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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已经说了，而之后的两晋乃是皇帝的悲哀时期，西晋皇后和皇族在那边争权，把皇帝当幌子用，等到东晋，自家人少了，可王谢桓这几家也没闲着，一些还好，只是想和皇帝商量着同治天下，一些则想着要取而代之了。被大臣逼到要哭鼻子，东晋皇帝那窝囊劲，也真是悲惨的可以，这样的皇帝，有多少权力就不用说了。
南北朝时代南北两边皇朝更替，权臣迭出，而终于到了唐朝，号称盛唐的唐朝会好点吗？这个嘛，恩，好象是好点了，乱臣是有几个，虽然都搞的挺大，还喜欢用暴力手段，如安禄山和唐末朱温那几位，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两种，一种是喜欢搞内部矛盾的，如武则天以太后进而做皇帝，再如李世民李隆基两位唐朝有数的皇帝都喜欢搞政变夺权，只是一位是直接上位，一位是先让父亲上位再转交给自己。（对了，玄宗当了皇帝后太平公主也想搞政变，结果被玄宗灭之。）另一种则不太好了，宦官的权力在皇帝之上，甚至能废立皇帝，这个实在是中国历代宦官权力的顶峰了，汉明两朝宦官再盛，也只是为皇帝利用，比之唐朝宦官，差得甚远。
唐之后五代皇朝更替，天下战祸不断，这让宋朝认为兵权是皇帝失权的一大原因，因此建立起科举与配套的文官制度。这个制度应该说十分不错，宋明两朝基本上没出现象之前那样的权臣。但是权臣是没了，不代表皇帝就有权了，宋朝皇帝有事要和大臣商量着办，这种事宣传已经够多了。至于号称朱元璋建立的专制皇权呢，可怜那些皇帝也没好到哪里去，表面上没了丞相，结果来了一个内阁大学士，还有一批文官天天盯着皇帝，不许干这不许干那，皇帝行贿大臣这种事也出来了。在这种文官制度之下，要说皇帝的权力嘛，说他出了紫禁城就没权力是夸张了些，出了紫禁城就打折是肯定的。再说了，皇帝在寝宫也不是想干啥就干啥的，这明朝宫廷密事总是能被廷臣所知，动不动就来一个奏章提点意见，象曹魏那种宫省事秘，太子没见过大臣，出于谁家都不知道的好日子肯定是不在有了。（说起曹魏的事是有些极端，但是明朝的一些文人……。也实在太热中于野史八卦了些。）当然了，比当年那些动不动就被赶下台的皇帝还是好多了。
反正这历代皇帝，想干啥就干啥，确实也不太容易，至于成为空架子也屡见不鲜。
身为皇帝，怎么能成为空架子呢，自然，皇帝就要搞政变夺权了，而且细细看来，这搞政变的皇帝也真不少。就说几次有名的吧，西汉还好，虽然搞了一次政变，但是主要是皇族和大臣干的，后来的得益者文帝居然没插手，仔细想来也算不得皇帝政变，到了后来外戚掌权皇帝想政变都没机会了。东汉就了不得了，中后期几位皇帝几乎都是按着这样的模式来的：皇帝年幼，太后辅政，外戚掌权，皇帝成年，借助宦官，重新夺权。几乎成了循环了，外戚和宦官轮流上台。
两晋时代的皇帝嘛，晋明帝成功做出了一次漂亮的除王敦，不过这更得益于王敦的失误，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搞的政变就比较勇猛了，亲自上阵击昏宇文护，不比曹髦差多少，成果就大得多了。唐朝皇帝嘛，前面说李世民李隆基，其实这两位搞政变的时候都不是皇帝呢，李隆基后来对付太平公主倒是可以算皇帝搞政变，不过他上位时权力可大得多了。至于唐朝皇帝，其实政变失败的多，那几位皇帝对付宦官更是屡战屡败，每败一次权力就少一点，实在丢脸的很。倒是挑唆宦官内部内斗取得了一些效果。
如此一看，这皇帝搞政变成功率实在低的惊人，虽然考虑到大臣搞政变失败后记载少知名度低，其实成功率也不高，但是堂堂皇帝搞政变，居然成功率也这么低，实在给皇帝这个称号抹黑啊。
