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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县城内，在个别餐馆里能买到高价鸡蛋汤喝。有个餐馆还连续几天供应红枣汤，那是供销社存放多年的红枣。在计划供应时期，除了米油肉等生活必需品按定量供给外，其他如红糖红枣等属特供物质，老百姓只能凭产妇证或手术证等才能买到。这类物质平时压在仓库里，时间久了必定长霉发烂。现在物资开始多起来了，没有必要再压在仓库里，于是供销社将这些变了质的红枣拿到餐馆来加工高价出售。我们在招待所午餐和晚餐后常去光顾。红枣汤里的红枣煮得稀烂如泥，加入糖精，原来的霉气腐味都被糖精甜味压住了。自1959年以来，在长达近4年的饥饿日子里，红枣的味道已忘得一干二净。记得首次喝红枣汤，口感特好，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快朵颐，大饱口福，于是喝得过急，当整碗汤喝完后发现几乎满口都烫泡了。
记得小时候在一位亲戚家吃饭，桌上摆满鸡子鱼肉，用餐过程中一位长辈对小辈们发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有说肉的，有说鱼的，更有争说鸡的。这位长辈便指着说鸡的小辈说：“对，世界上是属鸡最好吃，但不是鸡鸭的鸡，而是饥饿的饥。为什么，因为人的肚子吃饱了，舌上的味蕾处于抑制状态，遇到好吃的东西吃起来也味同嚼蜡，就什么都不想吃了，所谓“一饱千般足”就是这个道理。而饥饿时味蕾处于兴奋状态，不好吃的东西吃起来也脍炙人口，所以味口大吃的多。”我想我大口喝红枣汤就是因为我在吃“饥”。
1963年我又出差湖南湘潭，这时国家经济形势已完全好转，市场供应显示充足。在易家湾过端午节，镇上举办龙舟比赛，男女老少红光满面，云集河边观看，呈现出一片大好时光景象。比赛完后，组织部门发给参赛者每人三个猪肉大包。
4．12震耳的政运尾声
1961年我从农场抽回时已劳动15个月，如果加上批判前天门2个多月的抗旱以及批判后在单位20多天的劳动，总共接近1年半的劳动改造，相当于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我判了1年半的劳改刑罚处分。
1962年上面发下文件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挨整的人甄别平反。单位政治处的王同志找我，指出我的问题属于思想认识错误，要我重写一分材料正式入档，而将我在运动中写的检查和交待统统烧掉；一笔勾销。我按王的旨意写了三页，王也重写了一份结论，向我公开，让我看后签了字。在此周的全所职工大会上，常书记当众宣布，对我的问题进行甄别平反，结论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对我在运动中所作的过火批判表示道歉。到此为止，我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的问题便算了结了，政治上的包袱似乎卸下，虽然对我精神上的打击和生活上的创伤已无法挽回，但我仍热泪盈眶，深深感谢上级的公正处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
我原以为甄别平反以后也会和单位同志们一样，过着同样的生活，做作同样的工作，享受同样的权益，但未料到这又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在单位已被打入另册，经常受到领导不公正的对待，个别人的飞短流长和白眼相加，处处低人一等。从此以后我讲话谨小慎微，怕留下话柄；做事瞻前顾后，怕被揪住小尾巴。虽然如此，但仍难逃挨整的厄运。
爱人去世时我已进入而立之年，中年丧妻，续弦之事在劳动改造期间无人过问，自己也不敢妄求。劳改回来平反以后，一些要好同志，特别是老家的亲友十分关心。1962年9月，在家乡任中学校长的连襟姐夫向我同时介绍了教育系统内的两位对象。经过半年通信联络，我选中了在文教局工作的苏女士。春节期间，我回乡探亲，通过姐夫牵线我们见了面。苏师专毕业，未婚，虽然外表一般，但我认为她的条件比我好，我很满意。我们很快就谈拢了。回到武汉后更加密了我们的书信联系。有次在我发出一封长信，提出结婚设想，正洋洋得意期盼佳音时，突然接不到回信了。后来我连去两信，均有去无回。我十分纳闷，只得写信给姐夫麻烦打听原因。他来信告诉我，文教局出于对部下负责，曾致函我单位了解我的政治情况，我单位回信说我曾被划为漏网右派，因此文教局领导劝止了苏女士继续与我联系。最后姐夫还提及，为了这事，他也受到文教局领导的指责，指责他不该为他们下属物色一位政治上如此不可靠的人。我接到信后开始不相信，因我的问题不是已经甄别平反了吗，是单位第一把手当着全所几百人的面宣布的，并且时至今日我还是团员，参加团的各种组织活动，怎么会去信说我是漏网右派泥？我带了信去请示研究室领导，请到政治处证实一下有无此事。领导问后转告我，政治处的同志从来没有回过这样的信。转眼又到春节，在老家看望父母后我又专程去了姐夫家，因我对苏女士十分好感，如果我单位未去过信，则是一场误会，若能当面消除，则有可能恢复我们的关系。我把单位的答复向姐夫交谈后，再三强调我单位政治处的同志说他们从未写过那种回信，我怀疑是不是这边文教局的同志搞错了或有意作梗？但姐夫却肯定地回答我，文教局的领导将我单位的复信给他亲自看过，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信末盖着我单位政治处的大印。姐夫反驳得我哑口无言，最后他还透露，苏女士也因与我联系的问题调出文教局，现调到下面一个较偏僻的山区去教书去了。
