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之中正在发生命案，由受害者发出的凄惨呼救声。
有人说这种噩梦叫做梦托，是睡眠中不小心将手压在自己胸脯上引起。为此我在每次睡前都十分注意，有意向右侧着睡，但仍免不了做噩梦，在被人叫醒时特意留意了我的手当时并未压住胸口，所以这证实我的噩梦并非外因引起，而源于神经上的毛病。
物体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限度，就会出毛病，甚至报废。弹簧拉压过度会出现弹性疲乏；地壳岩层积累的应力过度就会破裂而发生地震。人的身体也一样，我的噩梦惊叫是由于神经刺激过度。我的神经受刺激可以追溯到童年，在日军侵华时期，每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幼小的脑膜上就烙上了恐怖的伤痕。而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20多天的挨批，团内处分，劳动改造，爱人去世，家破人亡，精神上受到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刺激，特别在爱人死和葬的过程中，第一天守在她昏迷不醒的病体旁看着她气绝的惨白面孔，第二天在阴沉太平间目睹她死亡后变了形的蜡黄面孔，第三天进入深暗火葬洞内脱她毛线衣时触到她披头散发的僵冷面孔，几幅面孔都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爱人死后不久，我原来的大胆变成了特别小的小胆，一到晚上便怕出门，连上厕所都不敢独去，目光一触到暗处，她的几副可怕的面孔就出现在黑暗之中，反反复复，隐隐约约，恐怖感顿时像一盆刺骨的冰水从头浇到脚，浑身长满鸡皮疙瘩；哆嗦如筛糠。
精神上的刺激过度引起噩梦惊叫，睡不安稳；加上当年供应紧张，食不果腹，接着又出现耳鸣、头昏，头顶百会穴有针插入感等症状。这些后遗症拖的时间都很长。头顶针插不适感几乎延续到1965年。晚上噩梦的毛病延续的时间更长，接近20年，不过由密变疏，由几天一次到一月数次，一年之内数次。而耳鸣症状已成终身老疾。
4．11在饥饿的日子里
从家乡返回武汉，归到小洪山原家中，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原来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一个家，而现在已人亡家破了。爱人死后我有过一种幼稚想法，以为领导或许会对我产生一点同情心，免除我再去劳动了。想我批判后已经过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劳动中吃苦肯干，无怨无悔。来按月下放劳动锻炼的同志，劳动结束后都要做鉴定，我们长期劳动改造的也与他们一道，我的鉴定评语每次都不错。鉴定都按月寄回单位，另外我为了争得领导好感，还定期向负责政治工作的那位范主任写信，汇报我的思想收获，心得体会，表明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决心，祁盼领导对我的看法有所转变。现在爱人死亡，家庭破碎，一片凄惨情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对不幸的人是会产生同情心的。我想即使刑事犯，服刑期表现好的尚可减刑，难道我还不如刑事犯罪分子！但爱人丧事办完范主任找我谈话时，见到的仍是一付冷面孔，给我的回答是继续劳动改造。现实再次给了我当头一棒。所以从湖南一回来，我就赶快收拾全部东西，强忍悲怨，赶赴磨山作长期劳动打算。