开个玩笑，实际上在权力这种事上，皇帝与大臣一样是人，皇帝并不会多所谓的那种王霸之气，只是多了皇帝这个身份符号带来的威望而已，但是这个威望对于一些人看来很重要，对于一些人则看起来一点也不重要，而一些人觉得重要，却有各种办法利用限制。为已所用。就好象那些权臣，对于自己所立的皇帝有几份权威自己还不清楚嘛，要立之完全是为了挟天子令诸侯而已，要反之则找太后废了他，甚或找个理由将之废为庶民，再给了王侯称号还算便宜了呢。在那些权臣眼里，皇帝自然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更谈不上忠心，他只对皇帝这个符号有利用的兴趣而已。
对于皇帝来说，没有了权力，他也与旁人无异，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实际上也只是操纵在别人手中的傀儡，所谓橡皮图章而已，身边没有亲信，而全是权臣之人，自然无法对付权臣，公然反之，只是沦为如曹髦一样的下场而已。
那该如何做呢？从几个成功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搞政变一定要有几个条件：
其一：皇帝尚有部分权力，虽然受到权臣限制，但是大部分权臣还不会把事做死，留有一定余地，皇帝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还有一定的权力，可以利用之，（否则如汉献帝后期那样，皇帝就算想搞政变也不会成功了。）这有可能是权臣自己出错，比如王敦不留在京城，这就让晋明帝即位后从容布置，以中央之权威讨伐之。（当然，王敦上次成功由外藩取中央也使其麻痹了，其实如司马家夺取曹魏那般取京都与皇帝在手才是权臣之道，不然也要象刘裕那样留重臣镇守。）
不过，这样的好事自然不会常有，皇帝只能在现有的权力中获取空间，而空间是如何呢，就是皇帝能拥有部分的权力，这些权力可能很小，但是可以充分利用，如借赏赐之名提拔亲信自己的大臣到重要位置，或者掌握一部分自己的武装，如宫廷诸卫掌握在手，这需要慢慢的培植，还需要权臣的忽略，假如什么都没，那皇帝就等着选日子禅让了事。
其二：皇帝有自己的亲信，有权力没有用，权力再大也不及权臣，有自己的亲信才可以对付权臣，看各代皇帝政变，尤其是成功政变，宦官往往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东汉皇帝借助宦官夺外戚权力不说，北周武帝击昏宇文护时也先是叫宦官动手。（对于这次政变，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周武帝把宇文护打倒，自己不杀，叫宦官杀，宦官手抖居然杀不成功，一直等到藏在后面的卫公直出来才杀之，这周武帝都做到这份上了，干吗还不自己动手结果了宇文护呢？）再如明英宗夺回位置时也依赖了宦官的帮忙。（当然，这位政变的时候已经是太上皇了。）为何用宦官？因为那些被夺取权力的皇帝或是年少，或为避嫌疑，不可接见群臣，这样一来身边亲信只有宦官可用，等到要夺取权力时无论是动手还是联络外臣自然要依赖宦官了，此外，宫廷之中，能在皇帝身边的也以宦官为最，是皇帝身边第一道防卫力量，假如宦官掌握不在自己手中，也别谈什么政变了。
除宦官之外，皇帝亲信的便是外戚，借助母族之力了，如孙亮曹芳都试图利用外戚的帮助，不过外戚帮忙固然是肯，但是权臣往往是外戚的到是更多一些。至于廷臣，皇帝一来接触少，很难联络，二来谁知其忠于谁，我们现在事后看史书自然明白，但是当时皇帝又怎么清楚，曹髦对三大臣商议诛司马，结果两位跑去报信。
其三：要对其首脑，一举擒之。这也不单是皇帝，其他人也是一样，要在短时间内一举将之擒拿殆尽，一旦失败，便是以皇帝之权威，毕竟刚刚还政，如何比得过权臣盘踞多年的势力，但是假如擒之首脑，使其群龙无首，无法布置，再公告群臣，或拉拢之，或宽恕之，让其站在皇帝一边，只要稳定人心，这权力就基本上可以移交回来了。这其中象曹髦这样公然带兵讨伐的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动手的时候都是蓄谋已久，联络多时，一击而发，象曹髦这样事先拉拢群臣时大臣大多数还去告密的事，实在难以成功。
