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的回答又使蒯大富张口结舌。其实，蒯大富也是个极有心计、反 应灵敏的学生。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蒯 大富又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文革之前，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文革一起，又成 为清华的头号人物，没有两下子是爬不上这个地位的。那么为什么他说不过 王光美呢？王光美的每次回答总是那么无懈可击呢？蒯大富也许明白，也许 不明白，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阴谋，那些事只能在背后说，是拿不到台面上 来的。而王光美的回答则完全是根据事实，这些事实大家也都知道，以致于 无法批驳她。
清华大学批斗会一完，很多人不禁佩服王光美的大智大勇，坚贞不屈。
过去他们只认识穿着旗袍的王光美，现在他们才知道了王光美的厉害，红卫 兵小报把批斗会上的问答都报道了出去，社会上的人们也都为王光美的答辩 叫好。
批斗王光美没有捞到便宜，造反派又加紧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刘少奇、
王光美，他们的家被抄了。刘少奇和王光美把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别人，准备 被捕。很快，一队武装士兵来了，把刘少奇拘禁在前院，把王光美拘禁在后 院。接着，又一队工人走来，在前院和后院之间砌起一道高墙，刘少奇真正 成了一个囚犯，监狱就是他的家。
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开始批判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这本书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写的，以后又重印几次，全国党员几乎是人手一 本。中央文革小组已经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写了题为《〈修养〉的要害是否定 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毛泽东看到文章的清样后，立即召集中央常委会议 进行讨论。其实，这时的中央常委会已名不符实。刘少奇、邓小平、陈云、 朱德等常委被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就是陈毅、叶剑英等那些老帅也一 概被排除。自大闹怀仁堂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取消，中央文革代 替了政治局。因此，这时召开的中央常委会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会。文章是 中央文革组织的，讨论者又主要是中央文革，自然很快就通过了。
文章通过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走了。周恩来被留下来，毛泽东要 和他商量“五·一”节谁上天安门的问题。这件事周恩来已有准备，他掏出 一个名单递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地看起来。
排名单，在这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五·一节登天安门城楼的 名单报纸是要报道的。谁在名单中有份，那自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或者 是毛主席认可的人，红卫兵就不能随便动他。所以毛主席很重视这个名单。
周恩来自然也明白这个名单的厉害，排名单时费了很大的劲，下了很大的决 心把一些人列了进去。
毛泽东仔细地看着名单。周恩来有些担心，生怕毛泽东把那几位老同志 的名字勾掉。不料，毛泽东看到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 聂荣臻、李先念的名字时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很满意地点点头，在名单上面 画个圈，表示同意。
从丰泽园回来，周恩来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这些老帅登天安门城楼。 这些天来，老帅们连连被批斗，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虽未被揪被打，但也是 身心憔悴。五一节被批准登天安门，他们感到极大的欣慰。这一段时期，一 直在暗中保护他们的王震等几位将军，也纷纷去电话向他们祝贺。
周恩来安排好了老同志登天安门城楼的事，又打电话请傅崇碧来，商量 转移老干部的事。傅崇碧闻风而动，周恩来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傅崇碧就过 来了。周恩来问了一下特监的情况，傅崇碧如实作答。周恩来知道现在能使 这些特犯们有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地方休息就很不错了，为这傅崇碧还不知 费了多大的劲呢。周恩来表扬了傅崇碧几句，问他：“现在贺老总发烧，301 医院又不好去住，你看北京军区的医院能不能住？”傅崇碧说：“五棵松那 里有我们警卫一师的医院，比较安静，我看能行。”周恩来说：“好，你亲 自去落实，药品不够，找我的保健医生。”
贺龙住进五棵松医院后，经过治疗，很快退了烧。
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江青耳朵里。文革开始以来，江青想整的很多人 都叫周恩来给保起来了，住进了部队营房。红卫兵虽可揪斗，但由部队监视 着，不能乱来。江青恨透了傅崇碧，但他是执行周恩来的命令。江青明白， 要把这些老干部整死，就得把周恩来搞倒。同时她也知道，周恩来是她夺取 党和国家核心权力的最大障碍，她要当女皇，也必须坚决除掉周恩来。为了 实现政治野心，她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和西柏坡时对她的照拂完全抛到 了九霄云外。
但是，要打倒周恩来谈何容易，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支点，失
去了这个支点，权力制约系统就要失去平衡，就将发生可怕的事件，毛泽东 是决不会答应的。要打倒周恩来，就必须找到一块坚硬的石头才行。
五·一节刚过，江青一伙又操纵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攻击陈
