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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要求照常饮食，并拒绝继续苦行，这一举动令他的门徒大为惊骇。他已经意识到，一个人要寻求到真理，必须借助于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大脑。这一想法是与印度当时一般人的想法格格不入的，所以，他的门徒纷纷离开他，意志消沉地返回贝拿勒斯去了。释迦牟尼只好孤独地继续着对真理与知识的探索。
解决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进展的过程总是很缓慢，并且在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甚至自己都很少意识到它的进展。释迦牟尼就是如此。当坐在河畔的一棵大树下进食，释迦牟尼达到顿悟的境界，突然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传说，他继续端坐在树下，又沉思了一天一夜，然后才起身，到世界各地去传播他领悟到的宇宙真谛。
他又来到贝拿勒斯，找到了曾弃他而去的门徒，向他们传布自己的新教义，并重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在贝拿勒斯的皇家公园盖起了小屋，开设了一所学校，向前来求知的人们传授真知。
释迦牟尼的教义以他亲身遇到的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作为一个幸运的青年，“为什么我不能感到完全的幸福呢？”这是一个属于内省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其他的那些问题，比如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对外在宇宙问题的坦率无我的探究，以及同样无我的造诣达到顶峰的先知对希伯来人民的道德启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这位印度的导师，没有忘记自我，而是全神贯注于追求自我和消灭自我的探求中。他教导，一切痛苦都源于自身的贪欲。除非一个人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否则他的生命注定多灾多难，结果必定悲惨。人类的贪欲大体分为三种主要形式，这三种形式都是罪恶的。第一种是食欲、贪婪和一切感观上的欲望；第二种是利己的个人永生的欲求；第三种是个人的成功欲、名利欲和贪欲。为了避免人生的种种不幸和懊恼，必须克服这几种欲望。当这些欲望被克服了，自我意念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样灵魂就可以获得安宁，就可以达到涅槃的最高境界。
这就是释迦牟尼教义的核心内容，诚然，这是一种极为精妙的形而上学的道理，但却不如教导人民不畏不惧公正地去了解事物的希腊训谕，以及劝诫人敬畏上帝施行正义的希伯来教义那样容易理解。甚至于连有些释迦牟尼的亲传弟子也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教义。这就不难理解，当他个人的直接影响消失后，他的教义就被误传和曲解了。在印度，当时有一种极为普遍的信仰，认为每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便会有一位智者出世，成为大家所知的佛陀的化身。释迦牟尼的弟子宣称释迦牟尼就是佛陀，也是最后一位佛陀。但是，没有证据证明释迦牟尼自己接受这一称呼。在他仙逝前，许多关于他的玄妙的传说就已经开始流传。比起道德的说教来，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这种奇幻的故事，因此释迦牟尼便被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神的化身。
尽管如此，释迦牟尼仍然给世界留下了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如果说涅槃对大多数人的想像力来说确实过于空虚、玄妙，如果说印度人把释迦牟尼简单的生平编造成神话的冲动过于强烈，那么，人们至少还是抓住了释迦牟尼倡导的在生活中雅利安道路，即“八大正道”的某些真正含义。其思想内涵有：坚持精神上的真理、目标正确、语言正确、行为正当以及诚实的生活，还包括上进的意识和宽容忘我的境界（正见、正思维、正语、正命、正业、正精进、正念、正定）。
第15章 阿育王
在释迦牟尼死后的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些深刻而高贵的佛教教义，这个首次明确提出来自我克制是人类最高的善的教义，在世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然而，此后，它却征服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位最伟大的皇帝的灵魂。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亚历山大是如何入侵印度，又如何在印度河畔与波鲁斯展开激战的。希腊历史学家们相传，当时有个叫旃陀罗笈多的人，曾到亚历山大的军营中劝说他攻占恒河，进而征服印度全境。由于亚历山大属下的马其顿人不愿冒险涉入一个一无所知的异域世界，亚历山大只得拒绝了这一建议。之后（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得到了许多山地部落的支持，在没有希腊人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在印度北部建立帝国的梦想。不久之后（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又在旁遮普地区击败了塞琉古斯一世，把残留在印度的最后一部分希腊人驱逐出去。他的儿子继续拓展这个新帝国的疆域。到公元前264年，他的孙子，也就是我们马上要讲到的阿育王即位时，帝国的领土已经从阿富汗延伸到了马德拉斯省。
