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总理周恩来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
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孙晓村称：“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
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来走进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上任以来的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
选择这里开第一次会议，恐怕有它的特殊含义。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位于中南海瀛台汉白玉拱桥的北侧，原先是中南海里的正殿。只因康熙皇帝为它题的殿额“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绪亲政以后，特别是在实行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经常把勤政殿作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绪变法失败以后，勤政殿不仅没有起到“勤政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满清腐败昏庸的见证。
直到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勤政殿才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不久，就是在这里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这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
走进勤政殿的新中国“内阁”成员们深知，周恩来意在提醒大家从此要真正地为民勤政。
在周恩来到来前后，新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们，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都陆续来到会场。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者都庄严地在政务院首次会议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每一笔都饱含着新一届政府官员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的信心。
首次与全体属下齐聚一堂，周恩来高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
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出任总理（5）
周恩来作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
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向全体委员介绍政务院组建的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等问题。
周恩来逐项细说：
——组织形式：政务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的首脑部。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以总理1人，副总理4人，秘书长1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不仅有它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又是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教委），另外还有人民监督察委员会（简称监委）。
4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3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成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40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人事安排：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3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并且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方面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中财委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人参加的较多。
有的人计较安排的地位，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现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
——干部来源：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
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
——合作共事：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党与非党或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还不习惯，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关羽，他不愿与诸葛亮合作，并且还曾向曹操投降。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地位和不肯学习等倾向。
……
听讲的人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总理周恩来对自己所领导的机构的要求是，必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达到有序而高效！
为使新政府这部机器尽快有秩序地运转起来，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报政务院批准。
当晚，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领导成员会议，确定当前必须抓紧做的工作。
晚上的会议做出如下决定：
——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
——为了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
——为拟定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
——即日起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
出任总理（6）
分别由陈云、董必武、黄炎培召集的三个专门小组，最终又统领在周恩来的旗下。
四天以后的10月25日，为解决工作条例等问题，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指导接受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条原则，主要精神是：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前由地方代管；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
由于华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构架已经归属于政务院，所以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在政务院下属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周恩来又于10月28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初步通过了《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
为便于外事工作，周恩来在第三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
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前三次政务会议开过以后，在全世界舆论焦点的关注下，在全中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中，政务院所属各机关，开始了紧张而有效的工作……
周恩来在组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的政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组织能力，很快为世人所共知。与他共事过多年的无党派人士、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长沙大火中，就对周恩来有过这样的感慨：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律吕。
在筹建新中国的日子里，郭沫若的这种感慨更深了。
从10月1日到11月1日，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是政务院各部门从筹建到开始正式工作的时限。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许各部门去慢慢地准备；更不允许周恩来有半点松懈。
周恩来的“日理万机”，就是由这一时期开始的……
首张“考卷”（1）
首张“考卷”，经济命题，新政府迎难而上绘出第一幅建设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占人类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人们正在为这种变化欢欣鼓舞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政府总理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0分。
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考验，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那场进入北平之前的对话中，毛泽东就曾把筹建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考什么？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验，恐怕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共产党除了以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搞过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建设以外，没有搞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进城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拿到的第一张考卷，首先要解答的，就是如何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经济建设的命题。
解决经济建设的难题，并不比解决军事和政治难题轻松！
周恩来所担负的总理角色，使他更多地、不断地思索这道题的难度和解题的方法……
刚刚建国，各种各样的会议请周恩来去讲话，他都讲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重心不转移，刚刚夺过来的政权迟早会守不住。到了1949年年底，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几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会议：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会议代表们集中起来，请周恩来讲点对今后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参加会议的人们从总理的讲话中，一下子明白了指导新中国建设的原则、思想：
“以农业为基础——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
工业领导农业——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
有人说，这就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指导”的提法的雏形。
指导思想有了，还得真抓实干。周恩来接着讲：
“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还郑重地告诫大家：要正确处理好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
然而，经济领域的争夺战，并不比军事领域轻松。光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是不够的。建国初期的经济斗争极为尖锐。
就在新中国成立庆典的10月份内，全国的物价继1月、4月、7月三次大幅度上涨之后，又一次猛烈上涨，平均达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九。这次上涨，是以纱布价格的上涨为龙头的。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资本家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挤垮。
在上海，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为了向世人证明“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一个零分”，他们囤积居奇，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上海的投机倒把活动向全国延伸，导致了全国性的金元风潮和物价风波。从经济领域延伸开来的斗争，可谓惊心动魄。
为解决物价问题，周恩来找来陈云。平稳物价，陈云是行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9年11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物价问题。这些红色政权中的经济专家们出了一个高招：由财政部拨一部分粮食给贸易公司，用粮食收购棉花，减少货币的投放，并迅速运输棉花供给上海。这一着棋一走，果然妙不可言，纱布的价格很快得以平抑。
首张“考卷”（2）
接着，中财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物价已经趋向平稳。
尽管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对于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身上担负的，是人民给予的重担，他必须加倍努力，主持百废待兴的共和国经济工作……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一年一个新局面：
——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的一年，到这一年的年底，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但由于刚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出现巨额赤字，物价猛涨，市场混乱。新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1950年，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商业等重大举措，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年的经济工作，周恩来是这样总结的：“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过来了，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然而，这一年的财政收支逆差却有二亿九千万。所以周恩来认为所取得的成绩“还不是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1951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九，交通运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年的财政收支相抵，有了十亿六千万元的结余。这是新中国财政第一次出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一年。
——1952年，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在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基础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有了。
1949年至1952年，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期，一场严峻的考验下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人才济济的政务院，已经交出了一份初试的满意答卷。
无论多么困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出来的经济答卷，中国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绝不是一张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预言的“0分”卷。
对这张卷子的分量，周恩来做了一个让人无可辩驳的概论：
“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1951年2月中旬，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