而更有效的就是将召见权臣，让其与护卫分开，再擒之，不过因为这有可能伤到一边的皇帝，而且权臣大都可以带兵器上殿，留兵在外，一旦不成，就可能反受其害，所以会投鼠忌器，不得成功罢了。成功的例子如孙休擒孙綝，北周武帝斩宇文护（当初诸葛恪其实也算如此，只是那时是孙峻主谋。）。一举擒之后便可以联络事先安排好的大臣再动手了。不过这种事一来皇帝要冒险，二来权臣也要上当才行。
不过，说来说去，这皇帝还要搞政变，闹不好还要身死，这做皇帝的风险，实在也算不得小了。
第一百一十四章 在外的臣子
三国随章侃 第一百一十四章 在外的臣子
（演义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上一回演义中说邓艾面临困境，使出了离间计，令人流言给刘禅，本回开始此计就有了效果，刘禅令姜维退兵，从而这次北伐也功败垂成。在诸葛亮北伐时演义也有如此描写，姜维这次只是重复了诸葛武侯的故事，谁让他们在演义中是师徒呢？
不过，这只是演义中的说法而已，真正的姜维乃至诸葛亮都没有因为刘禅的命令而撤兵过，这里要另外说一句，刘禅此人说是明君，肯定不是，说是昏君呢，也算不得太昏，陈寿说他“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这点评价确实恰如其分，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皇帝来说，都可以这样说，因为皇帝毕竟只是一人，真正做事的还是那些手下大臣，所以选择大臣的好坏和皇帝本人的政绩息息相关。当然，这一点十分难以做到，皇帝也是凡人，没有看透别人心思的本事，那些奸臣说不定在他眼中就是好人，那些忠臣说不定平时根本得不到他的赏识。用人这方面，一方面看皇帝本人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要看运气。
刘禅的眼光好不好呢？还真的很难说好，但是运气倒是很不错，父亲留给他一个诸葛亮，诸葛亮给他留了几位重臣，这使他在位期间，可以将政务交给手下大臣，自己基本上当甩手掌柜。
从蜀汉政治来看，这样的做法倒也算不上糟糕，一直比较清明，没有发生象东吴曹魏那样内部的混乱，这也和所选的几位执政大臣个人品行有所关系。刘禅这种做法很难说好坏，某个时段有某个时段的做法，一些阶段需要君主比较强势，亲历亲为，一些阶段需要君主放手一些，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假如刘禅最终没有成为亡国之君的话，更没有说出那个“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的话，相信史家的评价会好很多，毕竟对于大臣来说，皇帝除了英明神武之外，任贤用能更为重要。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刘禅不管是否明君，但是对于诸葛亮到姜维这几位重臣，还都是比较尊重的，诸葛亮自不用说，姜维时期虽然宦官黄皓弄权，但是刘禅还是未将姜维罢职过。对于北伐之事，没有干涉过，更没有半途召其回朝了。
说到这里，不免要说起一件事，尽管说刘禅没有让诸葛亮和姜维班师回朝，但是类似演义中的例子却也甚多，那么，那些出征讨伐的大将，还有那些封疆大吏们，朝廷是如何让其听从自己的命令的。
确实，所谓山高皇帝远，离得京城越远，京城的影响力就越见下降，而且兵法还常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对于这些在外的臣子将领，该如何使其服从中央之令呢。
实际上，尽管说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之类的话，也真的有如此的将领，而边疆大吏造反的也屡见不鲜，但是若将其计算成数字，便会发觉这实际上只占了很少的一个百分比。那些造反的边疆大吏或者在外出征的将领，成功的更是少得可怜，到是只身逃亡者居多，这是为何呢？