最初，阿育王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遗志，企图用武力征服整个印度半岛。公元前255年，他发兵入侵马德拉斯东岸的羯陵伽，取得了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但与别的征服者不同，他十分憎恶残酷和恐怖的战争景象，决心放弃战争，接受佛教的和平主张，并宣布从今往后他的征服将是宗教上的征服。
阿育王在位的28年，是灾难深重的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他在印度组建大型掘井队；制定绿化计划；修建大量医院、公园和培植草药的药圃园；他设立机构，专门保护和管理印度的原住民和隶属民；他制定了妇女教育计划。他给佛教团体提供巨额资助，鼓励他们更好地整理、研究、批判收集到的经文，因为自佛祖传下来的纯粹而简洁的教义，在当时已经附带了很多腐败和迷信色彩了。他还派遣佛教传教士前往喀什米尔、波斯、锡兰和亚历山大去传教。
这就是最伟大的帝王阿育王。他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先驱者。可惜他没有继承其事业的王子或宫廷组织，因此，在他死后不到100年，他开创的光明盛世，已经成为分裂、衰微的印度的辉煌往事。印度社会中最高、最有权势的阶层婆罗门向来反对坦率公正的佛教教义。他们逐渐削弱佛教在这片土地上的影响，古老的怪神、印度教的繁文缛节又重新活跃起来。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佛教和婆罗门教同时并存，而且都很繁荣。但后来，佛教逐渐衰落，被各种形式的婆罗门教所取代。尽管如此，佛教却广泛传播到了印度的疆界和阶层的领域之外，到达中国、暹罗、缅甸和日本等国。直到现在，佛教在这些地方也还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16章 孔子和老子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讲一下另外两个伟大的人物：孔子和老子。他们也生活在绚丽夺目的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人类的青年期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中国的早期历史至今仍然含混不清，因此，在此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提到过。我们希望正在复兴的新中国的考察者和人类学家也能像上个世纪欧洲学者们研究欧洲古代史一样彻底整理他们的古代史。在遥远的远古时代，中国最初的原始文明来源于黄河流域的原始日石文化。与埃及、苏美尔文明一样，中国的原始文明具有日石文化的总体特征，以庙宇为活动中心，祭司和君主在庙宇中举行季节性的牺牲祭典。那时中国城市的生活，应该与六七千年前的埃及人、苏美尔人以及1000年前的美洲玛雅人的生活非常相似。
如果中国曾经用活人献祭，那么也是在有史以前就改用牲畜献祭了。远在公元前1000年前，他们发明的一种象形文字就已经相当成熟了。
就像欧洲和西亚的原始文明经常要与沙漠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发生冲突一样，原始的中国文明也时刻受到来自北方大批游牧民族的骚扰。这些部落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相似，他们在历史上接连出现，依次被称为匈奴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就像北欧和中亚的日耳曼人，这些游牧民族变化、分裂、组合、重组，尽管名称各有不同、变化多端，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这些蒙古游牧民族拥有马的历史要比北欧的日耳曼人早；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可能就在阿尔泰山地区独自发现了铁。这些东方游牧民族与西方的情形一样，也多次获得某种形式的政治统一，并屡次成为这个或那个文明地区定居者的征服者、统治者和复兴者。
就像欧洲和西亚最早期文明可能不是日耳曼人和闪米特人的文明一样，中国最早期文明很有可能也不是蒙古人的文明。中国最早的原始文明很有可能是暗白人种的文明，也许和最初的埃及人、苏美尔人、达罗毗荼人等暗白人种的文化同出一源。当中国最早的有记载的历史开始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出现过互相征服和相互融合的现象了。不管如何，我们发现，到公元前1750年，中国已经形成了由诸侯和城邦国家组成的庞大组织，诸侯国之间形成一种松散的联盟，拥戴一位中央皇帝，即“天子”，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天子纳贡。公元前1125年，商朝寿终正寝，周朝取而代之。直到印度出现阿育王、埃及进入托勒密时代，中国一直在周朝统治下，保持着松散的统一状态。在周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逐渐开始分裂。匈奴不断南下入侵，建立自己的王国。地方诸侯也慢慢各自为政，不再向周天子进贡。中国的一位权威学者说，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一共有大大小小五六千个独立的小国，史称“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大量知识活动兴盛起来，涌现出许多地方性艺术和文化生活中心。假如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也曾经有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米利都、雅典、贝加蒙和马其顿。当前，由于我们在这一方面知识缺乏，无法整理出连贯的发展脉络，对当时中国的分裂情况只能做一些模糊的、简单的描述。
