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买皇帝的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手里既有枪又有钱。五代时期就更不用说了。赵匡胤一方面释了军阀们的兵权，另一方面在全国设立转运使，把财权收归国有，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得从皇帝腰包里讨钱花，还敢和皇帝对着干吗？所以说宋朝初期一点儿也不积贫积弱，太宗打北汉时何以气壮如牛？为什么又三番两次攻打契丹？真宗澶渊之盟，为什么敢许给契丹每年几十万的银绢？当时的国库里有的是钱！你能说这时的宋朝是积贫积弱吗？真宗实在是个败家子，澶渊之盟后，又是封泰山，又是祠汾阴，又是封老子庙，又是建玉清昭应宫，把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到仁宗时期，日子就不那么宽裕了。再加上西夏人要打仗，契丹人趁势威逼宋朝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岁贡，赵匡胤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底越来越少。俗话说穷则思变，神宗开始思变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恰好符合了他的心思，当然也就势在必行。变法的结果是什么？是清明上河之图，是东京梦华之录，是修建比颐和园还要壮观数倍的艮岳，是方腊的起义，是宋江的起义！宋朝是富了还是穷了？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南宋积贫积弱吗？南宋官僚过的日子，看看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就能略见一斑。南宋人把杭州叫作“销金锅”，有多少钱尽管往锅里扔，顷刻间就化为乌有。整个宋朝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虽然被西夏切断了，但海上的贸易并没有断，广州、泉州、宁波三大国际港口，来钱比唐朝的丝绸之路多多了，照样有的是银钱，否则杭州怎么能成为销金锅呢？不管是正常的富有也好，畸形的富有也好，宋朝人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穷。宋朝官吏的俸禄，比别的朝代都要多，这也是赵匡胤时期就定下的“以禄养廉”的方针。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之下的宋朝文化，怎么不该到达一个颠峰呢？ 宋朝的文化不但是一种很难超越的颠峰文化，而且是比较纯粹的本生文化，这是因为宋朝的士子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西域被切断，造成宋代文化大幅度、大面积、全方位的回归。与唐朝文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唐朝是个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的形态，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公孙大娘的剑、梨园里的《霓裳羽衣舞》，乐坊里的《菩萨蛮》、《苏幕遮》，洛阳的唐三彩，甚至以丰满为美的杨玉环、以剽悍为美的安禄山，无处不散发着西域文化的气息，如果用个标签式的词概括一下，应该是奔放和浓烈。宋朝士子则不然，他们大部分人的思维都比较细腻，善于思考。由于文人治国的方针长久深入人心，他们在汲汲于名利的同时，很注意保持自己的修养和尊严。在宋朝，学问不精深、文学不高妙，就会被人瞧不起，弥漫在士林之中的是一种文人相高、文人相轻的气氛。众所周知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其实只是以欧阳修为首形成的一个文人集团，并不能说宋代的散文除了这几个人之外都是二流。类似这种性质的集团还有不少，诸如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和以程颢为代表的洛党、苏门四学士、江西诗派等等。文人有他们自身的长处和弱点，长处是自以为是，有独立的思考，能产生出很独到的见解；弱点也是自以为是，人人以为握龙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封闭自我，排斥他人，其结果是心胸狭隘，互相攻讦，搞得人人都不愉快。宋朝心胸最广的要算苏轼了，高文虎《蓼花洲闲录》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小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在苏轼身上，还能找到一些唐朝人的豪放，但他弟弟苏辙的劝告却很耐人寻味，或者说很能代表宋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他劝苏轼谨慎择友，不能见个人就当朋友，心里话都倒给人家。但这并不影响宋代文人的创造力，反而起到了一种敦促的作用，以至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提高自我学养，否则便会在士林中失去位置。他们把从前人那里学来的东西进行重新的归纳和思考，使得六朝以来渐渐衰微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宋朝的士子是一群勤于思辩的人，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接力跑中的前一棒。
