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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到我自己，关了约一个月后便开始提审，第一审是他们八个所谓公、检、 法的人同时出场的，其中我认出一个叫姜百清的农场干部，当时是农场中的造反派人 物，从他的外号“讲不清”也可见其为人了。那年头公安、检察和法院三个理应相互 独立的机构竟然可由同一个人代表，其法制的荡然无存亦可想而知了。我在第一审中 重申了在放马场拘留所的话，断然否认有任何罪行。他们中的一个女的沉不住气大叫， 骂我嚣张。
后来主要由八个人中的两个为首的提审我，在当时的形势和制度下，任何人都无 法避免要说自己的历史，他要求你详谈过去的经历而算计着如何找出可害你的问题。 直到翻来覆去问得无可再问了才逼他们提问。这种审讯方法从前面黄某的故事中就可看 到。是和现代化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完全违背的。
最后他们摊牌问我的问题还是当年的老一套，什么逃国外、打游击、小集团之 类，而加出的一项是更莫名其妙的。
问：“你什么时候解除劳动教养的？”
答：“1966年初。”
问：“为什么你会解除劳动教养？”
答：“是你们给我解除的，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问：“有什么人事前暗示你将要解除劳动教养？”
答：“不可能有此事。”
实际上我为什么会有机会在劳教期内探亲？为什么会解除劳教这帮人也不知 道。我从提审的问话中体会到这案件是农场中两派斗争的产物，造反派力图制造 “走资派”即原农场头儿们的罪状。构造出了当年白茅岭右派队中有一大反革命 集团案被“走资派”包庇的假案。如果我们挺不住而屈打成招，那末今天我也写 不成回忆了。
然后就诱我上当承认有反动言论，有一次居然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叠纸说：
“这是黄建基检举你的材料，你不说也不行。”
我说：“我也许记不得了，但我相信黄不至于瞎说，那你们就拿来我签名 吧。”为此事，黄被戴了半个月手铐，逼他检举我说
“为什么李某如此信任你？”这也算他的错吗？人不可以被信任吗？
还有可笑的是忽然把我们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然后还推推搡搡把唐焕新推 了进来，我们知道唐也成了此案的牺牲品。人齐了，忽然那干部开始朗读毛的文 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令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念，念 了许多遍，这又不是咒语，我们也和杜聿明、南京政府完全是两码事，这真叫人 啼笑皆非。
又有一天上午，我被那农场的姜百清叫去提审，那是一间大屋子，我背 对着门，被锁在椅子上后，只见那姜百清坐在提审席上咬牙切齿地朝我怒视了 好久，然后忽然一拍桌子怒吼道：
“你只承认这些，叫我们怎么判你！”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凭什么非判不可。”
他于是恼羞成怒走了下来对着我就打了一个耳光，我马上指着墙上的标语 大叫：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躲在门外从观察孔向内看的几个上海公检法 的提审员从我背后走了过来，喝道“不许胡说，谁打你了。”我指着地上被打碎的 眼镜说：
“没人打眼镜会碎吗？”他们不理我却将眼镜拿去，押我回到监房去了。
下午，我被叫到楼梯拐弯处的一间小屋里，主提审员和颜悦色地将修好的 眼镜交给我（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打电话叫我妻去修的，而她那时也被学校关在 私设的牢房，即所谓的牛棚里许久，要诈她说出不利于我的事来。）然后对我说：
“你不要叫冤枉，本来在你的档案里有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我们都替 你澄清了。这不很好吗，关这几天弄清了这么大的问题不是很上算吗？谁让你要 当头头呢，许多事都是别人的，例如明明是别人要逃跑又怎么也扯到你头上了呢。 现在我们帮你把问题都搞清楚了，你出去以后交朋友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再见 到你。”总之他对我好言安慰一番。
又过了半月，忽然我们又都被用一辆中吉普押回了农场，仍在放马场拘 “留所关起来。我被关在一间大房间里和两个逃跑的在一起，他们几位则分关 各牢房，仍互不能见面。关了又有约半月，忽然一天把我们押到总场，总场正 要开大会，会场气氛紧张，我们在一间小房间里被绑了起来，我是被特别地五 花大绑的，还在颈上套了一个细绳圈，将我们押到大会的戏台上，每人被两个 人在后面抓着手臂，我后面的人还将一只手握着那绳圈，那是防止我可能会高 声喊”反动口号“用的。这是那时对将要被枪决的人的一种待遇。
这里我要谈到一种非常荒诞、可笑的现象。我想这是由于长期统治造 成的民智低下而形成的。它会把象前文提到的，白求恩显灵和贫下中农出身这 样极不融洽的事联系起来。这里我要说的是喊口号的现象。我亲眼看到许多人 在被毒打之时高呼“共产党万岁”一类的口号。但难道他不知道毒打他的正是 共产党吗？而最妙的是此时打手却怒斥之为喊反动口号！文革时，毛的侄子毛 远新在东北为王，就是为了害怕这样的口号而下令残酷地将张志新等三十余人 在枪杀前割断喉管的。
