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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国正处于分裂状态。伟大的唐朝到10世纪时已经开始衰亡了。经过一个从分裂到战争的年代后，只剩下三个主要的帝国：北面是以北京为首都的金国，南面是以南京为首都的宋朝，中部则是西夏。1214年，蒙古同盟军首领成吉思汗对金国发动战争，并攻占了北京（1214年）。后来，他又转向西方，征服了土耳其、波斯、亚美尼亚、印度，一直远征到拉合尔，向北打到南俄罗斯的基辅。他去世时已经成为一个从太平洋一直延续到第聂伯河的大帝国的统治者。
他的继承人窝阔台汗继续着这令人惊叹的征服。他的军队有着极高的效率；他们拥有中国的新发明——火药，并将之用于小野炮。他完成了对金国的征服，此后，他以惊人的速度，挥军从亚洲直到俄罗斯（1235年）。1240年，基辅被攻破，几乎整个俄罗斯都成了蒙古人的纳贡国。波兰也受到了攻击。1241年，波兰和德意志组成联军在南西里西亚的利格尼茨战役中全军覆没。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似乎也没能阻止蒙古的侵略浪潮。
伯里在注释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中曾有这样的话：“直到最近，欧洲历史学家们才开始理解，1241年春，那支横行波兰并占领匈牙利的蒙古军队之所以成功，并非由于兵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是由于完美的军事战略。但这一事实尚未形成为普遍的知识，这样的观点仍很盛行：即以为鞑靼人是一群野蛮民族，他们之所以能席卷东欧、冲破障碍并战胜他们，并不是靠什么军事战略，而全靠兵源数量。”
“当从维斯杜拉河下游向特兰西瓦尼亚扩展的时候，其精确有效的军事部署，令人惊叹。这样的战役完全超过了当时欧洲军队的能力，而且超出了任何一位欧洲将帅的预见力。在欧洲，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下，没有一位统帅的战略能与窝阔台相比。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蒙古人对匈牙利的政治局势和波兰的国情了如指掌——他们非常注意用组织精良的间谍系统来获取情报；另一方面，匈牙利和其他基督教国家，却像幼稚的野蛮民族一样，对自己的敌人几乎一无所知。”
虽然蒙古人在利格尼茨战役中获得了胜利，但他们却没有向西推进。他们即将进入那些丛林和多山的国家，而这并不宜于他们的战术；因此他们转向南方，准备定居于匈牙利，屠杀或者同化近族的马扎尔人。就像此前屠杀或同化混合的斯基台人、阿瓦尔人、匈奴人一样。可能当时蒙古人想从匈牙利平原出发，进军西部和南部，就像匈牙利在9世纪，阿瓦尔人在7、8世纪，匈牙利在5世纪所做过的一样。但是窝阔台突然去世了。1242年，因为继承人的问题出现了麻烦，这支不败的蒙古军，开始经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撤回东方。
此后，蒙古人就集中力量征服亚洲。到13世纪中期，他们已经征服了宋国。1251年，蒙哥继窝阔台成为大汗，任命他的弟弟忽必烈汗统治中国。1280年，忽必烈汗正式登基成为中国的皇帝，建立了元朝，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368年。当宋朝的最后的残余力量在中国衰落的时候，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正在征服波斯和叙利亚。当时蒙古人很仇视回教徒，他们攻陷巴格达后，不但大肆屠杀居民，而且毁坏了苏美尔人从远古以来就保存下来的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繁荣昌盛、人口丰富的灌溉系统。从那时起，美索不达米亚就成为一片荒原，人烟稀少。蒙古人没能进入埃及；1260年，埃及的苏丹在巴勒斯坦彻底击溃了旭烈兀的军队。
从这次战败以后，蒙古军胜利的大潮开始退潮了。大汗的领土分裂为几个国家。东方的蒙古人像中国人一样，成为佛教徒；西方的蒙古人则成为回教徒。中国人于1368年脱离元朝的统治独立，建立了明朝。其统治从1368年一直延续到1644年。俄罗斯人仍向东南原野的鞑靼游牧民进贡，直到1480年，莫斯科大公拒绝履行这一义务，奠定了近代俄罗斯的基础。
14世纪，在成吉思汗的后裔帖木儿的领导下，蒙古人的势力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复兴。他占领了西土耳其，于1369年接受大汗的封号，并征服了从叙利亚到德里的大片土地。他是蒙古征服者中最残忍和最具破坏性的一个。他建立的帝国也随着他的死而宣告结束。然而，1505年，帖木儿的后裔、冒险家巴贝尔组织了一支炮队，挥军侵入印度平原。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年－1605年）完成了他的征服行动。这个蒙古的王朝（阿拉伯人称其为莫卧儿王朝）便以德里为都，统治着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直到18世纪为止。
13世纪蒙古人第一次大举远征的结果之一，就是把一个土耳其部落——奥斯曼土耳其，从土耳其斯坦赶到小亚细亚。他们在小亚细亚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势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征服了马其顿、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直到最后使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统治范围中的一个孤岛。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调集了许多炮兵，从欧洲一侧进攻并最终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使整个欧洲都为之震动，大家都在讨论重组十字军，但是十字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6世纪，奥斯曼苏丹征服了巴格达、匈牙利、埃及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海军使他们成为地中海地区的海上霸主。他们差点攻陷维也纳，并强迫罗马帝国向他们纳税。15世纪只有两件事可以稍微抵消基督教国家普遍衰落的现象：一是独立的莫斯科公国的复兴（1480年）；另一个是基督徒渐渐恢复了对西班牙的统治。1492年，西班牙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国家格拉纳达终于落入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及他的皇后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之手。
