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曛咀胖泄钦卟煞弥卮蠊适录肌�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邵飘萍：昔日《京报》的“铁肩辣手”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名振青，字飘萍，著名记者，《京报》创始人。
谭嗣同刑前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国近代政坛的笑声，恐怕无出其右者。那是1898年。28年后，某个晨曦将露的夜里，北京天桥刑场，中国新闻界最豪气干云的笑声，在枪声之前爆发。
人：邵飘萍；报：《京报》。
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数声，从容就义；或曰，监刑官“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或曰，他临刑前只是微微一笑，意态平静。
罪名很“干脆”：“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实则，邵飘萍反对奉系军阀，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且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自言“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自有他笑傲王侯的资本：即使以今天的新闻从业标准来看，他也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
在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之一《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主张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1917年3月，中德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正式公布之前，他就实践了这一主张。
那日，邵飘萍在国务院偶然听到院仆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总理段祺瑞下午将前往美国使馆访晤。这个电话立即触动了他的新闻神经，使他联想起时值美德断交，美国一定会拉拢中国，因而此时段祺瑞的会晤，很有可能会涉及中德关系。于是他抢先来到美国使馆，单刀直入向一位参赞询问双方会见的目的和内容，参赞大惊，他趁势表示自己并非局外人，只是想证实一下已经得到的消息。如此虚虚实实一番，他居然打探到了美国政府对自家使馆的有关指示。随后他赶回国务院，向段祺瑞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内情，现在希望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最后，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条独家的内幕新闻。
著名报人张季鸾评价：“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政府如何听命于民意？当年，邵飘萍曾奋力突破新闻的一个禁区，将内阁会议内容公布于众。官方欲加阻止，但在邵飘萍的力争下，阁议秘密终于公开，成为他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的固定消息。
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方才大惊失色。
按照邵飘萍的要求，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为勉励同人，邵飘萍取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而被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京报报社墙上。
血色1926年：“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被屠；38天后，邵飘萍被屠；此后不到百日，《社会日报》主笔、著名记者林白水被屠。
后人说，“萍水相逢”四字，当得起中国记者最光荣的注释。
林白水：嫉恶如仇，以身殉报
其后，林白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一反当时主流报界只关心上层政治，注目于达官显贵的风气，把视线转向社会下层，决心“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重视社会新闻，关注普罗大众，“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
一天深夜，林白水编完稿坐洋车回家。路上，他和车夫聊起了身世，车夫把自己凄惨的生活和每天拉车所受的凌辱一古脑地向他倾吐。林白水根据车夫的哭诉，写出了一篇报道，见报后，“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之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计”。当时，“北平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报也”。
《新社会报》因揭露军阀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三个月。复刊号上，林白水以春秋笔法写道：“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不久以后，“革面”却未“洗心”的《社会日报》又刊出林白水揭露曹锟贿选总统、议员受贿的报道，再次直击当权者痛处，结果报馆被封三个月，他本人也被“请”去囚禁了三个月。
林白水曾说过：“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6年4月，直奉联军开进北京，著名报人邵飘萍遭杀害。此种恐怖氛围中，林白水仍敢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依附于军阀张宗昌幕下号称“智囊”的潘复为“肾囊”，“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次日凌晨，林白水被张宗昌下令逮捕，旋即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林白水一生以文字名世，也以文字获罪，此番宿命，似在其名字中已见端倪。他本名林獬，字少泉。“獬”：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必冲上去用角顶恶人。林白水的报人生涯，就颇具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獬性”。
中年之后，他自号白水，是将“少泉”中的“泉”字身首分割，成“白水”二字，以彰“愿以身殉所办之报”的志向，孰料一语成谶。呜呼，白水君！
黄远生：从末代进士到开山记者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孙伏园：他走了，副刊死了
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著名副刊编辑、散文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如果《晨报副镌》的编辑孙伏园不出那趟差，也许《阿Q正传》会写得更长。
鲁迅被孙编辑“折磨”了两个多月，有些想把连载中的阿Q结束掉的意思。但孙伏园认定：“《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尽管宽心地写下去。”说过此话，孙伏园出了趟差，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的报上发表了“大团圆”一章。等到3月底，孙伏园返回北京，阿Q已被主张“惩一儆百”的“把总”枪毙一个多月了。
其实，阿Q本就是被孙伏园“催生”出来的。据鲁迅回忆，“他（孙伏园）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突然想起来，晚上便写……”
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阿Q正传》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镌》上连载。鲁迅说，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
在曹聚仁的笔下，我们能看到，孙编辑的催稿艺术可谓“已臻化境”：“（孙伏园）不仅会写稿，会编稿，而且会拉稿；一脸笑嘻嘻，不容你挤不出稿来。我们从周氏兄弟的随笔中，就可以看到这位孙先生的神情。圆圆脸，一团和气，跨进门来，让你知道该是交稿的时候了。”
孙伏园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刊，最初叫《晨报附镌》，是他请鲁迅起的，结果写报头的书法家写成了《晨报副镌》。后来，徐志摩接替孙伏园，改名为《晨报副刊》，“副刊”一词方始确定下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相关辞条说，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四大副刊成为文化舆论界的重镇：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其中，前两种都是在孙伏园主持下，开出一代风气的。
作为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一生遭遇过两次停编事件：一次为了鲁迅，一次为了郭沫若。
1924年10月的一天，本已被孙伏园编入《晨报副刊》大样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他正在生闷气，刘勉己走过来解释，说是那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一时火起，举手一巴掌打过去，刘勉己躲过，他还要追着打，最后被同事拦住。第二天，孙伏园便辞去了编辑职务，后来被邵飘萍邀去编《京报副刊》。
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历史剧《屈原》，一些报刊争相要发表，最后应《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请求，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有国民党要员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于是下令撤销孙伏园的编辑职务。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陆报纸的副刊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从报纸的总编辑到具体的副刊编辑本身的问题”。
他说：“在我看来，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再到三四十年代，报纸副刊的活力在于它是相对独立于报纸的。报纸的副刊主要是委托外面的人编的，是著名的作家、学者来编的。当年，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介入北方的报纸，中央大学的教授介入南京的报纸。而且他们只负责稿子，不负责营销。老板是把副刊当做报纸的门面来考虑，不考虑这个版具体的读者量问题。现在是摊平了，副刊是报社内部编，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性了。这样就造成副刊水准的下降。”
当年，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最多时拥有23种副刊，他曾发表声明：“各种副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各副刊上参加一字，此皆鄙人所首先声明，可为与各团体真诚合作互助，而绝对不含有他种作用的确证。”
孙伏园30多岁就蓄起一大把胡须，时人戏称为“伏老”。1926年，他的散文集《伏园游记》出版，封面由蔡元培题写书名，其弟孙伏熙为其画像。出版史研究专家王建辉评价：“颇传神”。
如今，孙伏园在人们记忆中已十分飘渺，一如报纸副刊在人们印象里已十分寡淡。
方大曾：传奇消失在1937
方大曾（1912￣？）北京人，中国早期摄影记者。
前方，卢沟桥，战斗正在进行。
炮声隐约可闻。小方从火车座位上跳起来，对同行的记者陆诒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求解放的炮声。”隔几分钟，他又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