于是我不得不怀疑我单位的领导们所玩弄的政治伎俩了。从法律上讲，我没有犯危害社会侵害他人的任何罪行，我的主要问题只是小家庭矛盾。他们利用我们小家庭矛盾大做文章，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对我进行禁闭、批斗，长期劳动改造，搞得我家破人亡。这些非法过火行为已严重侵犯了我的人权。后来根据上面的精神，对反右倾运动中无辜挨整的人甄别平反。但他们不甘心失败，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作法，表面上平反道歉，而骨子里却随时对我施加打击陷害。现在竟干涉起我的婚姻自由，剥夺我结婚的起码公民权利。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不过在那种不讲法治的年代我无处申诉，求告无门，唯有饮泣吞声俯首贴耳忍着。
文教局的对象因政审问题未找成，武汉市内找无希望，每年春节回家，父母兄长见我长期鳏居十分不安，想方设法为我物色。哥哥介绍了家乡的一位医生，通过见面了解至结婚，这时距我发妻去世已5年了。哥哥说，有人丧妻后不出半年就续弦了，相比之下我差远了。我们1965年结婚，至1978年才正式调到一起，其间10余年都是过的两地分居的生活，与单位其他同志比较，我更是相形见绌。
每年两次鹊桥会，因文件规定分居职工每年只一次探亲假。一般春节时我去，夏或秋季时她来，每次相处10多天。政府规定的探亲假日为12个工作日，这明明是指两个星期，但我单位人事处的干事却理解为连续12天，我们的团聚日子包括路途往返共16天。我去时在她那边有个家，吃住方便，她来时我得临时找住处、借床铺，因我住的是3人一间的单身职工集体宿舍。每天一起到食堂吃，睡不安吃不好，过着游击式的生活。长久分居，短期结合，这种夫妻生活对身体十分不利。因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男女间性的要求，像吃饭睡觉那样是生活所必需。譬如吃饭，将三餐饭集中到一餐，一饿一胀，非闹胃病不可。我们在长期性饥饿后，一旦结合，容易造成短期性过度，这就如饿虎相斗，易致两败俱伤。但单位的人事干部们饱汉不知饿汉饥，单位中那些人有条件照顾夫妻关系，那些人没有，不是从年龄工龄出发，而是从政治角度考虑。他们把政治标准看得至高无上，政治界限泾渭分明。我因在1959年受过批判，虽然表面上当众平过反，但属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只是作为单位的一个使用工具，既然只是工具，就不会赋予人性，也就不会给予生活上以照顾。看着那些依靠对象，工作比我晚，年龄比我轻，都陆陆续续将爱人调来，过着夫妻团聚的幸福生活，而我则总是轮不到。
后来进入文化大革命，全国被搅得天崩地裂人仰马翻。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堵住了外面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又堵住了内面的嘴。从此失去忠谏之路，就可独断孤行为所欲为，再次犯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10年灾难的错误。文革中我爱人调动之事更成泡影。一些进驻和结合到领导班子的代表们最会用权了，一来单位，首先把他们老婆照顾到家，有些不过是排长，其家属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户口，也一下子全家调来，有些就在本市，但为了锦上添花，也通过关系调到同一单位。而大批知识分子，特别像我这类打入另册的虽在单位工作20多年却无人问津。
幸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未再摔跟头。在造走资派的反时，一些造反派头头曾几次鼓动我，说我过去在单位受的压迫最深，应该造反精神最大，他们想以我的事实作为走资派执行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典型来揪斗单位的领导，但总被我婉言拒绝。谢天谢地，上次政治运动之刀砍在身上的伤口虽然刚刚愈合，但仍隐隐发痛！故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有工作搞工作，要出差就出差，运动的时候，则发挥我写美术字的特长成天埋头写标语。写标语成为我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革命行动。正好这时新的指示多，重大时事件多，而每发表一个指示，发生一庄事件，单位不是开会就是游行，而每次开会游行都离不开写标语。文革离不开标语，标语又离不了我。由于我政治上未再出问题，工作上老老实实，然而生活上却长期两地分居，成为单位里工作时间最长、年龄最大而未照顾夫妻关系的一位老职工。一些领导感到长此下去似乎有悖人道，也过意不去。1966年邢台地震后，单位转入地震系统，拟在省内建立一批地震台站。这时一位领导找我，明确指出，我这种人要照顾老婆入武汉市是困难的，如果到下面台站去工作则有希望。当时我想，留在单位基本上没有搞业务，几乎天天闹革命，到台站虽然完全改行，但总可以做些事情。故我立即同意领导的安排。我先后到安徽和湖北钟祥等地选台建台，1974年调到武昌县郊区的某个台站。经过单位联系、调档案、审查、发调函等等那套人事调动的繁文缛节，一直拖到1975年才将爱人及子女调到台站附近的公社卫生院，这时我已大大超过不惑之年了。
