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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结束后，中苏双方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论证中国政府
的一五建设规划。由于许多项目涉及到苏联的专业、资金、技术，讨论起来 非常费事。苏方的工作人员又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因此工作组的运转比较 缓慢。周恩来非常着急，和陈云等人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安排讨论，经过一 番呕心沥血的工作，各个工作组的工作开始走上轨道。苏联工作人员见周恩 来工作这样认真、仔细，简直不知疲倦，深为感动，都主动配合，工作效率 大大地提高了，周恩来却累得淌了几次鼻血。
工作组的工作刚刚走上轨道，彭德怀、金日成又秘密地到了莫斯科，周 恩来少不得安排他们的食宿。斯大林得知彭德怀、金日成于 9 月 1 日到了莫 斯科，立即于 9 月 4 日会见彭德怀和金日成，周恩来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也被 邀请参加会谈。
大家坐定后，斯大林看看彭德怀，见他英武朴实，一身正气，确有大将 风度，不由得心里有几分喜欢。他问道：“彭将军，我急着想知道，朝鲜前 线敌我态势如何？”彭德怀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了朝鲜前线敌我双方的态势 图。斯大林极为满意，当即说：“中朝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为了有利于谈判， 我再给中国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但中国的空军不要出击到三八线以南， 那样会给敌人扩大战争制造口实。朝鲜人民军空军应该积极行动，我可以给
朝鲜同志四个师的飞机，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两千辆汽车。” 大家听了，心里非常高兴。周恩来说：“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感谢斯大
林同志的援助。”斯大林笑着说：“不要这样说嘛。中朝人民在前线打击侵 略者，也是在支援我们嘛。西方对我们搞封锁，我们需要的那些稀有金属还 不是靠中国同志的支援。”
说到这里，斯大林又问周恩来：“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军衔呢？是不正 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周恩来回答说：“本来是要逐 渐实行薪金制的，因为朝鲜战争这个工作停了下来。”
会谈结束后，大家准备回去，斯大林说：“请大家留步，我要为彭将军 组织一个舞会，请大家赏光。”这一段时间，周恩来等人工作得太辛苦，也 正想找机会轻松一下，于是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分乘汽车驶向斯大林别墅。 先是会餐。斯大林向大家一一敬酒，轮到彭德怀时，斯大林忽然换了大杯， 给自己斟满白酒，同时也让服务员给彭德怀换上大杯，斟满酒。斯大林举起 大酒杯，对彭德怀说：“彭将军，我已很长时间不用这么大的杯子喝酒了。 今天欢迎你，我破例用了大杯敬酒，为你和志愿军的英勇善战，干杯！”
中国代表团成员见斯大林用这么大的杯子敬酒，很为彭德怀担心。谁知 彭德怀举起大杯和斯大林一碰，便一饮而尽。斯大林也一饮而尽。两人倒过 杯子，相视而笑，众人都为二人的豪爽鼓起掌来。
宴会以后，又是舞会。彭德怀不会跳舞，斯大林便拉着他的手绕场一周。
人们看见斯大林这么敬重彭德怀，不禁为中苏友谊频频鼓掌。 周恩来刚送走彭德怀，刘少奇又率领由他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刘长
胜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要来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周恩来免不得又是一番忙
碌。毛泽东因为留在苏联的高级干部太多，国内还有一大摊子事要人处理， 便指示周恩来回国，由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继续谈判。周恩来便于 9 月 22 日结束访问飞返北京。
周恩来回国后没有几天，刘少奇便于 10 月 2 日率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
成员李富春、驻苏大使张闻天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团员和苏联党政领导人 马林科夫都到机场迎接。当时世界上有 45 个共产党派代表团来莫斯科祝贺， 莫斯科装扮一新，到处是红旗鲜花。机场上礼炮声不断，仪仗队一队一队地 轮换接受检阅，记者成百上千地在机场上挤来挤去。中共代表团下机后，迎 接礼仪更是隆重。斯大林特别指示，把刘少奇的座位安排在大会主席来宾席 第一排的首席位置上。
苏共十九大闭幕后，刘少奇想单独同斯大林交谈一下，征求斯大林对中
国三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但是他 知道斯大林忙着开中央全会，安排人事问题，所以不好主动提出来。迟疑之 间，他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刘少奇拿起耳机一听，原来是斯大林打来的， 请他去克里姆林宫谈一下。刘少奇放下电话，便率代表团去了克宫。
刘少奇是第二次访苏了。1949 年他曾率中共代表团访苏，为毛泽东访苏 作了准备，转眼间四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次重见斯大林，心中暗暗吃了一惊， 只见他倦容满面，气色很不好。根据这次苏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斯大林已 选定马林科夫作自己的接班人了，所以会见时其他人都没有参加，只有马林 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在座。
对于中国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觉得中国 的经济基础太薄弱，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充分发挥他
们的积极性发展国家经济，等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后再对他们进行改 造。1948 年他在天津讲话时就讲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要大家保护资本家的经 营积极性，怕什么，政权在人民手里，又有国营企业作国家经济的骨干，还 怕资本家来造反么？不料，自己的这个讲话在党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毛泽 东也批评说，这个问题没有这么讲的，刘少奇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向斯 大林谈了中共准备在 1954 年实行三大改造的部署。
斯大林听了刘少奇的介绍后说：“我们过去在对资本家是实行没收其财 产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的，在农村采取的是消灭富农的办法，把 300 万富农 赶到西伯利亚。这样太急了一点，结果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内战 结束后，列宁同志及时地在全国推行新经济政策，还是要调动私营的积极性， 实际上是在补课。这样情况才逐渐好起来。你们应该做得更好些，学生应该 超过老师嘛。”
刘少奇说：“斯大林同志说得很对。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民族资产 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好的作用，现在他们也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 走，所以我们用赎买的办法实现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公私 合营。资本家可以出任副厂长、副经理，他们还可以拿点定息。”
斯大林听了，眼神里闪出一丝疑虑，但没有表态。接着问道：“那么富 农呢？对他们怎么办？”刘少奇说：“我国农村中的剥削阶级一类是地主， 一类是富农。我们所说的富农和苏联的富农还不完全一样，他们还是参加劳 动的。因而我们对地主的办法是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对富农则是没收他们 的大部分财产，中国人多，地主富农加起来有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所以不 宜集中，就地监督劳动，争取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个工作我 们已经通过土改革命完成了。下一步的工作是通过组织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 互助合作，逐步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没有意见，只是问道：“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完成这
个工作？”刘少奇说：“十五年。”斯大林说：“我看可以。我过去对中国 革命的一些看法不大妥当，给你们造成了一些困难。你们完全可以在马列主 义指导下大胆实践，我是希望学生超过先生的，以后你们还可以用你们的经 验多多帮助亚洲其他国家的同志嘛。”刘少奇说：“是的，毛泽东同志也很 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派韦国清同志帮助越南同志制订奠边府战役计划。” 斯大林说：“那很好嘛。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 量，现在我们苏联已不再是一支孤零零的突击队了。”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席间人们谈笑风生，只有饶
漱石寡言少语，不时以阴冷的目光望望刘少奇。不知为什么，斯大林对其他 中国党代表团成员都很热情，唯独对自己淡淡的，联想到自己即将被从华东 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很不高兴。
