中政治老师给我留言，“读了你的《思想国》和《重新发现社会》，钦佩你的智慧，但与此同时，对现实又是多么悲观。”我时常检点自己的写作，这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以我愿意的方式去担当。这些年来，我毫不掩饰对小说《废都》的反感。这是一部不仅作者要爬格子，还要读者爬格子的小说，里面充满了虚假的绝望。也许，我这样要求一个作家过于苛刻，但这与其说是要求他人，不如说是苛责我自己。在我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坚定的想法：如果自己未得解脱，就不要面对公众写字，不要去说悲观的话，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绝望，更不缺虚假的矫揉造作的绝望。所以我才会那么热爱《肖申克的救赎》、《美丽人生》、《放牛班的春天》等电影。
另一方面，我也学会了适当的宽解。有些作品，只是让你恢复了痛感，这和绝望完全是两回事。如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背马鞍的男孩》（又名《两条腿的马》）。“一天一美元，也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匹马”，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人如何奴役人，以及人如何自愿被奴役。这是一部残酷的电影，如果说《物种起源》论证了动物如何进化为人，那么《背马鞍的男孩》的意义则在于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让人退化为动物。萨米拉是个“80后”，十几岁开始便在伊朗电影界获得很好的声誉。在她看来，导致我们不自由的，不是坏人，而是坏的关系。或者说，不是人坏，而是关系坏。这里的关系，既包括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群己权界，也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很多苦难，就在于未能在制度上确立清晰可靠的权界，建立一种好的关系，结果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自由，都是弱势群体，都有挫败感。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努力，最关键还在于如何确立一种良好的基于个人权利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有些好的作品只是让观众恢复一种疼痛感。而且，有疼痛感，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
因为看了我几篇文章或者微博而有痛感的人，我同样希望他们可以如此积极理解。不要把疼痛当绝望，凡事还是看积极的一面，至少我和周围很多朋友都在积极地做事；同时也给自己的视界多一点时间感：一百年前中国还有凌迟，五十年前中国还在喊万岁，四十年前中国还在破“四旧”，三十年前中国还不许跳舞，二十年前中国还在争论姓社姓资，十五年前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十年前中国还有收容遣送条例，五年前中国还没有物权法，两年前中国还没有微博，一年前中国还没有通过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社会终究是在进步。退一步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你总还可以做最好的自己，因为你即你选择。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以《重新发现社会》的出版为例，谁能想到这本书会因为一位老校对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意见而不得不换出版社，并在一年半后收获各种美名？只要大家肯努力，愿思考，不放弃，社会终究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走。
虽然这一切，皆非一日可以完成，但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份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而这也正是我看电影《让子弹飞》的感受，那是一部关于我们时代的寓言。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望，以及活得舒展自由的本性，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的几十年间，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铜墙铁壁如今已被穿得千疮百孔，现在只需要一点点耐心，“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五）
2010年暮春，我在家乡参与筹建了一个图书馆，向社会募捐了不少图书。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愿意在一位捐赠者的留言中看到自己的志向：“其实文字秀美者众，难得的是见识；见识明辨者众，难得的是态度；态度端厚者众，难得的是心地；心地温暖，更需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方是做学问、求真理、提问解惑、治世济人的书生。”
清晨，阳光照进世界的每一座庙宇。有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一个人如果有信仰，为什么还会去信宗教呢？如果是因为没有信仰而去信了宗教，宗教岂不成了信仰的替补品？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信仰的，我也愿意吸收任何宗教信条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相信上帝，我会想念他；我不信佛陀，我仍会想念他。而我的信仰，在心底，在笔端，从每日清晨写下第一字的时候开始。我用文字祷告，我用文字诵经。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托付给这一切。
一个寂静的冬日，我在北京的一号线地铁里捧书而读，读到封底上于右任给虚云老和尚的评价，险些掉下眼泪。归纳起来，这个评价无外乎八个字：“入狱身先，悲智双圆”。这不正是我理想中的人生么？我跑到哪里去了？
回家后，我给自己换了状态？？“入狱身先，悲智双圆。虽未能至，心向往之”。我无法像地藏菩萨一样，修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决心，但在心底里，我是诚心诚意地希望自己能做过上一种慈悲而有智慧的生活，这是我人生的兴趣所在。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