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站在溜冰场门口，脚抖抖，啃啃大头菜。”
这话使我大为诧异，不禁更问道“啃大头菜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可以冒充啃鸭肫肝。”
谈了一会，他帮着我把铺盖打开。在对着门的地方有一个用土坯拦住的范围， 范围内铺有稻草，其上已有了两张铺。我便在旁边将铺盖铺好。不一会儿，大 伙收工回来。有人便和我打招呼。又看到有几个人跑了出去，在院子里商量什 么事。不久，有个人便进来对我说话了，先是寒喧一阵，接着言归正传，说晚 上要和我合被子睡觉。我说这可不行，我不习惯和人合睡一条被子。他马上露 出了凶相和我吵了起来，并且扬起拳头、摆起打架的阵势。我当然也做好应战 的架势。这时，大房间的笼头（34）过来劝架了，他假装听了一番我们的陈述， 然后貌似公正地批评我说
“大家都是苦兄，理应相互帮助嘛。”
我马上回答道“不错，理应相互帮助。但是我今天初来乍到，有这么多人没被子， 我也得看看谁好谁坏，看看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再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不 去找使你们没被盖的人，却欺负我新来的苦兄，是何道理？”
我一副拳大臂粗的样子，又说得对方无话可答。紧张的空气马上变得沉闷起来。 那笼头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原是个专业足球队员，在体委任职，却挂名在大中华 橡胶厂，算是个工人队的队员。他是因为偷废足球而被劳动教养的，能说会道， 一般说来也通情达理，所以在大房间很有威信。晚饭后，他带头唱起了电影流浪 者里的插曲，气氛立刻活跃起来。他们说这是集训队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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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海方言，意为玩耍。 33 上海方言，意为与女人调情。 34 笼中之头，指犯人中比较能镇得住大伙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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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篱笆外就有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俩是我在涛城分场时的朋友， 我曾帮过其中一个人一点小忙。他们也曾在大房间关过，由于他们打了招呼， 我的处境才缓和了。后来我才得知，那天这些人既说不过我，又未打成架，原 打算第二天偷盗我的眼镜以给我个下马威的。不过比较起来那天干部给的下马 威却要更有趣得多。
管理集训队的干部是杨队长，人很和气，讲道理，是白茅岭难得的好干部。在 工地上他并不多管。倒是一个外号胖头鱼的看门场员喜欢无事生非，这种情况 到处可见，真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也。我们那天的劳动是补收花生， 工地较分散。我和孙涌霖搭挡，我拿钉耙在前，他则在后蹲着捡。不一会，打 老远跑来一个干部，走到跟前，盯着我们看。半晌不开口，然后忽然冲着我问道
“你是新来的吗？”
“是的”我答道。
“你为什么偷吃花生？”
“你凭什么说我吃花生？”他于是转而对孙涌霖问
“你吃了没有？”面对着满地的花生壳，孙无言以对。于是这位张队长又朝着 我喝道：
“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只顾自己劳动，未朝后看。”
张队长想了一想，又问：
“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不是？”
“是的”。
“你在大学里学过哲学吗？”
“学过。”
“都学了些什么？”
面对着这种挑衅，我答道：
“学的都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
“那是最基本的。”
见我不再回话，他想了一想又发话道：
“那你知不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当然知道。”
“那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等不及我回答，他显然已经得意起来了，马上又问：
“你是那个大学的？”
“复旦大学。”
“你们复旦大学我去过。”
他显得有些得意洋洋
“你们的党委书记是谁？”。
“那时是杨西光，现在则我不知道。”
“你们的党委书记我认得！是咱们黄浦分局派去的。”
这时他更得意了。怀着压倒了大学生的喜悦，张大队长大踏步地走了。这就 是他给我的下马威。幸而他不直接管大房间，我没吃他多少苦头。然而，象 他这样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我在农场里并没有少见。大凡人们之间有差异就 会有矛盾，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愚民和穷人，反之则愚民和穷人仇视知识 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是错误的，但仇视则更错。一旦象张队长这样的人居然 有权管知识分子了，那知识分子就有了“原罪”非吃苦头不可。