我当然不可能喊这样的口号，也不必去喊相反的口号找死。他们的这根小 麻绳是多此一举的了。
我环顾台下地上坐着的那些可怜的场员，大都表情漠然，有气无力地跟着 举手呼口号。台上居然也一本正经地坐着一排干部，我不记得他们说些什么了， 只要听听口号就可知其可笑程度。除了什么“严惩反革命分子”之类外还大叫 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等，似乎打倒 了我们才保卫了毛泽东，真可太抬举我们了。然后一个个地读判决书宣判，黄建 基、王令康判管制，张亚新判三年，唐焕新判五年，姚福申判七年。我是最后一 个被宣判的，判了十二年。
判完以后，在口号声中我们被押回房间，解去了绳子，各发了一张判决书。 判决书只有四行字，所列罪行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 度，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污蔑了什么呢？那时的文字是一律不能写的， 这叫做“防扩散言论”不但不能写，甚至在审讯中也不能重复，因为是有毒的。 好象一说就象咒语一样，伟大无比，威力无比的毛泽东就会受到损害了。然后 “为了保卫…”云云好象我们真是了不得的国事犯，最后“依法判决有期徒刑 十二年。”依的是什么法？法的第几条第几款？这是一字不提的。他们的“法” 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不公开的。这些“法”是以文件的方式在他们内部传递的。 毛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既是策略岂能让人知道！
判刑以后我心情感到很轻松，外人也许难以理解，这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在 监狱里多年了，而白茅岭又实在太可恨，无论如何得以换一个环境也没有什么不 好。至于判几年根本都是一样的，整个国家的形势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我 庆幸可以离开白茅岭，特别因为刑期长，也许新的地方受这样冤枉的人会少些 （这一点，不久就被证明我是错了。）我倒可不至于又成为重点，被那些无缘无 故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视为眼中钉了。他们三人也没有一个有沮丧的表现，我们 对在这个制度下自己的前途都看得很透彻。
当天我们就被送回上海，又在思南路拘留所关了一夜，次日被送往上海 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进了三重大铁门便是监狱大院。这里面有十座牢房， 其中一到八是五层的建筑，是内部和思南路拘留所一样的牢房，九号监是比 较新一些的建筑，是女牢，而十号监则是一座高层的监狱医院。在围墙以外 可见到的另一高层建筑则是一个监狱工厂。
我们被送到三号监的二楼，这是关反革命犯的地方。我们四个人有幸能关 在一间牢房里过了约一个多月。
监狱的每一层叫一个楼面，有一个楼面队长负责管理。另有一个事务犯负 责登记等杂务工作，这事务犯往往是有些特别关系的犯人。底层的事务犯是总 事务犯，还有医务犯和一批劳役犯也关在底层，他们每三人一间牢房，每天的 工作是送三顿饭和打扫等。这里不如思南路的是：送饭上楼没有电梯，一个人 将装有三十个腰状饭盒的大木盘放在背上驮上楼可并不容易，特别是送早上的 稀粥，每份约有三斤重。有个别的劳役犯还竟然有本事在半楼梯没人见的地方， 用托着盘的手眼睛不看地从饭盒里偷菜吃。打扫也不容易，监狱的玻璃窗可谓 最干净的了，每天都要擦，而且一批人在前面擦一批人在后面检查，甚至于用 嘴哈了气去查看玻璃擦亮的程度。劳动之余则要坐在那里“学习”。
虽然如此，做劳役犯还是令人羡慕的，首先他们吃劳动饭，其次在不到四平 方米的牢房里关四个人和三个人就大不一样了。你可以想象这牢房只有一只小的 双人床宽度，只是比床长了一些，还要在里角放一只马桶，由于作为床的木板高 出水泥地十几公分而还需在前面让出一段水泥地做开铁门之用，这一块地方就只 能放脱下来的鞋子而不能睡觉。四个人睡时不仅头脚交叉还只能同时翻身，三个 人睡就比较好多了。由于在底层，走廊上不再有栏杆围着的孔，也宽敞得多，可 以坐在长凳上学习，腿脚有伸展的余地。
二楼是新收犯的地方，管理较松。然而我进去的第二天下午就被叫去问 话。原来我在倒马桶开门的当口和隔壁牢房的一个人靠在栏杆上说了几句话， 那人是我在思南路拘留所看到过的，他比我早一小时送到市监狱，犯人号为 7301而我的为7302，于是就有人去汇报说两个同案犯在串联了。可见即使到 了这种地方，而且初来乍到之时，那为虎作伥的人还不少呢。
但我们还是敢交谈的，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要十六年以上刑期才算大刑 犯，关在一号监。我们这里的犯人几乎都谈不上有什么罪，其实在那个年头 那有什么反革命？还不全都是冤狱，即使大刑犯也如此，这在以后我住监狱 医院碰到人时才更清楚。
