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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大会我检查前，一把手常书记又首先作指示，再次强调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要求全所职工一定要紧跟形势，积极参与，大胆揭发批判。接着他带头，揭出我爱人晚上工作回家我故意拒不开门打击她的革命积极性问题，揭出我阻止她写入党申请书入党的问题。指出这都是一些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出自家庭矛盾，但决非生活小节，而实际是阶级斗争在家庭中的反映，同时杀鸡警猴，提及单位除我家外还有几家也存在类似矛盾。清官难断家务事，常书记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断家务，真可谓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了“家”。接着由我检查，我除了再次狠批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深挖产生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外，最后对常书记的揭发作了解释，指明爱人深夜归来不是故意不开门，的的确确是睡着了；说明了与爱人发生争执的原因与具体场合，指明的的确确不知道她是在写入党申请书，毫无阻止她入党的意思。我的发言一结束，有些积极分子就站出来指责我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不仅没有交代一点新东西，还抵赖别人揭出的问题。有一位积极分子摇旗呐喊：“用浮浅的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办不到！”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会后马秘书照例领我到他的办公室，交谈中首先强调单位领导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这次运动把我挽救过来。“现在全所职工停止工作搞运动，目的就是帮助和挽救你，为了得到领导和同志们更好的帮助，只有把错误的东西暴露出来，才能得到彻底改正；只有把包袱丢掉，才能轻装前进。”接着睁大眼睛直盯着我：“应该深刻检查常书记指出的几个错误，找出思想根源。”停顿片刻后又眯着眼睛，轻言细语：“在以往的运动中是否也出现过错误思想或行动，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有没有值得交待的东西，即使是暂时性的不正确的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嘛。”然后像征求意见似地微笑着说：“不认真交待，不仅领导面前通不过，同志们面前也通不过，你说是吗？”最后这句反问话讲得很重，随着问话的结束，向我投来关怀和期待的目光，使我产生因关怀而有愧的心里。当时我想，既然领导是在下决心教育和挽救我，我也应下决心交待问题；同时思想上也以为多交待一些表明自己态度诚恳，或许会得到领导的谅解，让我能顺利地通过运动关。于是根据马的启发，想到1957年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与教职员工一起参加的整风与反右运动。
鸣放中我对教学整改提不出意见，发言很少。在看到一些对党的政策提意见的大字报时，曾想到1955年出差山东乐陵和惠民野外工作期间，听到村干部反映统购统销过头的问题。想写张大字报，但又觉得那是些道听途说，见到的也可能是个别现象，是否属实自己拿不准，故未写。然而在看到宋老师办的民主箱后，我便将这个因不确切而不便用大字报表达的意见写成了小字报，想通过民主箱转达给上面整改时参考。后来进入反右阶段，不知宋老师是否把民主箱内的小字报转达上去？或者还是学院领导认为小字报不属于公开言论而不于追究，反正当局以后未提及这事了。
我将上述情况向马秘书交代后，马即认真起来，对我的这一交待十分欢迎，并加以表扬，说我这才算是诚恳的态度，要我赶快写成材料。我则老老实实抱着忠诚的态度，盼着帮助和教育进步的心理，又如实地写了这份检查，并在第5次全所大会上作了交待。但我没有料到，这样一来我的问题的政治性质就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原来所集中批判的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仅属于交心谈心中暴露的思想，而反右运动中的问题则属于一种向党进攻的行动，说明早在1957年我就有反党的言行了。接着的批判更加深入激烈，我的检讨也更加难以通过。一些人事干部又去翻查我的档案，以便从中发现纰漏。
1957年反右结束后，在1958年又掀起了一个向党交心的活动，很多知识分子特别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反右运动进一步认识到党的英明和伟大，都更加信赖党，靠拢党，纷纷向党表忠心，写入党申请书。这时我从北大荒回单位不久，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我还交心了对入团后悔的一件事。