毅等人，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江青苦于找不到过硬的、一下子可以打倒周恩 来的材料。突然，5 月 12 日，秘书给她送来了一封信，要她亲启。江青最近 经常收到这样的材料，她漫不经心地打开信，看了一眼信和材料，顿时露出 惊喜的神色，认真阅读起来。
信是天津的一些大学生写来的。1966 年年底以来，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个 被整垮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一头钻进天津和全国的图书 馆，找出了蒙着灰尘的建国前的旧报纸翻检起来。他们翻检什么呢？原来南 开大学建校较早，文、理并重。学生们来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懂得 了从报纸上搜集研究资料，由此也知道三十年代的旧报纸上有一些共产党员 被捕、处决的报道。他们这时想起来，报纸上也有可能有一些叛变的共产党 员的自首书，只要把他们揪出来，不就是一大功吗？
南开学生很快就在报纸上发现了刘澜涛等 61 人在抗战初期出狱的报 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重大秘密。其实，刘澜涛等人出狱是中共中央集体研 究后营救出狱的，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都参与决策，毛泽东也没有反对，
这是有文件可查的。但是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闭着眼说瞎话，把刘澜 涛等人打成叛徒集团，当众表扬了南开学生几句。这些学生更得意了，到处 钻图书馆、档案馆，大揪叛徒。一时间，叛徒集团到处都是，极大地损坏了 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无数在狱中或白区坚贞不屈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
现在，南开学生又有了新发现，他们在上海《申报》、《时报》等旧报 纸上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就是周恩来在觉悟社时抽号定下 的化名，当时周恩来就在南开大学读书。南开出了个周恩来，南开人都引以 为荣，伍豪之名，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这些学生发现这则启事后，以为又 捞到可以往上爬的政治资本了，他们立即把伍豪等启事抄下来，并写了一封 揭发信送给江青。
江青接到这封信后如获至宝，亲手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 “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信 写完后，她把抄件夹在信里，让人送给林彪、周恩来、康生阅读。信发走后， 江青高兴得睡不着觉，想着此事办好后，要好好夸奖一番南开的这伙人。
林彪在党内的资历较浅，另外，他掂来掂去，觉得从各方面考虑，不能 让江青爬得太快，所以对江青的信不哼不哈。康生是完全知道这件事的经过 的，当时，他就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临时中央特科工作。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 三年，康生两次对这个事件作过说明，指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 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 志都知道这件事。”可是，现在他却默不作声了。他有他的想法，他不愿开 罪江青，再说，如果真能搞倒周恩来，他也说不定还能捞到些好处，他要再 看看。
周恩来看到江青的信后，怒火中烧，知道这是江青给自己的通牒，但他
这时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和四川问题，无暇写信驳斥江青。四川和武汉的驻 军自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三支两军以来，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觉得支持大 部分群众的合理要求，稳定社会秩序是部队三支两军的主要任务，但中央文 革小组却偏要他们去支持少数打砸抢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打砸群众，而且冲 击军营，抢劫武器，战士多人被打伤。四川驻军忍无可忍，在宜宾地区实行 反击。这下子可不得了啦，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向毛泽东告状说成都军区司令 员廖汉生、成都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出动部队镇压群众， 制造了所谓的宜宾惨案。廖汉生、李井泉被撤销一切职务，调来北京。周恩 来被授以处理善后之责，日夜找部队和群众组织的人谈话，稳定四川形势。 这期间，内蒙军区的战士又来京请愿，周恩来又多次接见他们，讲清形势， 处理问题，一直忙到 5 月 18 日才算忙出个头绪来。于是在秘书的帮助下，他 开始反击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略知一二，但并不十分清楚。因为他是 1931 年底 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伍豪启事则是 1932 年 2 月，其时 他已经在苏区工作两个多月了。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上海报纸上刊出“伍 豪启事”以后党中央采取的反击措施。
那是 1932 年 2 月底，上海地下党通过交通员给瑞金的苏区中央局送来了 上海出版的《时报》、《新闻报》等报纸，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人打开 报纸一看，原来上面刊登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大家不禁被国民党当 局的这种卑鄙的造谣手段激怒了，周恩来早就到中央苏区来了嘛，什么时候 又跑出一个伍豪来了呢？毛泽东等同志商议后，决心进行反击。1932 年 2 月，