不久二楼近一百间牢房就关满了，于是重新编组，我们去了三楼，四个老 朋友都被分开了。三楼每四个牢房算一个小组，每日上、下午都要开铁门坐 在走廊地上学习。我隔壁牢房里有一位葛沪生，原是复旦化学系的助教，被 上了铐。文革后的上铐方式和我在分流庙戴铐时大不相同了。行话叫穿心铐， 即将两个铐圈互相穿过而使铐圈间的一个链条圈不起作用，这样一来，铐得 两手完全不能动弹，加之总是用后铐，因此吃饭，如厕都不行。便令另一同 监犯照管他，这同监犯也求之不得，因为可以吃劳动饭。但碰到可恶的同监 犯则有的并不喂饭，仅将饭朝洗脸盆里一倒，要被铐的人象猫、狗一样俯下 身去单用嘴吃，至于大解时更不帮助清洁了。被铐的人也完全不可能换衣服， 一铐就是几个月，铐子紧得嵌入肉里，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被铐过的人都免不 了留下犹如断手再植般的伤疤。那位葛沪生就被铐了好几个月，他很勇敢，只 是为了很小的事受此苦刑，却从不肯低头认错。可惜我不可能与他谈话，只能 以目示意表示同情与敬意而已。
这样的铐法还不算厉害的，还有一种叫扁担铐，是将一条手臂从肩上弯到 后背去与另一只从下面拗上去的手在背后铐起来。而最厉害的是猪猡铐，我没 有亲眼看到那惨状，据说是将脑袋弯下塞在两大腿之间，把人铐成一个团子。
另一隔壁牢房里有一位潘宗岳，一谈之下他还是我老师王恒守的朋友，他原 是上海煤矿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和王先生一样也是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发 言成了右派的，成了右派后被送劳动教养，在劳改四队即上海电焊机厂劳教。在 劳动教养期间倒没吃大苦，可是文革时也被判了十二年刑。在狱内他天天用心读 报，抄写报上登的吹嘘建国二十年成绩的标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写心得体 会报告队长以期得到好感，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忽然问我第一宇宙速度 是多少，我说你算一算不就得了吗，他大为奇怪，原来他还以为那是个算不出的 常数呢。我教会了他后他对我更是佩服了。
可是不久他就被隔离不许出监房一步，也不让他参加学习了。原来他 涉嫌一个监狱内的反革命集团案。这事说来也很可笑，我刚进监狱时的总事 务犯名叫吕海琛，是个歌唱演员，那时劳役犯中有一批演员，劳动之余一直 在排练节目为狱内演出之用。有一天起忽然都取消了排练，紧张地批斗起来。 原来事务犯和劳役犯比较而言可以到处走动。这时狱内关了一个二十几岁的 青年人叫陈忠人，据称是陈洁如的外孙，故自称蒋介石是他外公。于是有一 大批人围着他转。这些人学术有限，也只可能读过些解放后出版的书如列宁、 普列汉诺夫的书等，所以口口声声“我们自由民主党人”云云。被人检举后 胡言乱语招供出越狱计划等等，荒谬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军登 陆时该如何在监狱屋顶做标记以防空袭，如何越狱前去迎接等等。
监狱内为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案子大张旗鼓地紧张了许多个月，几乎每 个小组都要批斗各种各样的反改造分子。
我所在的小组四个监房共十六个人。掌握犯即小组长原是虹口公安分局预 审科的科长，因为强奸女犯而被判刑的。此人非常凶狠恶劣，却是队长面前的 红人。组内被批斗的是一位文弱老者，他早先在《字林西报》社工作，已赋闲多 年，因为在公园里说话不谨慎而成了反革命犯。来此后仍以赤子之心待人，说话 毫不注意，对同监房的人说：“中国的真正敌人是一狼一虎，狼就是东方的日本， 因为他们的人名都是什么郎，虎则是北方名字都是什么夫的苏俄。你们看，现在 中苏边界紧张了，不久就要世界大战…，我是老观察家了，看问题不会错…。”
这话被同监的人检举，于是被批斗，原小组批斗不力，又被隔离到我隔壁 的房间与掌握犯和记录犯同住。每天他被命令站着挨批，那掌握犯想方设法地用 话侮辱他，指使记录犯用鞋底打他耳光。我和另一位交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苏慰 慈则一有机会就长篇发言，大谈祖国科技成果假装“教育”他，使他有喘息的机 会。
由于我们装书呆子发言，掌握犯也奈何我们不得。再说批来批去也就是这末 几句话。掌握犯除了拿他开心，发泄其虐待狂外也无事可做。有一次我们两瞎吹 得热闹，他不甘心我们主导了会的方向，在苏慰慈说上海地下工程如何固若金汤 时，便插嘴胡吹他也去过那从市区通达机场的地道，连飞机也从地道里飞来飞去 云云。总之，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当然，队长是他过去的同僚，他们的观点是罗 瑞卿所谓“中国除了解放军外，就是我们的天下。”即便他成了阶下之囚也是 “人民内部矛盾”。怎能不比我们这些“敌人”高明呢。我之所以要说起这点不 值一提的事，是因为二十年中我见到的这类刑事犯罪分子太多了。他们被安排来 管理我们，被怂恿来折磨我们。他们愈是无知却按毛的理论愈比读过书的人高明。 愈表现得对知识分子憎恨愈显得其“阶级觉悟”好。思想犯在监狱里一不小心被 队长看中了要找你麻烦，则不但天天受这种人的欺凌，而这种人还有一些知识分 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