《赵宋王朝》 第一部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5） 六、把所有问题都反过来看 上面已经说过，《赵宋王朝》不是一首赞美诗，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时时要把握的宗旨，否则就偏离了“真切”二字。艳若桃花的美好需要展现，阴晦和丑陋同样需要展现。以上的几点很容易给读者朋友造成误解：你是不是把宋朝美化得过分了？在这一节里，我就想把光明之外的无奈提出来了。 1、匡胤抑武重文的大政在当时不能说错，因为如果他不那么做，很快就会回到五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去，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任何一个方针和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文人地位大幅度的提高，造成武人心理上的失落，后起之辈也不再愿意从武而热衷于从文。在宋朝，很难找到像唐朝士子那样争相到边塞建功立业的范例，连范仲淹这样的爱国士人，都不免发出“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哀叹。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直接造成军队战斗力的下降，所以宋太宗之后的对外战争，胜者少而败者多，难怪后人指指戳戳说宋朝“弱”，这正所谓按下葫芦起来瓢，顾了此而失了彼。他的子孙们没有因军队越来越弱而改变对武人的偏见，不但不思增重武人的地位，反而把唐末宦官掌握军队的失败经验取了过来，使得本已弱化的军队愈加丧失了精神支柱。 2、文人治国的总体构想没有错，其实早在赵匡胤之前的帝王，就懂得“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文人和武人的关系，二是文人和文人的关系。这两个问题都不难回答，也不难处理，就看皇帝本人怎样驾驭。宋朝初建时，赵匡胤很谨慎地保护着那些忠实于他的武人，到了太宗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第二次征契丹失利之后，对武人的轻视程度骤然升温，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军队的惰性、怨气随之膨胀，军心涣散，甚至发动兵变，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军队越打不了胜仗，给文人留下的口实就越多，再加上宋朝军队最高指挥官由文臣担任，所以文、武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什么叫“文人和文人的关系”？很简单，文人并不是一个统一概念，刚柔不同，正邪各异，如何甄别取舍，总揽全局，是帝王唯此为大的首务。赵匡胤选择了赵普，国家迅速强盛起来；赵光义选择了赵普、吕蒙正，国家继续向前发展；真宗选择了王旦、寇准，也没问题，只是后来换了王钦若，国家开始直线下滑。刘太后选择了吕夷简，国家不进也不退，仁宗、英宗选择了韩琦，一路平稳。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不好说。徽宗选择了蔡京，亡了国！ 3、对于贪赃枉法者，任何时候、任何朝代都没的商量，一定要坚决镇压。赵匡胤深深明白，这些人是王朝的蠹虫，他们吃掉的也许并不多，但蛀蚀久了，便会使大厦倾倒。北宋的灭亡，正是这些蛀虫长期蛀蚀的结果。要知道宋朝的军队数倍于敌，金人原本并没有长驱汴京的打算，后来发现整个宋朝的军民都已经背离了他们的国家和朝廷，这才决定打过黄河，直取汴京。此时的宋军见了金人就跑，百姓见了奸官就杀，他们对奸官的仇恨，远比对金人的仇恨要大得多，他们在心里问：我为什么要用生命的代价来保护残害自己的官府？人人怀有这样的情绪，金人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徽宗最后惨死在东北五国城，其实这杯苦涩的毒酒是他自己精心调制出来的。 总而言之，宋朝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长期处于强敌的重压之下，它所提倡的仁爱，在那个时代里难以独立存在，要知道契丹、西夏、金国以及最终灭亡南宋的蒙古，还都处在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其次，光环之下的宋代士子，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下，个性和才艺得到张扬的同时，一些人内心的阴暗和对同类的仇恨也找到了施用的场合，造成一个王朝、一个民族各怀异志的松散局面，而后者是古往今来多少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的一种劣根性，这种劣根性的能量，往往比强敌入侵的杀伤力要大得多。不管怎么说，阴晦和丑陋总不如雄奇瑰丽更令人神往，因为在这片洒满阳光的大地上，拥抱着阳光的人们所景仰的，永远是世之精粹，人之毓秀，地之灵蕴，天之造化。 李之亮 2006年2月10日