初中毕业后，1950年初我曾与同镇裴同学赴长沙考高中，住在裴在长沙的舅父家。裴的舅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参加了湖南的和平起义。有天来了一位客人，白天外出活动，晚上回来与我们共进晚餐，空闲时则与我们闲聊。熟悉后就大谈起国民党军去台后又获得美军支援，提供了多少先进武器，武装了好多机械化师和空降师，现在还有多少部队潜伏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打起来，共产党的统治不会长久，等等。解放初期，三座大山刚刚推倒，石头缝里杂草丛中还暗藏城狐社鼠。现在看来，这位客人是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一只社鼠。我在1949年底初中毕业时虽入了团，但没有过一天组织生活，脑子里旧的多，新的少；黑的多，红的少。像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首次见到了太阳，瞳孔还没有完全收缩，看东西有些模糊不清，是非不辨。听到他的造谣后，不但不能识破，反而信以为真，感到害怕，以为国民党真会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竟向他坦白毕业前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表现出后悔的情绪。但想不到在这次批判大会上，有位人事干部从我的档案中把这事挖出来质问：“作为一个长期受党培养的人，从1955年就对党的政策不满，1957年与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攻，这次又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道攻击伟大的三面红旗，可以认为对党的事业是一贯不满的和仇视的，这其中必有根源，是不是在解放初期就与特务挂上了钩，现在还有联系？”追问我进一步交待。
在第5次交待批判会快结束时，我感到我的问题性质已十分严重。原来以为多交代一点，领导和同志们会多信任一点，过起运动关来就容易一点；现在的情况是，交代越多越脱不了身。思想上对领导所谓的教育、帮助和团结目的已失去信心，察觉出他们不是在挽救我，而是在将我一步步往敌人方向推，现在我的矛盾已由人民内部推向敌我。一股悲观绝望的情绪由然而生，这情绪加速心跳，促进血流，一股热的血流冲向脑海，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了，变得失去理智了。于是大会刚一结束，我趁着看守我的两同志的不备，跋腿外跑，企图逃出这块是非之地，遁迹于没有是非的世外桃源。我也来不及考虑世界上是否真有世外桃源。我的逃跑被他们发现，4～5人随后追来，我拼命跑了大约500米，被一块石头绊脚摔倒，他们追上后将我抬回办公室。
晚上马秘书来到禁闭我的办公室，谈话中态度来了个180°大转变，他的眼球突出了，面孔拉长了，人脸真的变成了马脸，马秘书原形毕露了。他不再提向组织交心，而是提老实坦白交待，严肃指出我长期对党不满，仇视党的事业，一定有外在原因，不交待清楚是不能过关的。最后疾言厉色：“像你这类知识分子单位是够多的，门角落里都可扫一堆出来，你想逃跑，这有什么了不起，知识分子自绝于人民，连臭狗屎都不如，嘿嘿！”
谈话完后我又写材料，大会交待，不能通过，又交待，有些会上交待的，会后自己又推翻，于此反反复复一共作过8次大会交待，最后写出一份厚达40页1万多字的材料。这时领导们感到再从我身上煎不出什么油水，而已经挖出的所谓错误言行足以给我戴一顶够高的帽子了。
4。6唯一不举手的团员
第8次批判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吴支书通知我参加全所团员大会。会场设在三楼会议室，四周墙上贴着“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等标语，会场严肃而紧张。参加者除全所团员外，还特邀了一些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分子，我们研究室的章主任也被邀了。
从政治角度上看，在极左思潮泛滥的特定年代，在我们这样的小科研机构，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大致分成三类：一类是业务水平高、政治思想好的又红又专的人；另一类是业务上没本事，而政治上则十分热心的人；再一类就是业务能力强，但对政治不怎么关心的只专不红或走白专道路的人。前两类是领导培养依靠的对象，在单位一帆风顺，加工资调老婆样样优先。特别第二类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常不择手段，损人整人。第三类知识分子处于单位的最底层，好事轮不到，霉事逃不了，运动中经常挨整，下放劳动也少不了。我们的章主任原是一位中专生，后来虽也大学毕业，但是他们那批中年知识分子中业务水平最低者。一位专家所长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文理不顺，难有作为，其特点是迎合上级。”这就迫使他不得不成为走政治道路的第二类知识分子。在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道路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章主任之流趋之若鹜。所以他虽然已40多岁，还乐意花费他的宝贵科研时间来参加20岁左右青年的团员大会。