然而，直到1571年，在勒潘多海战中，击碎了奥斯曼人的傲气，基督教徒才重新夺回了地中海的统治权。
第35章 欧洲人理性的复活
整个12世纪，大量迹象表明，欧洲理性正在恢复勇气和悠闲，准备继续发展从希腊开始的科学探究的理性事业，并像意大利人卢克莱修一样思考。理性复活的原因很多、很复杂。私斗的禁止，十字军东征带来的高度的舒适和安全感，以及这些探险经历对人们思想的刺激作用，毫无疑问都是理性复活必要的前提条件。商业复兴了；城市也恢复了舒适和平安；教育水平在教会中得到了提高，并开始向一般群众中普及。13到14世纪是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里斯本、巴黎、布鲁日、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纽伦堡、诺夫哥罗德、威士比和贝亨等获得很大发展的时代。这些城市都是有很多旅行者的商业城市，而人们在贸易和旅行地方都会交谈和沉思。教皇和诸侯的争论，迫害异教徒的引人注目的野蛮和恶劣行径，都使人们怀疑教会的权威性，质问和讨论一些根本的问题。
我们已经了解到，阿拉伯人是怎样成为欧洲复兴亚里士多德学术的媒介的，而像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的王侯在阿拉伯哲学和科学作用于新生的欧洲思想中起到怎样的渠道作用的。更有力地激起人们的理性观念的是犹太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对教会主张提出了疑问。最后，炼金术士那种神秘而充满诱惑的研究扩展到更远、更宽的领域，使人们对那些小的、神秘的但却有一定效果的实验科学产生了兴趣。
人类精神的觉醒，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了。世界上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也开始苏醒，这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不考虑教士和破坏，似乎基督教义所到之处，都在人们思想中掀起了波澜。它在人们的良心与上帝的正义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因此，只要有必要，人们就会有勇气对君主、主教和信条做出独立的判断。
11世纪时的欧洲已经重新开始了对哲学的讨论。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以及其他中心地区已经有了颇具规模和不断发展的大学。中世纪的“经院学派”提出了成套的概念，对各种文字的意义及价值反复进行讨论，为即将到来的科学时代中澄清人们的思想做着必要的准备。以独有的天才傲然于世的是牛津方济各会的罗吉尔·培根（约1210－1293年），他是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在历史上，他的名气仅次于亚里士多德。
他的著作是嘲弄无知的攻击性的演说，揭露了他那个时代的无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做法。今天，人们可以批评世界既愚蠢又严肃，一切方法也都是幼稚的、拙劣的，各种教条都是幼稚的假设，这并不会有杀身之祸；但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只要没有被杀害，被饿死或死于瘟疫，他们就会虔诚的相信他们的信仰的智慧、完美无缺和不可改变，激烈的反对一切不满的反映。罗吉尔·培根的著作犹如划破暗夜的一道闪电。他通过对增长知识的丰富的建议来抨击他那个时代的蒙昧。从他热情地主张实验及知识的积累来看，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又一次体现了。“实验，实验”，这就是培根所反复倡导的。
然而，罗吉尔·培根甚至批判亚里士多德本人，他批判他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敢大胆的面对现实，只是坐在屋里研读这位伟大作者的著作拙劣的拉丁文译本，这在当时是唯一能够得到的译本。他以一贯过激的风格写道：“如果我有机会，我会把亚里士多德的书统统烧掉。因为学习他的著作，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产生谬误和增加无知而已。”假如亚里士多德重生，发现人们并没有像他们所崇拜的那样认真的阅读——并且如罗吉尔·培根所说的那样，翻译得如此拙劣——恐怕也会发出同样的感慨。
为了防止入狱或更可怕的事情发生，除了在表面上以正统派做了必要的掩饰外，在他的著作中，培根始终向人类大声疾呼：“不要再受教条和权威的统治；看看这世界吧！”他指出了愚昧的四个主要来源：尊崇权威，墨守成规，无知群众的判断力，以及人类自以为是的劣根性。只要能够克服这四方面，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就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没有划手的用于航行的机器将会出现，这样的大船适合河流和海洋，由一个人驾驶，但比装满划手的大船速度更快。同样，车辆也可以不用畜力，而是自动运转，就像我们相信古时战争中有装满钩刀的战车。飞翔的机器也是可能的，一个人坐在里面操纵某种设备，人造的翅膀就会像飞鸟在天空中飞翔。”
尽管培根这样写，但是人们开始系统的探索他所清楚意识到的存在于人类事务黯淡的表面下的潜在的力量与利益，仍有三个多世纪的时间。