大房间里的人一般为多次逃跑的，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能靠偷窃生活。 用他们的行话来说，扒手叫钳工，溜门撬窃叫搬运工，专事在火车上偷盗叫做 跑二条线，被捕进公安拘留所叫进了庙，如此等等。这些人的品质可想而知。 举一个例来说：有一次我隔壁小组里吃饭时闹了起来，原来那天值班分菜的人 向来分得不公平，总在自己碗里多分。于是有人看准了，在分罢后提出要和他 对调。这原是常有的事，不料前者吃着吃着却忽然大叫起来，原来他在调到手 的碗底竟吃出一条蛔虫。虽然有人帮着骂那分菜的人缺德，但大多数却哈哈大 笑，认为不足为奇。
尽管如此，但在干部眼里却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他们的逻辑是：这帮人固然是 社会的蛀虫，但不过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已。而所谓的反革命即思想犯则 是要将“社会主义”大厦推倒的人。由此得出我要比这些人坏得多的结论！这 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我在被关的二十一年中，始终处在被关人犯的最底层。利用 刑事犯罪分子来管理、欺凌思想犯是他们的一贯方针，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在他 们脑里，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事小，维持他们的统治权是真。 将思想犯看得比 刑事犯更坏却也并不是某些个别干部想得出来的，他们不过是秉承其上级的意 志鹦鹉学舌而已。正好象我一到农场就最熟悉的一句训辞“再不好好改造就送 你们去做肥料。”一样都是源出于他们的最高领导的。
生活在这帮人之中，特别是自己又被当局看得如此危险，他们还受到鼓励来欺 压你，日子本该是难过的。然而从我到大房间里的第一个回合来看，他们也并 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只是没有人和他们讲道理而已。他们本该受到感化和教 化，但并没有人感化和教化他们。大多数干部或至少当权的干部本身就不是有 品德的人，何况劳动教养政策规定的所谓教养本来就是空话。撇开我们这些纯 粹受迫害的人不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非缺乏为社会服务能力的人。如若他 们有工作做，就不至于危害社会。即使关了进来，如若能吃饱也不至于如此恶 劣。特别是那些孤儿，政府不满于基督教会对他们的收养，然而由民政局而公 安局，忽地被剥夺了做人基本的自由，整天繁重的劳动，满耳粗暴的训斥，他 们安得不跑？跑了以后又怎能不犯法？
所以，我与他们相处时，在生活上大度些，在劳动上卖力些，有事和他们说理。 日子就并不太难过去。有人说为什么劳动要卖力？我认为劳动本身就是对我们 的惩罚，并且用的是连坐式的集体惩罚。我们没有能力逃脱这种惩罚，那么你 少干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你的日子当然就难了。当然这决不等于放弃磨洋工 的机会，对于那种讨好性的卖力气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对他们说：
“强迫劳动嘛，不强迫当然就不劳动。”
春节前不久，右派队的陈咏春也关到大房间来了。陈当过户籍警，后来以调干 生的身份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被打为右派。在右派队时他不和我同小 组，为他们组的重点对象。我这才知道我的被关只是我们这些人被迫害的开头。 他们被一个个地批斗，强迫他们相互检举揭发。这时候可谓右派发生了大裂变。 自有一帮小人为虎作伥，吠声齐鸣。队长们以为有我在，会影响他们发动运动 的效果，故先把我关走了。其实他们是太抬举我了，我并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能 耐。这倒反而挑我在大房间里安安稳稳地过了一阵子。陈咏春来此也不吃苦， 他是个用功的人，反到有时间晚上就着自制的油灯练习写作了。
我既被关了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右派队动员“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然而因 为我平时接触交谈的人并不多，那些伥物也掌握不了我什么言论，所以无非是 些空头批判而已。却说有一个和我比较接近的大学生当时正探亲在沪，他写给 在农场的另一场员的信被干部拆看了，信中有称那张队长为张秃头的语句。他 得知此事，未免担心，假满回农场，正巧在运动高潮。为了逃避被批，他就大 量地检举我的言论。当时他的确逃过了这一关，可是几年以后当我再次被迫害 时，他反而被牵连而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他自己尝到了苦果，无需我再谴 责。我之所以不提名地写出这事来，是因为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在受到迫害时， 本该团结一致的人们却相互攻讦以求自保。这反映了人性的脆弱，抑或人格的 低下呢？在经历了如此多运动以后，人们对这种事看得实在太多了。实在令人 感慨万千。
集训队的安稳日子过了没多久，春暖时分，忽然一天我又被押回了白云山，单 独关在妇女队队长办公室旁的一间屋里。这房子一平排五间，我关在最东头的 一间，隔壁是管教队长的办公室，再过去是事务长办公室和仓库等。因为我不 听他们的约束，总站在窗口张望，他们先是派了一个人站在门外看着，管不了 我后，又不许人们走我窗前经过，后来不得不用土坯把窗户封了起来。他们将 我秘密地关在那里，似乎象怕人劫狱似的，十分可笑。我这样被关了月余，倒 并不感到单身牢房有什么可怕，只是有一天使我伤心极了。那天，场部的施助 理开门进来，递给我一小包食品，说：
