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两书的构思、起草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但直到《日落九世纪》竣稿近一年后，本书才终于得以完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本人的学力和才识实在有限，面对史料繁富、异见纷纭、号称难治的宋史，每每有力不从心之感。实际上，为了寻找对宋朝历史的真切感受，在已经完成本书总体框架后，我又不得不将主要的宋史典籍重新阅读一遍，然而结果却是既未能解决旧有的未知和疑惑；又使我更加迷茫而不知所措。虽然人们常说“前人未必是，后人未必非”，但最后的成稿中这许多矛盾武断、疏陋浅薄之处，却无疑还是本人力不能逮的结果，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历史并不可能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就像真理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接近一样。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使我时常停笔深思，那就是：探究学术的目的究竟何在？贤者谆谆：小而言之，是为经世致用；大而言之，是为道德人心。可如果固守在象牙塔中寻章摘句，老死于雕虫之业，似乎与此相距甚远。而为了博取职称、地位以证明自己的高雅，则更与原则所提出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闵予小子，道行疏浅，但却也不敢效仿那些沾沾自喜于雕琢琐碎的衮衮诸公们，我敢说他们不仅是忘记了学术的崇高责任，而且根本就缺乏承担道义的智慧与力量；此辈鄙视奔波红尘的芸芸众生，可他们本身的功利之心却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强烈。可悲的是，本人虽不惮于堕入错解经义的野狐禅，但却自感无力去抗拒正统力量的狮子吼，所以不免于低首踟躇、辗转反侧，在迷途中彷徨徘徊。这个难题不仅现在让我困惑，也许还将继续使我困惑下去。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偶然。假如十三年前不是信笔涂抹了一张表格，假如九年前不是凭着少年意气而孜孜追求，假如七年前的那个炎热难捱的夏天能够离乡远去，假如五年前的那个繁星闪烁的秋夜能够果敢选择，我就绝不会有今天的困惑与苦恼。也许命运本就是一个充满着迷茫和痛苦的过程，每一次十字街头的彷徨都决定了一生的无奈，这些无奈交织在一起，便使我们无法回头，只有面向未知的前方，行行复行行。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持体例的同一，我不得不忍痛删去了数百条注释。因此许多参考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地方，未能得到应有的说明。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各位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如王云五、钱穆、范文澜、邓之诚、陈登原、唐圭璋、侯外庐、谭其骧、程千帆、朱东润、聂崇岐、金性尧、陈乐素、韩儒林、邓广铭、漆侠、朱瑞熙、程应镠、沈起玮、张家驹、郦家驹、周宝珠、王瑞来、蔡美彪、姜书阁、范寿康、曾枣庄、顾吉辰、徐远和、任崇岳、张邦炜、陈植锷、吴松弟，以及刘子健、李则芬、林天蔚、张峻荣、萧启庆，加藤繁、费正清等诸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近乎完美的研究成果，我将一事无成。另外，同门学长巩本栋兄的《北宋党争与文学》、严杰兄的《欧阳修年谱》、程章灿兄的《刘克庄年谱》、张宏生兄的《江湖诗派研究》等著，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还要向业师周勋初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没有他的鼓励和教导，我是没有勇气再去修改和完成这部狗尾续貂之作的。同样我还要把这本小书献给业已荣退的卞孝萱师，借此感谢他长期以来的关怀和教诲。
本书原拟名为《西风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出版社出于更为切题、发行征订以及能为更多的读者一目了然的动机，确定现在这一书名。虽然难如人意，但鉴于如此多的现实理由，这或许也无妨是一个选择。
乙亥仲夏，作者识于金陵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