但是撒拉逊世界不仅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哲学家和方士的刺激，还带来了造纸术。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纸使欧洲理性的复活成为可能。纸起源于中国，在中国，纸的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公元751年，中国人曾经袭击撒马尔罕的阿拉伯穆斯林，但是被击败。被他们俘虏的中国人中有几个擅长造纸的，阿拉伯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造纸术。9世纪以来的阿拉伯纸质文件至今仍保存着。造纸术不是通过希腊，就是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的过程中通过占有摩尔人的造纸作坊传入基督教国家的。但是在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其造纸业被大大的破坏了。直到13世纪末，基督教欧洲才造出了上好的纸张。这之后意大利的造纸业开始领先世界。到了14世纪，造纸术才传到德国。直到14世纪末，纸张的丰富及其价格的低廉才使得书籍的印刷成为可能的商业领域。于是，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因为印刷术是发明当中最容易理解的，从此，世界理性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富多彩的时代。知识不再是从一人的思想到另一个人的思想之间的涓涓细流，而是千万人思想参与其中的广阔的洪流。
印刷术所取得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世界上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圣经》。还有一个结果是教科书更便宜了。书本知识迅速传播。不仅世界上的书籍的数量大量增加，而且文字更加清晰，更加容易理解与阅读。不同于过去那种苦苦理解字迹模糊的文章之后再去思考它的意义，现在的读者可以毫无障碍的一边读一边思考了。随着读书的便利性的增长，读者的范围也就扩大了。书籍不再是华丽的装饰性的玩具或学者的宝物。人们开始写作给普通人读和看的书。他们用通俗的语言写作，而不是拉丁文。到14世纪，欧洲开始有了真正的文学史。
以上我们只讲了撒拉逊人对于欧洲复兴所起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蒙古远征的影响。蒙古人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地理想像力。在大汗统治的一段时期里，整个亚洲和西欧形成了开放的相互交往的局面；所有的道路都暂时性的开放，各国的使者都出现在哈拉和林的宫廷中。欧亚之间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上的宿怨而建立起的屏障也降低了。罗马教廷抱着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伟大愿望。而蒙古人唯一的宗教是原始的偶像崇拜教萨满教。教皇的使者，印度的佛教徒，巴黎、意大利和中国的工匠，拜占庭及亚美尼亚的商人，以及阿拉伯的官吏，波斯及印度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聚集在蒙古的宫廷。我们听了太多的蒙古人的战争和屠杀史，却很少知道他们对于学问的好奇和渴求。蒙古人虽然算不上创造者，但是在知识和方法的传播上，他们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却是非常巨大的。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模糊而浪漫的性格中，每个人都能确信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创造力与理解力，至少与成功但自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或政治幽灵、精力过人却目不识丁的查理曼相比毫不逊色。
在这些访问蒙古宫廷的人中，最有趣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后来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大约在公元1272年，他与父亲和叔父到中国去游历，而后两位已经到过中国一次。大汗对这两位老波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是大汗第一次见到的“拉丁”人。之后，大汗派他们回去寻找能够向他解释基督教的老师和有学问的人，同时也去寻找各种已经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的其他欧洲物品。他们带着马可同行的这次访问正是他们的第二次访问。
三位波罗从巴勒斯坦启程，不像上次的探险那样取道克里米亚。他们持有大汗赐予的金牌和其他信物，这大大的便利了他们的旅行。大汗希望得到一点耶路撒冷圣墓中所点的油灯的油；因此他们先到那里，然后取道西里西亚进入亚美尼亚。他们之所以绕道北行是因为当时埃及苏丹正在进犯蒙古人的领土。之后他们又通过了美索不达米亚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他们似乎计划海上航行。在霍尔木兹，他们遇到了来自印度的商人。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并没有乘船，而是向北穿过波斯沙漠，经由巴尔克，翻越帕米尔到达喀什戈尔，再经由和田、罗布泊到达黄河流域，最后到了北京。当时大汗正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马可尤其受忽必烈的青睐；他年轻聪慧，并且很明显的他已经精通蒙古语。他曾被授予官职，并多次接受使命，主要是中国的西南地区。他情不自禁的记述了这个幅员辽阔、繁荣昌盛的国家，“沿途都有为旅人准备的非常好的客栈”，“幽雅的葡萄园、田野和花园”，有许多佛教僧侣的“修道院”，大量的“蚕丝和金丝织成的衣料以及精美的绸缎”，“连绵不绝的城邑”等等。这些最初遭到欧洲人的怀疑，继而激发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