大会由吴支书主持，我室吴支书又兼全所的团支部书记。会议开始时他先作简短讲话：“今天讨论对王同志的处分问题，希望全所团员按照团章的精神发表意见”。因为对我的处分还未形成决定，更未获上面批准，我还没有正式成为阶级敌人，故吴支书在发言中不得不还称我为“同志”。接着团员们发言，有些团友摸不准领导意图，特别听到支书讲话中还有“同志”称呼，这暗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于是从教育和团结愿望出发的团友提议给团内警告处分，认为性质严重但仍有挽救希望的团友提议给留团察看处分。约半小时后吴支书发言：“王55年就对党的政策不满，57年有向党进攻的言行，这次又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根据王的性质，同志们看他够不够清除出团的处分？”寥寥数语一下子就扭转了大会局面，将前面多人提出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分推向敌我矛盾一方去了。接着一唱百和；以后的发言都是同意清除出团。我当时想，团内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团藉，而这位吴书记认为还不够，套用过去党内对阶级异已分子清除出党的处分办法，把我当作团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对待。现在十分清楚，我的问题已变成敌我矛盾，我已被他们推入深渊而无力自拔了，今后的出路唯有老实接受领导的处理和安排。因此表决时我也举起了像石膏一样僵硬的手。统计表决结果时我听到“除一人未举手外其余全部通过”的唱票声，我深感蹊跷，谁吃了豹子胆，在此场合敢与组织对抗。我偷目窥视，此未举手者不是别人，却是我的妻子舜。
团内处分会结束后，回到禁闭我的办公室。吴支书向我交待所领导的决定。对我的批判暂时告一段落，今晚可以回家去了，希望回去后继续反省。下一步是听候处理，处理以前先接受劳动改造。于是经过约一月的批判斗争、牢笼似的禁闭之后，我总算获得初步的解脱。我背着被盖，拖着沉重的双腿，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了小家庭。
一进家门，迎接我的却是泪流满面的妻子，两人拥抱哭泣一阵之后，她便敞开心怀交谈起来。她哭说了在彭科长引诱下汇报了小家庭中的那几个矛盾。她说在交入党申请书不久，彭打听到她有晚睡在办公室找她谈心，她就汇报了我未开门的事。后来又多次找她，要求她揭出更多问题。每次谈心前都再三强调，揭发是为了帮助和挽救同志，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教育达到团结的目的。她对领导深信不疑，同时也为了表达自己入党的决心和忠心，就陆陆续续谈出了小家庭中的其他几个矛盾。她没有想到又会搞运动，更没有想到把我整得这么惨。深感内疚和后悔。她说前几天领导向她暗示，我已跌入阶级敌人一边，希望与我划清界限，言下之意希望我们脱离关系。领导表扬了她敢于与丈夫错误斗争的行为，希望进一步站稳立场，能经受住这次运动的最后考验，将来加入党组织是不成问题的，还透露下一步将提拔她负责所内团的工作。她回来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的丈夫并不如领导认为的那样坏，在工作上是勤勤恳恳的，平时对党是拥护的，目前只是思想上跟不上形势，应该属于团结教育对象，而不应推向阶级敌人一边。她认为他们的搞法过火了，她开始怀疑他们的目的了，她感到被他们利用了，上当了。为了不再上当，也为了抵制他们的过火行为，因此在团员大会上她反对了对我”清除出团”的处分。最后向我表态，今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我。我原以为她是一个为了自己上爬而不惜踩在丈夫头上的缺德女人；听到她的这些肺腑之言，我感激涕零；对他的误会已焕然冰释。在团员大会上对我处分的表决对她是一次艰难的考验，她没有经受住单位领导向她要求的所谓政治考验，而经受住了我们夫妻感情的情感考验，虽然作为她丈夫的我当时没有也无权对她提出任何要求。在我受到严重打击处于最困难的情况下，她不但没有抛弃我反而站在我一边，明知这样做，不但将失去光辉的政治前程，而且还会受到政治打击，但她却不顾这些后果，决心投入我的怀抱，与我共渡苦难。同甘容易共苦难，只有患难之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深刻感情之交！这样，通过这次运动，我们的感情不仅未破裂，反而更加浓厚更加亲密了。我已深深感到，我确实娶了一位心地善良、明礼贤惠且具正义与刚烈之性的妻子。
回忆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好多幸福家庭因一方划为右派，由于领导的干预，使另方不得不屈服于政治上的压力而造成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有人将一些幸福的家庭比作玻璃屋，外表光彩但容易破碎，经受不住强烈的震动。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运动一个接一个，很多美丽的家庭都被震破了。我们的家庭虽不光辉灿烂，但因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故能坚如磐石，经受住了一次强烈地震的考验！
事件产生的效果往往是这样，好的来得慢，坏的来得快。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里，政治上出了问题，其不良效果最立竿见影了。由于爱人在团员大会上投了反对票，在领导眼里就明显表示其立场不稳，未经受住政治考验，辜负了对她的期望。一夜之间，她的处境就完全改变了。原来亲近的同事一下变得疏远了，背后议论讥讽，当面白眼鄙视。原来带着笑脸找她谈话的领导，现在主动找他请示或汇报，他则摆出一副阎王爷面孔，不是训斥，便是指责，或者故意刁难。人一旦倒运，就成了众人脚下的泥。不过平时她未露出其他政治把柄给旁人抓住，所以不好对她进行整治，但肯定不会将她当作政治培养对象了，拟选为团干部的安排取销了，运动以前她担任计划科的团小组长，后来连这个小职务也无理剥夺了。
批判会结束不久，所领导对运动中敢于捍卫三面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