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左右大人们还没收工，我们也没有放学，已经起床的四妹听到五妹的哭声赶忙跑到五妹睡的房间去看，因房子年代久远，屋内光线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四妹就到灶屋里摸了一包火柴，准备点煤油灯。点灯对四妹来说可是第一次，不知是好奇还是想到家里没有大人她不能不挑起照看五妹的担子。“嚓——嚓——嚓——”连划了几下嗞地一声火柴燃着了，由于没有经验燃起的火苗一下子烧着了四妹的小手，四妹顿时慌了神，顺手将手中正在燃烧的火柴一扔，不小心一下子扔到了床上点燃了床上的纹帐，紧接着又烧着了床上的被子衣物火一下子蹿了起来，刚刚六岁的四妹被吓得一边大声嚎哭，一边向大门外跑去，早把床上的五妹丢在了脑后。可是村里没有一个大人；四妹那近乎要命的哭喊声传到了在村前捡棉花的人们耳朵里；人们抬起头顺着喊声朝村里看去；只见黑瓦房上冒出了滚滚浓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看呀老会计家里发了火呀！”随着这一声吆喝人们没命地向村里跑去，很快在不远处麦地里施肥的男男女女都看到腾空而起的浓烟纷纷朝跑回村里。
“快掀开两边的屋瓦，防止火势顺着椽子、檩子向南北燃烧。”几个精壮小伙子找来梯子腾腾蹿上了屋顶用脚蹬、用手扒、用棍子撬很快就掀开了屋瓦，撬开了椽子。
“端水来，端水来”队长发出一声声吆喝。随着队长的喊声，人们有的拿来水桶，有的拿来脸盆，只要是能装水的都拿来派上用场。
屋内的床上仍燃烧着熊熊大火，人们只顾灭火，谁也没有询床上睡的有没有人。
“妈呀，五妹。。。。”四妹一边哭喊着，一边手指着一片火海的卧室。
听到四妹的喊声，母亲这才想起了还没有起床的五妹，一下子扑进了卧室伸出双手向火焰正旺的床上摸去，很快就摸到了五妹，转身朝冲出屋外，这时的母亲简直成了一个火人，头发身上的衣服都燃烧着一朵朵火苗。端水的人们一下子都把手中的水向母亲的身上泼去，火熄了，母亲浑身被烟熏火燎得黑糊糊的，只是一双眼睛在眨巴。
人们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五妹的头发已被烧得精光；头皮也全部烧掉；整个身子被烧得缩成一团，看到五妹被烧成的残状人们哇地一下子都哭出了声；母亲这才睁开被水迷住的双眼；从别人的手中夺过五妹；紧紧地抱在怀里呼天抢地的哭了起来：“天啦，我们作了什么孽呀，你要这么惩罚我们呀。。。。”
火渐地熄灭了；打火的人们陆续的离开了；现场只剩下摔碎了的瓦；撬断了的椽子；烧糊了的被子衣物；一片目不忍睹的狼籍；本家的叔叔婶婶和亲朋好友都自动留下来收拾狼狈不堪的现场；妈妈抱着被烈火烧死的妹妹哭得死去活来；一声声：“儿呀！儿呀！”的呼唤撕心裂肺，奶奶也是一呼天抢地的哭喊，父亲双手抱着头不住地抽噎，我们几个上学回来的看到这种残相也都大声痛哭着，留下来收拾残局的人们也都陪着滚动着辛酸的泪珠，过了好久还是隔壁的幺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走到母亲身边：“妹妹，人死不能复活呀，。。。。。。。”紧接着有人去劝奶奶，有人去劝父亲。本家的李大婶使劲夺过被母亲抱得紧紧的已经冰凉的五妹的尸体，交给本家二叔叔，二叔叔按照大婶的吩咐用箩筐装上五妹的尸体，送出去掩埋，母亲拼命地拉着二叔叔的后衣不放扯破嗓子哭喊道：“我要我的儿呀，我要我的五呀，。。。。。。”一旁的人好不容易才把母亲拉开，让二叔叔把五妹的尸体送到死人洼掩埋了。
中饭时分，在公社任公社秘书的远房姐夫宋大哥受公社书记之托送灰了八斤棉花和二十元钱对我家遇到的这场天灾人祸表示慰问。宋大哥来了一家人又是一阵好哭。奶奶一边哭一边数叨：“就是为了捡十斤棉花记一分，送了我孙女的一条命啊。”是呀我可怜的五妹正是那个工分年代的牺牲品，是工分夺走了一个还末领略到人生意义的幼小的生命。
五妹死后的几年里，母亲动不动就到五妹的坟哭上一场，奶奶也从此末再去为了那一点要人命的工分，一门心事留在家里照看孙男孙女。三十八年后的今天有时五妹的身影还我眼前晃动，母亲那肚肠寸断的哭声还在我耳边回响。
十三、祸从口出