我从1959年12月下去劳动，1年多以后国家形势有所变化，极左路线在现实困难局面下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单位所作的对我的处分上级一直没有批下来。1961年3月没有说明原因，便将我从磨山农场抽回。一回到单位，看到的景象比以前更凄凉。小洪山原是一片荒地，近几年来在这里新成立几个科研机构，发展大批职员。当年发扬“干打垒”精神，先盖办公楼，宿舍盖得很少，仅盖的几栋分给所一级的领导及老知识分子尚不够，大批年轻单身知识分子挤住在建筑工人建房后留下的草棚内。一大间，20多个床位两边挨次排列，中间留不足1米宽的过道。草棚墙壁为芦席，薄可透亮；棚顶在油毡上稀铺稻草，漏洞百出，冬天棚外刮大风下大雪，棚里刮小风下小雪，夜卧棚中寒气袭人。武汉夏季的日子更难熬。为防蚊咬，每人挂个蚊帐，使原来拥挤的室内更加密不透风，中午在烈日烘烤下，躺在床上如处蒸笼内，炙热憋闷，根本无法休息。晚上也只能在外面挨过半夜后才能钻入。而芦席中又躲着大量臭虫，刚一合眼它们就活动起来，经常咬得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现在过去一年多了，我抽回后仍与单身职工一起被安排在草棚内居住。这种煎熬日子一直到1961年底，才搬到院部大楼五楼，住上3人一间带高低床的集体宿舍。
单位都基本上停止了工作，职工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生产自救、休养生息上。科学院除了在磨山办农场外，各研究所还常年派人在东西湖开荒种粮，农忙时再加派人去抢收抢种。东西湖水域内有钉螺，不少同志劳动回来后染上了血吸虫病。在整个小洪山地区内几乎每块空地，包括每栋办公大楼、宿舍的四周都被开挖种植。当年在小洪山科学院范围内只一条可通汽车的水泥马路，其余全是土路，由于开挖，土路都变成很窄的小路，路两旁菜架瓜瓣林立，置身其间无异来到了乡村小菜园里。自留地里种得最多的是牛皮菜，其次是包菜南瓜等，也有种粮食的，主要为玉米、红苕。我因来得迟，比较好的地都被种植了，只好在边坡地里见缝插针。中午特别是晚上，同志们从食堂买来定量的米饭和有限的蔬菜，就在宿舍周围架几块砖搭个临时灶，从自己自留地里剐几皮牛皮菜叶，把饭、蔬菜和生菜叶倒入一口铝盆里，撒上盐再放在灶上烧煮。说来奇怪，这种清汤寡水混合饭竟也发出阵阵香气，吃起来别有风味。
各单位除生产自救外，还组织人想方设法到外地采购食物发给职工或充实食堂。有次购来一批苕干，每人分发半斤。这种苕干已变质发黑，有些长了绿霉，特别在肉里面粘进很多泥沙，多次用热水泡冷水冲仍无法洗净。面对这种苕干，使我想起1958年出差河南时在乡村见到农民收红苕的情景，农民先用犁头将红苕从土里翻出来，女人则搬个凳子到地里切，将切好的片片红苕直接摊在地上晒。这样晒好的苕干肉里面自然夹好些泥沙。我估计弄来的这些苕干就是河南一带的产物。我们将苕干煮熟后，吃起来味苦，难以下咽，但弃之又可惜，最后用红军长征吃皮带的精神，鼓足勇气才把它吃掉。
有段时间在各科研单位还推广过一种制作叶蛋白的自救办法。发动职工在附近采集指定的几种树叶，由食堂水洗、粉碎，过滤出一种绿色的叶汁，叫做叶蛋白，夹在发糕中蒸熟后卖给职工吃。这实际就是吃树叶，不过用科学名词美化罢了。
粮食计划供应，定量标准按工种区分而不考虑体重。我们属文教系统职工，开始每月定量27斤，后来扣去1斤去支援某个活动，后来又在26斤的基础上每月增加供应一斤饼干。当时供应的是一种叫喜饼的饼子。每次一斤喜饼买来后，吃前我都仔细计划，一天只能吃一斤饼的1/3，分三天吃完，但吃的时候总不能控制自己的嘴巴。那种喜饼的芯子是高梁做的，呈暗红色，糖精放得很合适，甜甜的，吃前就垂涎欲滴，吃起来其味无穷，越吃越有味，越有味越要吃，最后吃得不可收拾，每次都是将一斤喜饼全部消灭。说起来奇怪，我这个仅1。64米高的小个子当年的肚子却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其实在正常年代，我每餐的饭量从未超过3两，而困难时期也有这么多粮食定量，为什么就显得特别饿？这主要是因为缺少油水，也就是缺少脂肪。食物如果没有脂肪就不经饿。肉是脂肪的主要来源，而困难事期人们最难购到的计划物资就是肉。在排队购物时，每次都是购肉的队伍最长最挤，插队的人最多。肉稀少故而显得珍贵，很多饥饿的人就不顾一切地去捞取。
