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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敢杀，一个能忍，视生命如草芥！
怎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癫狂的现象呢？有人说：这是两个疯子，“精神变态，心理疯狂”。而方孝孺，则“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节总算是成就了，但这个用八百七十三条血肉之躯垫抬起来的名节里，掺和了太多的血污！
呜呼，哀哉！
3．张居正：死后清算之谜
在明朝，按法律规定，抄家的罪状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三奸党”。张居正生前身居首辅，位极人臣，政令通达，功勋卓著，死时谥“文忠”，也极尽哀荣。然而死后不到一年，却遭到了“抄家”的惨祸，长子自缢，家人被发配戍边。
他有谋反、叛逆、奸党的嫌疑吗？没有。那么，他的家庭为什么要在他死之后遭此灾难呢？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首辅之路
张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今荆州），字叔大，号太岳。相传他出生时，他的曾祖父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便顺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张居正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他五岁入学，十岁通六经，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时参加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炼几年，才未中举。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了一名少年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是朝廷的智囊团，人才储备库。进入了翰林院，标志着张居正将有一个坦荡的仕途。他被安排到裕王府，为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朱载垕讲课。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朱载垕继承了皇位，是为隆庆皇帝。登基不久，他就将张居正拔擢为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
隆庆六年（1572）五月，意外的机遇降临了：皇帝病故，遗诏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名内阁辅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同为顾命大臣，辅佐不到十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
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弄权于宫闱极为不满。他起草了一份旨在削夺冯保权力的《陈五事疏》，以阁臣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在征求张居正的意见时，张居正假意答应了他，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递给了冯保。
按照高拱的部署，他的门生故吏一起向冯保发难：什么“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骇人听闻，措辞毫不掩饰，必欲置冯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条，就是指责冯保虽然是个太监，却精通房中术，给先帝“诲淫之器”、“邪燥之药”，导致先帝早崩。仅此一条，就足以要了冯保的命。
当然，冯保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派亲信向张居正讨教，张居正告诉他：“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原来，穆宗死时，高拱在内阁恸哭时，曾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之类的话。冯保根据张居正提供的线索，改变成一句“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向皇太后、皇上告密。皇太后听了，非常震惊；小皇帝听了，也马上变了脸色。
高拱败局已定，不过他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满以为是小皇帝要下旨处分冯保，颇为兴高采烈。
当高拱、张居正及文武百官到会极门跪接圣旨时，太监王蓁捧着圣旨高声念道：“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描述，当时的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张居正“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
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狈。文秉《定陵注略》用这样的措辞来描绘：“缇骑兵番，踉跄逼逐”；“囊筐攘夺无遗”；“仆婢多逃，资斧尽丧”；“出都门二十余里，馁甚，止野店为食”。
卧病在家的另一顾命大臣高仪，听到高拱“回籍闲住”的圣旨，大惊失色，担心牵连自己，忧心忡忡，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
三位顾命大臣，一个斥逐，一个病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阁首辅，担当起了辅佐小皇帝的重责，同时也开启了他十年辉煌的政治生涯。
一个成功的改革家
就其业绩而言，张居正不只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而且是汉朝以来最成功的改革家。现代学者黎东方先生说，能同张居正勉强相比的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不过，诸葛亮处境艰难，未能施展其经纶于全国；王安石则富于理想，却拙于实行。
张居正则不然。上有皇太后、皇帝的支持，内有太监总管冯保的呼应，张居正的改革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因而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内政上，他大力整顿吏治，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目标，淘汰了一批冗官，厘清了六部及有关单位的职责，使政令畅通，秩序井然。
在经济上，他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查出漏税土地达三百万顷，使朝廷的税收成倍增加。在这个基础上，他又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徭役和杂税等集中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田多者多出。这不只抑制了强豪兼并，而且切实地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在军事上，他任用李成梁、戚继光等名将整饬武备，边境晏然。不只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几近绝迹，连西北一带的边患也不再发生。
史家一致认为，万历初年，是明朝中叶以来形势最好的一段时期。张居正运筹帷幄，勤勤恳恳，取得了“海内肃清，四夷营服，太仓粟可支十年，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
黎东方先生说：“明朝自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士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但是，张居正的为人却有一些致命的弱点。
首先，由于他过于负责和专断，未免得罪了一些僚属；而清丈田亩、改革赋税，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他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因而也树敌过多。
其次，张居正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于宫闱与朝臣之间，他与太监冯保互为表里，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有效地垄断了朝廷，不论其用心如何，都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齿。
第三，他生活张扬、豪奢，律己未必甚严，在有些人看来，他有贪污、受贿的嫌疑。
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确乎能形成一派政通人和的假象，而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容易受到无情的攻击。
“夺情”是他死后灾难的一次预演，可惜的是，张居正工于谋事，拙于自保，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夺情”风波
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代礼制，内外官吏人等都有“丁忧”制度。如果父母去世，须辞官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期满起复。