六六和六七两年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父亲的命运开始有了稍微的转机，不再象过去那样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由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原来的李副主任这时也当上了大队长。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的老婆得了重病卧床不起，生命奄奄一息，我父亲那时正好管着大队的粮食发放，偷偷地支给他一点钱，并弄了点米面，把他的老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为此他逢人就说我父亲是好人，一有机会总想给我父亲一些回报。这不，他当上了大队长后就把我父亲安排进了大队林场。
林场里一共只有五个人；都是一些年过半百老实巴交的文盲老农；只有父亲是读过几天书的人；自然人们都对他另眼相看；更何况他们对父亲几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深表同情；他们对父亲都尽可能地给予关心和照顾；在那里父亲得到了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友情；几年来一直紧锁的愁眉稍稍得到了舒展。
林场里是自给自足，除了生产队里给记工分以外，林场里还时不时的分一些蝇头小利，一年当中还杀一两头猪分给林场的职工，在那个年代这是生产队里想都不敢想的事，为了保住这份难得的差事，每当分了一点猪肉的时候，父亲总要请上两位大队干部来家里作客，一是要请李大队长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二是要请时任大队书记的相习贵以保住这份美差。
六九年的端午节，林场里又杀了一头猪，除了孝敬大队的头头脑脑之外，林场的职工还每人分了四五斤。父亲和往常一样，又要宴请他们两位。过去只要一提到请相习贵来我家作客，我们全家人总不免心里疙疙瘩瘩的，我们全家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会忘记他曾经带着红卫兵来我家抄家的情景，那呲牙咧嘴的狰狞面目在我们的脑海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奶奶的性格一向刚硬，每次相习贵来我家作客奶奶总是挂着一脸的不高兴，但碍于李大队长的面子，也不好有半点的怨声发作。那相习贵也是嘴馋全大队不管是什么人，是有酒必喝，是有请必到。
合该有事，这次请客李大队长因家里突然有事，临时决定不来我家赴宴，奶奶一听说李大队长不来嘴里就嚷开了：“李大队长不来，这客就不待了，凭什么给那个狗日的吃呀？”说罢就气呼呼地坐在了大门口。
父亲生怕书记来了奶奶作出了有伤体面的举动，赶忙跑到大门口央求奶奶：“妈呀，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呀；现如今人家是大队书记；土皇帝；什么都是他一人说了算；这样的人我们得罪不起呀。”
“你们怕我不怕，凡正我是离天远离土近他能把我怎么样。
“你离天远离土近，可我们还要活呀，你总不能不管我们吧。”父亲苦苦地哀求着奶奶。
是呀，不管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总得替孩子们着想啊。于是奶奶不得已收起了脸上的愠怒之色回到厨房准备中饭。
中午习相贵大大咧咧地来到了我家，父亲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屋里，又是倒水，又是递烟，大献殷勤。母亲赶忙从厨房里出来：“书记，稀客，稀客，”那份恭敬，那份虔诚，俨然在迎接一个天神。唯独奶奶没有出来和书记打个照面。这就给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习大书记带来了一丝不快。
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拿出了用所有积蓄换来的一瓶土伏苓散装白酒，这在那白酒凭票供应的年代已经是了不起的举动了，那一向嗜酒如命的习相贵早已垂涎三尺。菜一端到饭桌上，那习相贵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狼吞虎咽起来。父亲一向是滴酒不沾，只顾给书记大人斟酒，不到半个小时一瓶土伏苓白酒便被他一个人消灭了个底朝天。习相贵不仅爱喝也能喝，一顿一斤白酒是喝不醉的，眼见得酒瓶里的酒一点都没有了，脸上露出了无比的尴尬。那习相贵酒不尽兴不用说心里又增加了几分不快。
饭后，习相贵起身告辞，父亲、母亲点头哈腰地把他送出大门，奶奶一直呆在厨房里没有出门。送走了书记大人，父亲回头责怪奶奶：“妈呀，心里再不舒服，人家来了也要打声招呼，走时也要送一下呀，你这样做人家多没面子呀。”