我在磨山农场劳动期间，农场的猪和鸡都是选购的优良品种，如长肉最快的夏洛克猪和生蛋率最高的来亨鸡，为了指导喂养和防治病害，专门从农学院分来一位兽医专业的大学生，但猪还是体瘦毛稀，且经常患病，鸡从未生过蛋。这主要是因为饲料不足又不精，牲畜吃不饱，活命都难，怎能长出肉生下蛋来。有天我发现一头约30斤重的猪大便发稀，兽医诊断为猪瘟，单独隔离治疗，几天以后猪死了。兽医禁止吃，令我们挖个1米以上的深坑，将死猪深埋入土。在当年生活困难食物严重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为死猪埋掉不吃而深为可惜。但4天以后发现坑被挖开，已经变味并开始发臭的死猪不见了。后来打听到，原来被附近的一个建筑队挖去吃掉了。约一周以后，另一头小种公猪又出现拉稀症状，隔离治疗仍无效，死后兽医又令我们深埋土内。我们几个长期下放的人与炊事员一起，背着兽医，秘密将死猪处理，当晚饱吃了一顿，余下的肉用盐腌着，吃了好长一段时间。
1961年1月我获农场领导同意，春节回湖南探亲。在经济困难时期，大城市计划供应的量虽少，但一般总可以“保障供给”，而农村小镇虽也发计划票，但供应是得不到保障的。至于农村则无任何供应，全靠生产队每月定量发给。好多农民家中作无米之炊，以瓜菜野草充饥，长期吃不到油水，更尝不到肉味。我到家的当天，家里已吃过饭，母亲心痛我下放归来，下面我吃，特意在碗中埋了一块带骨的咸肉。我将骨头啃完后随意扔到门外，这时正好一位中年男人经过，面黄肌瘦，大概长久没有见到肉了，看到滚落的骨头便很快拾起，吹吹沾在上面的泥土后，迅速塞入口中，一面啃一面继续走。
春节过后到乡下去探望舅父母，见他们人人面带饥色，瘦削如柴，但两脚水肿肥厚。离别时他们都向我哭泣，担心以后可能见不到面了。多年未去过姨妈家，她家是我们亲戚中唯一一个剥削阶级富农家庭。母亲说他们家生活特苦，要父亲和我去看看；她特意割了一块咸肉作为拜年的见面礼。通过拉家常，知道姨妈家近乎一年没吃过油，去年过春节生产队分给了她家一瓶油，大概一斤，平时再未分过。今年春节生产队连油也未分了。每年春节生产队都杀个猪，地富分子都不分给肉，她们近乎两年未吃过肉了。见到这块咸肉，姨妈高高兴兴，煮熟后先敬奉天地和祖宗，然后全家欢乐地品尝长久未进过口的肉味。那时春节期间无任何庆祝活动，处处显得冷冷清清。晚饭以后拉扯了一阵便上床睡觉了。睡至约午夜，隔壁房间忽然热闹起来，原来姨妈他们全家人都在闹肚子，争马桶，每个人轮流蹲，一蹲上去就听到稀里哗啦的拉稀声和“布不布不”的放屁声。父亲一面叹气一面说，这是因为他们长期来胃内未沾过油水，突然吃到带油水的东西，特别是吃到了肉，胃受不了，所以就拉开了。
计划供应的食物不够吃，生产自救的东西不够塞牙缝，一天到晚总感到肚子是空的。人在饥饿的时候，只要碰到能吃的东西，不管什么鸟类兽类，卫生不卫生，对身体有益还是有害，只要能充饥就会拿来吃。
有天清早从院部五楼宿舍下来去自留地掏粪浇菜，下到底层发现一只水鸟，羽毛淋湿，稀疏蓬散，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落汤鸡，蹲在墙角，瑟瑟发抖，看到我后，向我投来乞怜的痛苦目光。我见到它不但未给同情和帮助，反以为来了食运，因我自己也在忍饥挨饿，更需要乞求帮助。现存的食物怎能放弃！我去捕捉，它飞扑几下后便不动了。中午和几位好友，有的宰杀，有的拔毛，剖肚翻肠时发现水鸟腹内空空如也，这才知道它可能太饿了，想上岸来找食，又遇上清晨的露水和寒气，处于饥寒交迫中之它那来力气飞行，故落难屋角。但我们为了自身生存，也就顾不了它的死活，那种环境下爱鸟之心的概念早已抛到九宵云外。人类只有在保证自身生存的条件下才能对异类产生怜悯和珍惜，这是一种自然发展规律，说到底就是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我们在一面品尝水鸟鲜美野味的同时，一面发表上面那些感慨。