《赵宋王朝》 第二部分潘将军高平遇救 陈老伯山野捐躯（1） 血肉横飞，狼藉一片，山坡上、山谷间，扭扭曲曲地躺着上千的士卒。刀上沾着血，枪上沾着血，士卒的衣甲和身子都泡在血泊里，偶尔还有三两个士卒痛苦地抽搐几下，呻吟几声，慢慢地，全都死了。三月天里，山风吹来，连声呼号，像恶鬼的哀鸣，让人听着毛骨悚然。好在这一带绵延几里的地方变成了一片血海，没有活着的人了！这一天是个晴天，战斗平息下来时，太阳已经偏到了西边，西山上头有几片惨红的云，颜色越来越暗，由惨红变成紫色，又变成浓灰色，最后随着整个天空变成铁灰而成了混沌一片。 风越来越紧，原来断断续续的呼啸声连成一片，像群狼长嗥，分外凄厉。 后周显德元年三月癸巳，也就是公元九百五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周皇帝柴荣与北汉主刘旻的一场恶战在潞州高平县之南打响。何谓后周？乃是五代梁、唐、晋、汉、周的最后一朝，这不必讲。何谓北汉？乃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在北方契丹与后周之间的一个小国，以太原为都，占据着河东数郡之地。因为当时五岭以南的广州还有一个刘姓藩国，习称南汉，所以太原这个汉国便称之为北汉。说起来这个小国建立时间并不算长，其国主刘旻本是后汉高祖刘暠的同母弟。刘暠建后汉的时候，刘旻被授以太原府尹之职。刘暠死后，其子刘承祐即皇帝位，又加刘旻为河东节度使。当时大将军郭威担任着后汉的枢密使，与刘旻甚不相合，两人摩擦一直不断。不久郭威废掉后汉建了大周，刘旻自然不服气，于是便在自己掌握的河东之地封疆自固，另立一国，绍续前统，仍称为汉。 潞州本为后周的重要边镇，镇守此州的李筠也是郭威手下一员老将，而刘旻以区区弹丸之地蜷缩在太原，全靠北邻强国契丹撑腰鼓气，他又何以敢兴师动众，南侵中原大国呢？这还要从年初说起。原来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早想剿灭刘氏，可惜上天不佑，正月之初害了急症，没几天便崩逝于汴京。刘旻与郭威本有夙仇，早想灭掉后周。闻得此讯，觉得这是个大好机会，可刘旻也深知自己与大周兵力众寡悬殊，迟疑之间，请了太原城里最有名的卜师胡瞎子入朝推测吉凶。这胡瞎子原是中原人氏，早年因战乱被掠到北方，一家人先后死于北汉人之手，连自己的双眼也是被汉人打瞎的，岂能心向刘氏？他借机谈玄，说只要在三月内出师，汉人必胜。刘旻被他说得心痒，于是派人出使契丹，请求发兵。那契丹早有吞并中原之志，自然与刘旻一拍即合，两国约定二月里会师太原，乘周人不备，合兵南下。 再说镇守潞州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在此地时日已久，一直没有过大的战事，便自以为兵多势众，骄纵淫逸起来。手下将士见主帅日日笙歌，夜夜花酒，谁个还把兵备当成急务？日间虽有候卒报北汉有南侵之心，李筠却从未放在心上，直到月底，刘旻与契丹十三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涌出太原以南要塞团柏谷，在太平驿杀死了李筠爱将穆令均后，李筠才急忙将兵卒全部调入潞州城里死守。刘旻初战告捷，便认定是天假其便，于是引兵而东，大有一日间拿下潞州之志，不想契丹人狡狯无比，刘旻亲率大军向潞州进发时，契丹大将杨衮却按住兵锋，只说是要汉兵围困潞州之南，契丹人留在潞州之北，实则只屯聚在团柏谷一带静观其变。刘旻求胜心切，继续进发，孰不知大周新即位的皇帝柴荣早已探得虚实，选调三军，兵分四路，布下了一个大大的口袋： 河中节度使王彦升率一万人马沿汾河北上，驻兵晋州；天雄节度使符彦卿自河北磁州向西推进；殿前都虞候韩令坤、殿前散指挥使慕容延钊率禁兵从屯留北上，绕道襄垣，切断北汉大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李重进独率一部在潞州城与李筠会兵，伺机增援主力。李重进是个什么人呢？此人不仅是大周老将，而且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年纪比柴荣还大几岁。郭威临终前，曾专召李重进在自己榻前向柴荣跪拜，以防他日后乱了君臣之分。这次出征，柴荣原本没打算惊动李重进，李重进却执意请兵。柴荣考虑再三，给他安排了一个二线增援的角色，因为前锋之职毕竟太危险了。中军正帅樊爱能、副帅白重赞、前锋赵匡胤、殿前指挥使张永德等带精兵两万余人直趋泽州，柴荣自己也随中军之末出了京城。 李筠退守潞州，更让刘旻兴奋异常，他也不去围攻潞州，率三四万大军绕开坚城，径直向南杀去。依他的意思，避开李筠直下泽州，然后越过太行山，搅他周朝一个天翻地覆，是件更便宜的事，何乐而不为？不想行到潞州以南百余里的高平县时，与向北开进的樊爱能大军不期而遇。一方是汉王亲率的北汉主力，一方是柴荣压阵的周军中锋，双方都没了退路，未等列阵，两军前锋已经兵刃相接，厮杀声骤然在一道道山谷中震荡开来。 樊爱能没想到汉军的主力偏偏让自己碰上，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眼看着汉军士卒如成团的黄蜂般汹涌而来，惊恐之间，竟不知如何传令属下。副帅白重赞问他以何阵御敌，樊爱能却反问道： “汉兵究竟来了多少人马？” “禀元帅，汉兵近十万人马，其后还有契丹三万精兵。”白重赞回答。 一听说还有契丹三万兵马，樊爱能脑袋嗡地一声，片刻，对白重赞说： “你率人堵住前面几道谷口，本帅带几千精兵分两侧绕上山梁，从谷中将汉军掐为两段。” 山谷口的周军一下子被撤走数千人，兵力渐渐不支，又听得汉营中传出阵阵呼喊： “周兵主帅逃跑了，杀呀！” 樊爱能的部署并无大错，可面对越战越勇的北汉军队，这些刚离开谷口的士卒没有跟随主帅上山，却成群地跪倒在地，降了汉军。樊爱能气急败坏，挥刀砍了两三个兵士，见大队汉兵朝他围过来，慌乱之中，他也掉转马头，抛下众人，向南逃去。 前锋将赵匡胤、副将党进也已分别陷在厮杀之中，闻得主帅逃逸，眼见汉兵又如潮水般涌动，周兵阵脚将乱，赵匡胤挥舞长枪，声嘶力竭地大吼道： “汉贼只有几千人，弟兄们不要怕，随我捉拿刘旻，为大周立功！” 喊罢夹马向前，一彪人马紧随其后，不消多时，竟将冲出谷口的大股汉军撕开了一道豁口。 “赵先锋，潘某来也！”剑光闪处，又跃出一位铁甲将军，直扑汉营而去。此人是赵匡胤手下的偏将潘美。 随着几声怒喊，形势果然发生了变化，汉兵像被震慑了一样，眼瞅着几个不要命的周将横冲直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