“哼，送，没那么便宜。给他吃还不如喂一条狗。”奶奶气狠狠地大声说道。
那习相贵走时忘了拿草帽，奶奶的几句气话恰恰被返回拿草帽的习相贵听得一清二楚。那习相贵满脸不高兴拿了草帽二话没说就走，任凭父亲和母亲怎么满脸陪笑他都视而不见，冷若冰霜。
习相贵走后一家人心里笼上了一层阴影，大家都明白那习相贵的为人，一场报复我家的暴风雨迟早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奶奶更是后悔不迭，只是期望那因自己而起的一场灾难只是一场虚惊。
就这样自那顿不愉快的午宴之后，一家人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捱度着岁月。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那年暑假，大队学校决定新迁校址，这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大好事，可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却成了一场灾难的导火索。盖新校舍缺木材缺瓦，大队书记一下子就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家那被没收又退给我家的两间瓦房，于是他决定把我们从那两间屋里赶出来，拆除后用于盖学校。
拆房子的前一天下午；父亲被突然叫到大队办公室。自从那个倒霉的岁月开始父亲最害怕的就是被传唤到大队办公室，每次去总是凶多吉少，这两年虽说被叫到大队办公室的机会没有了但也从来没有什么好事让父亲到大队办公室来过，这次一听说要父亲到大队办公室，父亲的心里就犯起了嘀咕：又是那块云彩要下雨了。。。。。。
父亲一走进大队办公室的门，抬头一看只见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阴沉着脸坐在里面，那架势似乎空气就要凝固。父亲不敢正视他们一眼，战战兢兢地说：“书。。。。。。书记，找。。。。。。找我有什么事吗？”一向口齿清淅流利的父亲生怕冒犯了天颜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那习相贵和民兵连长不知是为了显摆自己的威严，还是理屈无法开口，好半天才从习相贵的嘴里嘣出一句其实用不着问的话：“老会计；你知道大队盖学校吗？”
“知道，书记为老百姓办这么大的好事哪能不知道啊？”父亲本想恭维书记几句以求得书记对那次来我家作客所带来的不快。。
“知道就好，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直说了吧，你家现在还住着大队的两间房子，大队盖学校材料不够，我们决定把那两间断房子拆掉用来盖学校。”书记一脸严肃那口气那神情简直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低声下气的央求着：“书记，我那两间屋工作队临走时不是说还给我吗，再说说我贪污公款的事不是都没有落实吗，怎么能说我现在住着公家的房子呢？”
“是的，工作队走时是把房子还给了你，可工作队没说房子永远是你的呀？”
“工作队说过房子归还给我家不再找我们要了啊，如果我真贪污了公款那工作队还会把房子还给我吗？”父亲开始竭力辩驳，也顾不得是否得罪书记大人了。
“你说你没贪污公款房子是你的，有文字根据吗？”
“你说我贪污了公款房子是大队的有文字根据吗？”
书记语塞了，好半天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反正同意也是拆，不同意也是拆。”说罢头一昂一步跨出了大队办公室，气呼呼地走了。
父亲跟在书记的后面一个劲地喊“书记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呀。。。。。。书记。。。。。。。”
任凭父亲在后面怎么喊，那习相贵仍然头也不回的走了。父亲见书记已经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于是连夜赶到公社，找到当时的公社书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着事情的原委。谁知他们早就和习相贵串通一气，不管父亲多么伤心，公社书记总是那句听起来叫人没有半点希望的话：“大队决定了的事我们不好改。”