4．13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台站闹革命的时间少多了，但政治学习讨论会却是每天不断。空余时间几个人就凑在一起玩扑克。玩扑克属于正常活动，而埋头学外文看科技书，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讨论会上会挨批的。当时谁也没想到以后还会有所作为，打算就这样得过且过算了。
这个时期“四人帮”大张旗鼓宣传的是有关伟人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论述，大报小报，大版特版。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抓住尾巴，挨批挨整。
我们小孩在台站附近的学校读书，当时政治书报比比皆是，而其他出版物却凤毛麟角，连小学生的课本都缺纸印刷，每学期要迟发数周，有个学期全期的课上完了，课本却还没发下来。有段时间小学搞勤工俭学，发动学生洗废旧塑料，有些塑料原来是包装农药的，一些学生洗后出现农药中毒。我担心孩子中毒，给他们一些钱交给老师支援学校勤工俭学，以免去孩子们洗塑料中毒的危害。学校不但不允，还把我的这一好意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在学校当着孩子们的面用阶级斗争观点狠批了一番。
那时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用阶级斗争手段来解决。
文革时期，物质特别紧缺，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全从农村征收来。按计划征收的物质远远不能满足城市的需求。商业部门曾采用一种鼓励办法，按计划征购后多交的物质返发给农民一些票据。例如多交了棉籽或菜籽，发给几斤油票，多交一头猪发给若干斤肉票，多交多发。当年的计划票有全国性的，省一级的，还有地方一级的。台站附近小镇发的票属于公社一级的，制作得比较简单，就是在油印纸上写上数字和盖上图章。政府公开承诺，农民可以用票据随时到供销部门购买。
农民省吃俭用，手头又缺钱，有些农民就拿了票到台站兜售，一张一斤肉的票只卖5角。我们的计划肉是不够吃的，为了多吃，我就买了20多斤这种肉票。但是小镇上供销社肉店里每天实际供应的肉极少，要天没亮去排队，迟了就没有了，很多远处农民为了吃肉得起早摸黑。
肉供应不足，时间久了，发的票越积越多，当地政府已经无法提供所发票据的数量了，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亏损黑洞。怎么办？不能向上面伸手，还要坚决完成上面摊派的上交指标，又不能说出去，露了底难保不丢掉官帽。于是领导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某年某月1日起停止所发肉票的供应，但为了不使农民太吃亏，代之以1斤肉票换购1斤稻谷。
不知哪位领导本人将这一绝密决定透露给了老婆，他老婆又急忙偷偷转告了在农村的爹妈，一传十，十传百，消息很快爆炸传开。于是在当月31日，凭当地票据可买到肉的最后一天，天还没亮，肉店门口已排出了无数条长龙，肉很快被枪购一空。但农民还是不愿离开，更有大量消息听得晚的农民陆续蜂拥而至。供销社担心出乱子，赶快把所有商铺——肉店，百货公司，土产公司等都紧闭大门。天空越来越亮，农民越来越多，到上午9时许，小镇内已拥入上千农民，将小小肉店团团围住，人头晃动，黑压一片。农民怨而不发，怒而不举，只知道拼命往前挤，明摆着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肉卖了，但他们总不死心。
“肉店被围，小镇内发生骚乱”供销社肉食部主任将肉店告急情况很快汇报给公社领导。李书记英明果断，急电召来武装部张部长。张部长全副武装，匣子枪斜挂腰间，从后门潜入肉店，爬到楼上。农民看不到肉店里的肉，却翘首望见了从楼上占出来的张部长。部长面对着千百双祁求而又如矩的目光，开始好言大声喊话：“农民朋友们，对不住啊，现在没有肉了，请回罢。。。。。。请回罢！”连喊几遍，农民却不理睬。张部长只好改用策略，使用阶级斗争武器。他怒目搜索，看到东边一副熟悉的癞脑壳，扬手一指，高声骂斥：“你，朱家湾的朱癞子，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站在这里干什么？想复辟啦！。。。。。。”话音刚落，朱癞子赶快缩头弓背挤出人群。这样，朱癞子连同朱家湾的一些农民就很快销声敛迹了。张部长又往西边搜索，又盯上一副认识的拐脸皮，举手往西一指，“喂！牛头村的牛拐子，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右派帽子还戴在头上，现在又要向党进攻啦！”牛拐子仓皇窜逃，接着，牛拐子包括牛头村的一些人也很快敛迹销声了。张部长这么东指西斥，左喊右嚷，“你，某某坏分子：你，某某富农分子。。。”不到半小时，肉店门口的人群都走得无影无踪了。
以抓阶级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