“你爱人来过了，为了有利你的改造，我们考虑不让你们见面。这是她带给你 的东西。”
我默默地收下了东西，心里感到气愤非凡。“有利改造”这是什么屁话！我妻 子在寒、暑假中来农场接济过我多次，不但路途辛苦，有一次在涛城时回去还 因感染而得了肾盂肾炎，成了终生疾病。此次几个月不见我家信，本就着急， 不料还被拒之门外。这些号称改造人思想的恶棍竟然如此。若干年后我才得知， 当她来到山下铺后，虽未能见到我，但我的朋友黄建基和张亚新等还是冒险去 招待所见了她，给她以安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禁闭室闲得无聊，每天用一点方糖屑放在地上逗蚂蚁玩，又过了几天，用土 坯隔开的后半部房间里有了声响，又有人关进来了。等押送的人一走，我赶紧 敲墙打招呼，原来是陈咏春来了。这墙并不隔音，我们得以交谈。后来我们还 发现那土坯墙的顶上留有缝隙，足以传递书籍、纸条。我的单身牢房生活结束 了。
又过了不久，我被用卡车押解到了分流庙，那是农场内的拘留所，是监牢里的 监牢，则又是一番情形了。
第七章 分流庙拘留所
分流分场是白茅岭最北的分场，设有一个场内的拘留所，它的房子原来是座 庙，就叫分流庙，它也就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词了。这庙紧靠着公路的东边。沿公 路向北约十里路便是梅渚镇，隔水就是江苏省的社渚了。
分流庙很简陋，只有两幢房，中间隔个院子，院中有两棵五米高的大树。院子 的东边有个厢房，西面没厢房只是一堵墙。后面那幢原来菩萨住的房，现在被 分隔成一大三小四间牢房，前面是用毛竹做的栏杆和栏杆门，颇象古代的牢房。 厢房没有这样坚固的栏杆和栏杆门，只有一扇竹门，当然也挂着大锁，本来是 做仓库用的，现在也关着人，算是关重犯的特别牢房。前面那幢门厅，或原来 放些小菩萨如四大金刚之类的地方则隔成了好几间，做办公室，干部宿舍等之 用。
1963年夏，我被用卡车押来此地后，立刻就被关进了那间厢房。厢房的门是朝 西开在中间的，进门以后，只见对着门放着一张竹塌，塌上盘腿端坐着一位约 四十岁光景的、面色非常苍白的人。门的南端，则是地上铺的草席，席上朝里 拳曲着一个很污秽的身影。门的北面，地上也铺有席子，沿最北的墙则是个双 层的架子，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和从犯人处搜来的东西。室内的光线全 靠竹门上一个观察和送饭的小窗射入。其暗淡和阴森可想而知。门刚在我身后 哗拉一声关上时，忽地那拳着的人便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地用头顶着地把身体 弓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扑哧”连声地从鼻孔里喷出血来，同时满嘴地 吐泡沫。对门竹塌上的那位等门上了锁，押我来的人走了才睁开眼睛，和我打 了一个招呼，并指指地下的那人说：“不要紧的，他是个癫痫病人，一天要发 三、四次，发过就好的。”我回头一看果然他虽仍双目紧闭，但已慢慢地平息 下来。在他身边的三面墙壁和地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散发着阵阵腥气。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人（我如今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原是个无业游民，来农 场时本是场员，农场变成劳动教养场所后，他被安排在一个女劳教队里做厨子， 本以为他身高不满五尺，相貌丑陋，还是个瘌痢头，在女队里不会犯错误的。 谁知在饥荒年头他交了桃花运，就凭他的厨房地位，居然娶了一个据说颇有几 分姿色的女场员为妻。可惜他偷窃成性，在一次小偷小摸时人赃俱获后被捕， 又轻信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供出了其它赃物。于是在他住处床下搜出了用 竹筒装了埋在地下的许多钱。这样一来，一方面根据赃款数额被判了五年刑； 另一方面本来一贯受他欺凌的老婆发觉他竟到手了这么多钱，而又瞒着她从未 一同享用过，一气之下提出要和他离婚。他经不起这双重打击，马上就旧病复 发瘫倒了；在思想行为上也一变积极汇报的往态，大骂共产党骗了他，说坦白 其实是自杀。他当时关在这间成为拘留所内的禁闭室的仓库里一则是因为这病 无法住在拥挤的监房里，二则也是在等着送往劳改队里去。
那位同房间的人名叫蔡康定，即使关在牢里仍然服装整洁，有一次我按当时的 习俗穿毛服不钮扣子，他批评说“这又不是西装！”我听了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的确，他遇事说话谦谦然有君子之风。
在我谈过了我“案情”后，他的故事也就一一为我说来了。他是40年代上海圣 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商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会计。49年后被留用下来。 58年也在运动中被劳动教养，总算他不久就脱帽当上了场员。我想，他大概是 修养到家，有办法忍耐，不与队长顶顶撞撞，或许是碰上了不太凶恶的队长， 总之，他被安排在分流分场的一个女队里当统计员，也兼管厨房的账目。那儿 的一个队长与某个女劳教有染，他也都看在眼里。后来那队长调离到另一个队 去了，这暧昧关系当然也难以维持。但那队长倒还是个有情感的人，常到女队 的统计员处坐坐，通过蔡康定每个月贴给那女的五元钱用。当然他和蔡之间也 就话匣子常开了，不免透露出许多内部消息，例如，他就预先知道了右派要集 中，知道了些场员出场的条件，也知道一些干部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