夜静更深，奶奶和母亲在苦苦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自从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过后，一家人再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担心过，吃罢晚饭，母亲不见父亲的踪影就四下打听父亲的下落，直到后来时任生产队队长的二表爷爷才告诉母亲说爸爸是被习相贵叫去了。一听说父亲是被大队书记叫去了就知道凶多吉少。母亲不住地嘀咕着：“怎么回事呢，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
“是呀，再大的事总该有个信呀？”奶奶也坐卧不安。尽管暑夜难耐，我们一家人仍然不顾蚊虫叮咬，焦躁万分地盼望着父亲平安无事。
父亲见求人已无济于事，只得离开公社书记的家，擦干眼中的泪水一步一挪的往家里走去，他知道一家人一定又在为他而着急。
终于大门口响起了几声轻轻的敲门声，母亲一个箭步冲出去把大门打开：“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是不是又遇到什么过不了坎的事？”
沉默了一会；父亲不得已只好原原本本地将书记要拆我家住房的事告诉了奶奶和母亲；一家人虽然历经了种种磨难；但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仍是犹如晴天霹雳。还是奶奶打破了沉默：“你没找他们求求情吗？”
“找了，我苦苦地哀求习相贵，那狗日的理都不理，没有办法我又连夜找到公社书记，谁知他们早就串通一气，要不我怎么会现在才回来呢。”父亲读过几年书，多少还有点读书人的斯文，这时实在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怒火，从他嘴里蹦出了少有的脏话。
奶奶听了事情的前前后后，不免想起了端午节请客的事，于是一句又一句的自责：“就怪我这嘴，就怪我这脾气，全都是我闯的祸呀，。。。。。。”
“都这时候了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呢？”母亲安慰着奶奶。
这时村里突然传来几声鸡叫，父亲这才意识到天快亮了：“睡吧，明天还要出工呢。”是呀，这样干坐又有什么时候用呢，该来的终归要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家屋后就传来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不一会大门口又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母亲赶忙跑去把大门打开；原来是大队民兵连长带了一帮民兵说是奉书记之命前来拆屋的；一家人虽然已经知道拆屋是必然的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父亲正为书记的通谍而犯愁，没想到书记会说干就干，连一点回旋的机会都不给，不得已只好央求连长：“连长能不能缓两天，等我把屋里的东西收拾一下转到我家前面旧屋里你们再拆行吗？”
“不行，书记说了房子今天上午非拆不可。”说罢便动起手来将屋里的东西往院子里扔。
我们一家人呆呆地望着连长带着一群民兵如狼似虎的掀东西搬梯子拆房子，全家人都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索性任凭他们掀任凭他们拆。父亲低着头走出了大门朝村北头爷爷的墓地走去；躺在爷爷的墓旁；任凭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对祖宗对家庭对子女总是背着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要不是自己当那个倒霉的大队会计；何至于连全家辛苦挣来的两间瓦房就难保住。母亲看看我们想到今后的日子还要过，一家人总还得有栖身之所，只得找到带队的民兵连长央求道：“房子天盖拆了就拆了我们也拦不住，只求你们别把墙推倒了，我家那旧房子已经是东倒西歪了，这墙留着我们还有用。”母亲含着眼泪的哀求总算唤回了连长的一点同情心，再加上大热的天谁愿意吃那么大的亏去动手把墙推倒呢。就这样好端端的两间大瓦房瞬间就剩下了几堵孤零零的墙在骄阳中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