苏区中央局决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 报》等于 1932 年 2 月 20 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 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 职务，不但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 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 污蔑。”
在苏区中央局反击的同时，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也通过交通得知还在上 海的临时中央的陈云同志也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亲自组织反击。临时中央 特科这时已查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即“中 统”）驻沪调查员黄凯和“中统”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 黄凯派人到申报馆送登。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了启事后说：“启事说伍豪等 二百四十二人脱党，但启事上只有伍豪一个名字，启事显然有漏洞，不能刊 登。”启事遂被压下。但 2 月 17 日，《时报》却首先登出来了，《新闻报》 也登出来了，这两家报纸当时经费紧张，正缺钱用，刊登这则启事，收到大 额广告费。
本来，申报馆不愿意刊登启事，完全是报馆自己的事，申报馆不想挣这 笔广告费。但国民党当局不干，派出上海新闻检查处官员督促刊登。申报馆 无奈，只好刊登了“伍豪等脱党启事”，《时事新报》也接连刊登。
在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下，陈云派人去申报馆交涉，要求刊登“伍豪启
事”，实际上这则启事是陈云派人代写的。申报馆老板史量才和总顾问陶行 知自然知道“伍豪脱党启事”和“伍豪启事”的背景，他们商量了一会，采 取了个妥善的办法，以广告处的名义在报纸广告栏上发表启事。启事称：“伍 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 续不合，致未刊出。”
这则启事登出后，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陈云又请申报馆法律顾问法国
律师巴和刊登声明，说明真相。经许以重金，巴和律师即以周恩来别名周少 山的名义在 3 月 4 日的《申报》上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内称：“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 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字系另有其人， 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办公室里，一面翻阅着报纸，一面编写“伍豪脱离共
党启事”出现的前前后后的大事记。顿时，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特科反击顾 顺章叛变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浮现在眼前，这场斗争和“伍豪脱离共党启 事”有直接关系。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得到打入“中统”内部、任“中统” 头子徐思曾的秘书钱壮飞的紧急报告，连夜转移了全部有关机关，切断了顾 顺章熟知的一切联络渠道。这时周恩来、康生（当时叫赵容）得到情报，得 知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准备向敌人告密，已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了联 系。这太危险了，因为他们掌握和了解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 中央机关地址。周恩来和康生商量后决定组织特科消灭这些凶险的敌人。1932
年 5 月，特科秘密处决顾顺章家属共 16 人。此年 11 月，参加特科这次处决 行动的号为“老先生”的王世德被捕叛变，供出了这次处决行动和埋尸地点。 国民党遂下令挖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 37 号、33 号，在胶济路、
武定路修德坊 6 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 91 号，挖掘出男女尸身 各八具，共 16 人。上海各报对于这样的重大新闻自然是非常重视，不但详细 报道，还配发了照片，顾顺章看到报纸上的消息，破口大骂周恩来、赵容， 悬赏大洋三千元，缉拿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想着，编写着，真是往事如烟，浩气长存。他编写好大事记后， 又把报道这些事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 年 11 月和 12 月的报纸，《申报》
1932 年 l 月和 2 月的报纸分别装订成两本合订本，然后坐下来给毛泽东写 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
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 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
《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 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 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 认伪造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 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 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 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 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