一次研究室领导要我和吴同志调整办公室的桌子和柜子。我们饿着肚子先抬了一个桌子，感到十分疲惫。在抬柜子前，为了减轻重量，我们先将抽屉取出单独搬运，无意之中在一个柜子的一只空抽屉内发现一个被咬过一口的干馒头。这个馒头不知哪位同志何年何月从食堂买来后，咬了一口，或者是嫌味不佳不想吃或者发生某急事来不及吃，随手放抽屉里，以后就忘记了。这个馒头在黑暗的抽屉里经过发酵、霉变、水分慢慢消失，几度春秋，现在已干硬如石。见到干馒头，我们喜出望外，即刻用开水泡发，各分一半，一面啃吃一面大赞其美味，正好安慰了我们搬物而累空了的肚子。
到1961年底，困难程度有所缓减，武汉市指定一些较大餐馆开始供应油水较厚、里面带肉的高价饭菜。获此消息后我也想改善一下生活，某星期日约了在武汉读书的弟弟上街去吃一餐。我们来到武昌一家餐厅。开餐的方式是8人一桌，菜饭各点各的。餐厅内坐满了大约4桌。开始桌面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摆。餐厅服务员首先摆上8双筷子，接着在每桌上摆瓶酱油。用餐者都知道，这瓶酱油是供全桌人共用的，作为加入菜内的一种补充调料。服务员刚将酱油瓶放下，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块头大而粗鲁的中年妇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抢过酱油瓶，咬开瓶塞，马上就仰着脖子像酒鬼喝啤酒，口渴者喝汽水那样，咕噜咕噜一口气就将全瓶酱油喝干了。同桌的其余7人都瞪着惊奇的大眼，伸着直硬的长脖看着酱油在瓶底朝天的瓶里一面冒泡一面下降，最后直至全瓶酱油干净彻底一滴不漏地吞入她的肚里。没有一个人发出一句嘴下留情或多吃有害的劝止声，餐馆内的那位摆酱油的服务员也因惊奇过度而未采取任何制止她的举动。幸喜临近几桌的用餐者未发生类似事件，他们都转过头来以吃惊的目光瞧着，这位妇女可能因为体大胃也大，在同等有限供应量的条件下，亏得比别人多，于是就如饥狼入室、饿虎下山，对酱油狼吞虎咽起来。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作逐步转入正轨。1962年6月单位与地质局合作到大悟县搞试验。我的问题已平反，故派我也参加，当时经济形势虽有好转，但困难时期仍未过去，武汉市供应仍紧张，而下面县城虽好些，但显不足。我们在县招待所食堂用膳，每餐有荤有素但数量有限。8人一桌，服务员每端来一盘菜，个个就咂嘴弄舌；跃跃欲试；16只眼睛同时盯着，菜一落桌；8双筷子一起夹过去，每人两下就一扫而光，谁也不甘落后，否则迟去几秒钟就可能因告罄而落空。最后一道菜照例是一罐汤，汤罐一放稳，8皮调羹同时到达，因罐口不够大无法同时容纳从不同方向来的8皮调羹，调羹在罐外互相碰撞发出“叮铛”响声。因为同桌的8位都是从武汉下来的饿狼，彼此熟悉，客套从免，故均露出互不相让的饕餮本色。我们几位正处壮年，是一生中最能吃的时期，招待所不能敝开肚皮吃，而野外工作都是一些跑腿的吃力活，故到上午10时多就有了饥饿感。肚饿就腿软，收工前每人都有点站不稳走不正。后来打听到这里早晨有自由市场，可以买到新鲜瓜菜。于是每日早起先到自由市场买几条黄瓜揣在裤袋里，肚饿时大家休息片刻坐地啃黄瓜充饥。有天围坐一起各人拿出瓜来啃，发现我单位的吴同志拿出一块南瓜来。吴是地道的上海人，没有成家，不知那些蔬菜可生吃，那些只能熟吃。他正啃得有滋有味，我发现后问他南瓜怎能生吃，他答味道蛮好的，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