刘少奇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国后，处理了一些公文，不觉就到了 1952 年年底。这时中共中央正在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 议》。这个决议，原来作为草案已于去年 12 月下发给党内。劳动互助组织在 老解放区的农村中已有较大发展。例如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著名劳动模范李 顺达，早在 1943 年就在西沟带头办起了互助组，1951 年他又在西沟互助组 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参加初级合作社的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和生 产资料折股入社，由合作社组织全社社员进行生产，劳动量折合成工分，年 终按工分领取报酬，另外，合作社也对农民的股份给以一定的红利。
但是，在老解放区农村，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 的互助组织发生涣散现象，出现了两极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党内意见不一。 中共中央于 1951 年 9 月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决议》。《决议》认为，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组织是中国 四亿农民的必由之路，只有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并使其不断地从初级阶段逐 渐向公有制的高级阶段发展，才能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贫困农 民增加生产，走上富裕之路，也才能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也才能 巩固工农联盟。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规模地发展劳动互助组， 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党 委按照《决议》的指示，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注意积极发展、稳步 前进和自愿互利，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经过一年多的试验，证 明这个《决议》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乃于 1953 年 2 月对这个《决 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和修改，通过后正式公布。
1953 年夏天在粮食供应方面出现的严峻情况大大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 步伐。1953 年是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 快，城镇人口和工矿区人口大量增加。工业化的发展又加大了对原料（棉花、 油料等）的需求，这样，一些适于种植原料作物的地区大大增加了种植面积， 专门或主要种植原料作物的农户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 量大为增加，而当时小农经济的农业无论是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还是在提 高粮食的商品率方面都是能力有限，粮食供应不足。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导致 小农存粮惜售，粮商粮贩乘机大量收购粮食，囤积居奇。1953 年 9 月 4 日， 北京粮商在几小时内把北京粮市上的粮食抢购一空，待机牟取暴利。
一个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共中央的面前：如何保证国家
对商品粮的需要。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 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 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一个，都是危 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 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怎么办，经过反复的讨论，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及相当长一个时期内，
要保证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量，只能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即国家统一收购 农民的粮食，统一按定量对城镇、工矿人口及需要供应商品粮的农民、牧民、 猎民实行粮食配给供应，禁止粮商、粮贩收购粮食和擅自经营粮食。这是中 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措施，是何等的大事，1953 年国庆之夜，中共中央还在 天安门城楼里讨论这个问题，当晚中共中央拍板定案，在全国实行粮食的统 购统销。
在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党委会同政府部门，派出无数支工作队，分 工包干，深入每户农户家中，逐户核定产量，动员交售余粮。当时全国有农 户一亿户，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党的威望，由于在土改中党和农民形 成的亲密关系，也由于工作队员们作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说服工作，加 之在统购中充分照顾了农民的合理利益，所以 1953 年秋冬的统购工作进行得 比较顺利。
但是，这时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全国农户有一亿，如果每年逐户核 定产量，动员售粮，工作将是非常繁难的。为了保证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
有必要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也就是说要把一亿农户组织成为 若干万个农业合作社。
这样一来，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将要大大加快才行。另外，只有把小农经 济逐步改造成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农业，才能更快地发展农业生产。这两方面 的客观要求加起来的结果是，从 1953 年底开始，全国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 潮。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决议》。《决议》把农业增产和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决议》 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上。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 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在加快发展农业互 助合作组织的同时，党也特别强调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
据 1954 年底的统计，互助组由 1951 年底的四百九十万个增加到一千万 个，初级农业社由 1951 年的三百多个增加到四十八万个，参加农业互肋合作 组织的农户有七千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由原来的 19。2％增加到 60
％。在产量方面，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优于互助组，80％的合作社增产 增收。
1955 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六十七万个，经过整理，巩固了六十五万 个，合作化运动稳步前进。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在加快
进行。1953 年 6 月，中共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造资本主义 工业的问题。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中，资本主义经济也经历了改造和改组， 国家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使私营企业的大多数 都同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联系和合作。私营企业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的低 级国家资本主义到公私合营的高级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私营工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后，确定了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 业，决定对私营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
1954 年 1 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以上工
人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国家对私营资本主 义工业的改造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 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方代表居于企业的领导地位，企业 利润划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