但是，如果国事需要，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辞职守孝，继续留任，则称之为“夺情”。不过，明朝立国以来，除了直接带兵打仗的官员外，在朝大臣是很少被“夺情”的。
开始，万历小皇帝朱翊钧给张居正写了一道谕旨，安慰老师，但是并没有刻意挽留。
此时的张居正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皇帝年幼，他们母子都离不开他这个深谋老算的顾命大臣；另一方面，他自己推行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一旦离任，后继非人，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他恋栈不退，则容易在道德上遭人非难。
正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小皇帝果然下了一道“夺情”的圣旨：“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尽管张居正一再上疏要求“守制”，而小皇帝却坚持“夺情”。张居正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最后提出了“夺俸守制”的要求，即在守制期间，照常给皇帝办事，不拿薪水。这下子小皇帝同意了。
但是，朝廷也不能让张先生白干呀！于是，小皇帝命令，光禄寺每日给张先生家送酒饭两桌，有关衙门每月给张先生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三百支，柴薪二十杠，炭火三十包，到服满为止。
朝廷对张先生的恩宠，可以说是到了极致。
但是，在以宗法、礼教立国的明朝，父死不守孝是有关天理、人伦的大事。适逢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皇帝下诏求言，于是有人把这件事同“夺情”之举联系起来。
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这位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却上了一道《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以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第二天，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小皇帝朱翊钧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的“夺情”，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大臣施行惯用手法——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棍，被打得死去活来；艾穆、沈思孝各八十棍，刑后收监充军。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他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廷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结果，邹元标也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道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打后发送原籍。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张居正在士林中的声望却从此一落千丈！
身后荣辱万万千
万历十年（1582）春，张居正病重，久治不愈，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各部刀笔吏，无不设道场为其祈福。有些朝廷命官弃本职工作不顾，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甚至在官署中也摆上了香火缭绕的神坛。京官们如此，各地封疆大吏也起而效尤。一时间，僧道云集，乌烟瘴气，朝野一片混乱。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五十八岁的张居正病逝。
张居正死后，神宗“怆悼辍朝”，特许京城设祭坛九座，供官、民吊唁，后因赴吊的人太多，又增设七座。追封张居正为上柱国、谥文忠，特派司礼监太监陈政为总管事，由在京的四品堂官、锦衣卫等组成护丧队伍，护送其灵柩归返故乡荆州。夏日炎炎，张居正的灵车及辎重车七百余辆，在三千名军卒夫役的推拥下，浩浩荡荡地沿官道向湖广方向缓缓行进；这支队伍前后十余里延绵不绝，沿途路祭的各地百姓更是看不到头。
同年十二月，朝政格局却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重大倾斜——神宗瞅准宫内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内阁支持的时机，成功地翦除了这个自幼即掖抱陪伴他的“大伴”。事后，他还故作宽大地假惺惺说道：“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总算是宽大处理，只查抄了家产，并未为难他本人。
冯保倒台了，这不啻是个政治信号。反对派们活跃起来了。
率先弹劾张居正的是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上疏开列了张居正的十四条罪状。神宗对此疏的批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敏感的朝臣们心领神会，于是弹劾的奏章雪片似地飞来。
万历十二年（1584）正月，洪竞上疏为父申冤，向万历皇帝哭诉了张居正指使劳堪害死其父的经过。
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揭露了张居正与冯保联手，把自己赶下首辅之位，并欲置之于死地的过程。
一时间，朝野呼应，上下其手，闹得群情汹汹，最终导致神宗决定对尸骨未寒的张居正痛下杀手！
万历十二年四月，神宗颁发了查抄荆州张家的诏书，由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橓等人所主持的抄家之举，把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面目实施到了极致：他们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封闭府门，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已封闭，饿死十余人，相传死者“皆为犬所残食而尽”。
在查抄家产中，张、丘二人更是锱铢必究，大加拷问，穷迫硬索，扬言张家藏有两百万两银子。其长子张敬修经不起拷掠，屈打成招，指认有三十万两银子藏匿于张居正的亲信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里。于是，锦衣卫分头赶往上述三家，可抄查出的银子却一共未足十万两。三子懋修实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杀未遂；敬修羞愤交加，自缢身亡。
此番抄查张家所获，据刑部当时列的清单，计为：黄金两千四百余两，白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另有玉带十六条等等。这与神宗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
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一百一十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有专家估算，若是把他家的总资产折合成白银，大约只是严嵩的十分之一二；而与冯保相比，还不到其十分之一。不知万历帝过目之后有何感想，应该多少有点失望吧！
死后清算之谜
张居正是明朝最有权力、最具影响的内阁首辅。他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他是小皇帝不可一日或缺的靠山，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而被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神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死去不久的张居正下如此毒手呢？
历史学家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这是君臣之间十年积怨的总清算。
在封建王朝里，君权和相权是一对相依相克的矛盾。君权过于弱小时，需要强大的相权来支撑；而过于强大的相权，则会矮化皇室，遭到帝王的忌恨。
张居正开始辅佐神宗时，小皇帝年仅十岁，为了稳定政权，神宗母子都对张居正有所倚赖，尊重备至，言听计从。但是，这位元辅对小皇帝管束过严，干涉过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开始了由亲近、尊重向着畏惧、厌恶的方向转变。这一点，过于自信的张先生并没有察觉。
张居正以严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小皇帝，每天布置功课，如果小皇帝没有认真背诵或领会，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有一次，小万历读《论语？乡党》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当着众大臣的面，厉声吆喝，吓得小皇帝连忙低头纠正。平时，如果小皇帝背着张居正做了越制出轨的事，冯保就会吓唬他：“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小皇帝听了，很快就会收敛自己。
但是，小皇帝逐渐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