正像分裂后希腊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亡国被俘后犹太人中出现了许多先知一样，混乱割据、动荡不安的中国，此时也出现了许多的圣哲先贤。似乎正是这种不安定和动荡的境遇，加速了伟大思想的产生。孔子出身于贵族之家，曾经在一个叫鲁国的小国中担任官职。出于与某种希腊人类似的冲动，他创办了一所学院，致力于探求知识、传授智慧。当时中国纷乱无序、礼崩乐坏的状况深深刺痛了他，他怀抱着建立仁政、改良人民生活的美好愿望，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希望寻求一个能实现他的政治和教育思想的诸侯国王。但是他永远也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君主。虽然他也曾经遇到过比较有希望的君主，但是宫廷内的阴谋诡计大大削弱了他的影响力，他的改革计划也以失败而告终。有趣的是，150年后，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也寻找过这样一位开明的君主实现其政治抱负，不过他稍微幸运一点，一度当上了西西里岛叙拉古国王迪奥尼修斯的顾问。
怀才不遇的情绪伴随了孔子的一生。他曾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尽管如此，他的教诲和思想却极富生命力，远远超出了他在落魄失意的日子中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根源。儒教成为了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三教”之一，其他两教分别是佛教和道教。
孔子学说的精华是提倡圣人君子之道。就像释迦牟尼注重自我忘却、希腊哲人注重客观知识的探求、犹太人注重正义行为一样，孔子非常注重个人人格的修养。在所有的伟大哲人当中，孔子最为关心公众精神。他对世上的纷乱和痛苦，经常感到忧心忡忡。为了让天下变得高尚完美，他主张先培养每个人的高尚人格。他提倡尽最大可能约束规范个人行为，要求人们生活当中的每个行为都应该合乎严整的礼法。他树立了君子的理想形象：彬彬有礼、大公无私、严于律己，这是一个赋予了永恒形式的理想形象。他的这一思想在中国的北方得到了发展。
老子曾长期任职于周王朝的皇家图书馆（即守藏吏），他的学说比孔子学说更加玄妙、含糊、更加难以捉摸。他似乎要让人们对俗世的快乐和权力保持某种禁欲主义的淡泊思想，让人们回复到过去那种想像中的简朴生活。他留下的著作文体简约、语言晦涩，像谜语一样难懂。老子死后，他的学说也和释迦牟尼的教义一样，被演绎曲解，并不断掺杂上许多复杂离奇的仪式和迷信思想，变得面目全非了。中国和印度一样，新的思想不得不与人类在幼年时期产生的神秘的原始思想和光怪陆离的传说进行斗争，而结果往往是后者成功地在前者身上涂抹上奇怪的、不合理的、古老的仪式。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会发现佛教和道教（自称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都是一种有僧侣、庙宇、祭司和牺牲奉献的宗教。它们即使不是在思想上，也至少在形式上保留着和苏美尔、埃及的旧宗教一样的古代风格。但是孔子的学说却不同，由于孔子的教义有限、意思明了，简洁易懂，因此未被后世牵强附会地讹解，得以保持真传。
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在思想和精神上一般都信奉孔教；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大多信奉道教。因此，从那时起，我们经常可以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事件中寻找到两种精神冲突的踪迹，表现为南方精神与北方精神的冲突、北京与南京（后期）的冲突、北方的官僚气质、方正、保守与南方的怀疑、浪漫、松弛、敢冒风险之间的思想冲突。
到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时代，中国的分裂达到了极点。周朝积弱无能，老子辞去官职，归隐山林。
北方两强齐国和秦国，扬子江畔尚武好争的楚国，这三个势力强的国家虽然名义上是属国，其实三足鼎立，掌控当时的天下。后来齐秦结盟，使楚国臣服，楚国被迫与他们签订条约解除武装，中国历史出现暂时的和平。后来秦国取得了统治地位。到了阿育王统治印度时，秦王夺得了周鼎，取代周王而行祭礼。庄襄王的儿子秦始皇（公元前246年即位，公元前220年称帝）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皇帝”。
与亚历山大相比，秦始皇要幸运得多，他在位36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强有力的统治标志着一个统一、繁荣的新时代的开始。他奋勇抗击了来自北方沙漠匈奴人的入侵，并举全国之力，开始修筑伟大的万里长城，抵御匈奴入侵。
第17章 罗马的兴起
虽然印度西北边境绵延的高山、中亚、印度境内的群山隔绝了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读者还是可以发现这些文明在历史上具有相似性。在最早的几千年里，古代的日石文化都分布在温暖和肥沃的江河流域，形成了具有祭拜神灵传统的祭司制度和庙宇制度。很明显，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就是我们在前面重点提到过的人类主要人种——暗白人种。后来，游牧民族出现了，他们随着牧草季节性迁移，于是，原始文明中又加入了这些民族的特点和语言。游牧民族征服并同化了原始文明，他们到处创新，并不断完善，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原始文明。起这种作用的少数民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初是伊拉姆人和闪米特人，后来是北欧体系的米堤亚人、波斯人和希腊人；在爱琴海地区是希腊人；在印度是雅利安民族；在埃及，人们深受祭司文化影响，所以，其统治者的影响力相对来说比较小；中国则因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匈奴人的侵略而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