其一者：质也，人质问题我们在很多章节都有谈及，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为了表达诚意或者恭顺，派遣或者交换人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孙权当年向曹操曹丕父子献好时，曹操曹丕都有提出让孙权遣子入朝的要求，这便是要求孙权进献人质以表达诚意。而孙权都找了借口回绝，这实际上便是拒绝了臣服。而诸葛诞在造反时便遣子入东吴为质，这一下就引得了东吴的信任。那些在外镇守的封疆大吏，在外出征的将领，都有人质在中央，一旦其起兵作乱，这些人质就性命难保。
当然，这并不能遏制某些人的野心，就好象安禄山叛乱时，其子安庆宗便在长安为人质，安禄山起兵后被杀。一个人野心降临或者面临危机时，人质的安危便是次要的了。
为此，朝廷往往会采用其他的办法，使将领亲属为人质是让其不想反，而更多的办法是让其不能反。如以一般将士家属为人质，虽然同样为质，但是限制的方法便不同了。
历代之中，往往有这样的做法，就是异地法，比如异地为官，一个人若是当官后往往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作官，而是要跑去外地，这是怕引起本地势力盘根错节，尾大不掉。而除了作官外，还有一种异地就是异地当兵，比如边兵往往不是本地招募，而是内地招募派遣而去的，这样做除了与异地为官同样的因素外，很大的程度便是让这些普通将领和士兵有所顾忌。异地为兵，家属都在内地，则即便将领想造反，下面的兵士无心作乱，那也兴不起什么风浪来。毌丘俭文钦在淮南的叛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士兵的家属多在内地，生怕受其牵连，大都无心造反，结果毌丘俭文钦等人不得不招募淮南的农民为兵，这样的新兵战斗力可想而知，最后毌丘俭身死，文钦只能逃亡东吴。
其二者：财也，尽管说异地为兵是个好办法，但是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一来边疆大吏大将们可以收买人心与死士，甚或许诺更好的前途，让兵士为已所用，如诸葛诞就养了无数死士，为其赴汤蹈火。二来时间一长，所谓异地为兵往往流于形式，为了节省费用，招募边人为兵常常成了更好的选择，尽管用边人为兵无论是从费用还是效果上都很不错，但是也会形成尾大不掉的边疆军事集团。唐朝藩镇割据，也就是往往从此开始。
为了限制边兵的造反能力，于是控制财权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尤其是在唐朝藩镇割据外，认识到兵权和财权一体的恶果，后世便将其分开，这种分开不单是说各加一个官职，委派一个官员，而是更为具体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镇守边关的将领，要军费补给是应该直接向朝廷要的，而不是向地方上要，即便地方财政有钱，也要先经过朝廷一道，再回到边关将领的手中。（当然，实际上有时是可以便宜行事的，不过理论上还是要走一道手续的，此外，一般来说，边地的财政也很难支撑边关的军费开支，需要其他地区税入的补助。）不过这样的做法也就主要限制边将的造反能力，防止出现藩镇割据的情况。后勤补给都掌握在朝廷手中，你有造反之心，也没有造反之力。
这一招对于那些出征时想“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将领最是限制的好办法，你不奉命，便断了你的粮草补给，看你奈何。所以那些不受君令立奇功的将领要不就是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解决了后勤问题，要不就是快刀斩乱麻，在粮草没有用光前，解决问题。
其三者：监也，虽然说可以限制财权，但是确实也有那些不受君令的将领存在，他们可以用其他办法解决补给，而真要造反的那些人，造反都不怕，以抢掠补充军用更是常见之事了，所以前两者也主要是对付那些没有造反之心的，真要对付那些有造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