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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多尔衮大权在握，他将小南城的摄政王府变成了第二朝廷，每天召集百官来府议事，然后再将已决之议拿到朝廷去走个过场。后来他嫌跑来跑去太麻烦，干脆将皇帝发布谕旨的玉玺搬回府中。
清初诗人吴伟业曾有诗句说摄政七年的多尔衮是“七载金縢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金縢”，指皇家的文件柜，“南城”，即是小南城的摄政王府（今南池子普度寺）。小南城，又称南宫，是明代的一处宫苑，曾与西苑、三海并称“东苑”，以环境幽雅、宫室华丽著称。据当时人杨义说：“多尔衮王府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可见睿王府的宏伟壮丽。
顺治皇帝渐渐懂事了，对多尔衮独断专行越来越不满，这为多尔衮死后不久即身败名裂埋下了祸根。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直到他死后，工程才告停顿。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在喀喇城打猎时坠马受伤，病重而死，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多尔衮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葬于北京东直门外。因其早年排位为“九贝勒”，所以坟墓被称为“九王坟”（今工体北路新中街。1959年，为安置因“十大建筑”工程而搬迁的居民，政府建设了新中街小区，九王坟在那个时候被拆除）。
多尔衮按皇帝规格下葬后才两个月，一直饱受压抑、性格偏执的顺治皇帝（时年十四岁）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宣称多尔衮犯有独擅威权、妄自尊大、挟制皇上、图谋篡逆等重罪，将多尔衮追夺王位，没收家产，掘棺鞭尸，捣毁坟墓。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文】是统治【‘人】阶级内【‘书】部矛盾【‘屋】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久已废弃的多尔衮王府被改建为“玛哈噶喇庙”，隶属于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注：玛哈噶喇是藏传佛教中的大护法神。）
迟至一百年后，乾隆皇帝当政。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满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又下令将玛哈噶喇庙翻修扩建，改名为“普度寺”，昔日摄政王府大殿被改建为“慈济殿”。
现存的普度寺慈济殿，面阔七间，黑色琉璃瓦绿剪边歇山殿顶，前出抱厦三间。普度寺整体院落都建在三米多高的城砖台座上，显示着昔日王府不凡的气度。
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因此有传说豪格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多尔衮是为了得到豪格的福晋才构陷豪格下狱）、朝鲜李氏（朝鲜公主），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朝鲜公主），前后共有六妻四妾，却只生有一个女儿，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东莪格格被送与信亲王多尼（多铎长子）抚养，以后命运不详。多尔衮的养子多尔博其实是弟弟多铎的儿子，多尔衮倒台后归宗。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太后下嫁多尔衮”的故事是所谓四大“清宫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之死、乾隆身世——之首。《清史稿·孝庄传》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太后病重，对康熙说：“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营建昭西陵，安葬孝庄太后，未与皇太极合葬，后人由此推断太后已经下嫁多尔衮，所以不便再同皇太极合葬。
诸多野史传奇还将“太后下嫁多尔衮”的故事，渲染得比“庄妃色诱洪承畴”的故事，更加离奇，更加云里雾里。“太后下嫁多尔衮”的传奇故事，版本之多，是“庄妃色诱洪承畴”传奇故事无法比及的。今天的影视剧更是推波助澜，极尽夸张，“太后下嫁”已经成了至今争论不休的历史疑案。
在笔者看来，历史上的庄妃和多尔衮都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身系着大清王朝的命运，他们之间是否有着缠绵悱恻的爱情已经难以揣测，但高明的政治家是绝不会因为情感而丧失理智的。
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
楔子
公元1644年，是甲申年，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我们可以说是明崇祯十七年，也可以说是顺治元年，甚至可以说是李自成大顺国永昌元年，总而言之，那是非常混乱的一年。在改朝换代的夹缝中，某些人也许会说一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似乎历史的走向就在他们的手中决定，然而，在逐鹿中原的争斗中，那只“鹿”就是老百姓，受苦的仍然是老百姓，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了的一些地区性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五个政权加起来前后共历十八年（1644年～1662年）。这段时间通称为南明。
其中弘光、隆武政权和鲁王监国三个政权都只存活了一年，绍武政权仅存四十一天。而永历政权之所以存在了十六年，是因为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关系较浅，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后来满清平定西南，全靠降将之力，所以事定之后，满清并不能直接统治，于是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三藩。
南宋偏安一隅，却支撑了152年。而当时南明弘光政权初建时的状况，远胜于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时南宋的形势。1644年，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对满清和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不但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南京及周围地区还是明朝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人辈出，江南一带当时汇聚着大量东林和复社名士，其中不乏治国安邦的人才。天时，地利，人和，哪样都不缺少。
然而，往事南朝一梦多，兴亡转瞬闹秋虫。历史却在瞬间改写。
重新翻开南明史，发现确实是华夏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腐败，背叛，内讧……这个民族最悲哀的种种，似乎都在那个年度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令千古以下的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
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
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
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
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
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
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
这是孔尚任在他的名著《桃花扇》中所描绘南明政权花天酒地的腐朽情形。
南明史，是中华民族最应该铭记的历史，因为“时穷节乃见”，节见后更有不同的表现。
第一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弘光政权
【一 鸳鸯袖里握兵符】
1644年初，农民军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闯，南北的交通遭到了严重破坏。北方的难民把瘟疫、惊慌、敌探和关于北方情况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带到南方，但没有人知道这些消息的准确性。
1644年三月初，崇祯皇帝曾下诏天下勤王。但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二十一天后，南京手握重兵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仍未发兵。
针对史可法不奉诏进京勤王的表现，我们先讲一讲秦良玉的故事。我们选在本篇中来讲秦良玉的故事，是希望能在本篇令人扼腕的叹息中有一抹亮色。
张献忠杀人如麻，连李自成也不放在眼里，生平独独畏惧秦良玉。这位令连天都不怕的张献忠忌惮的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与传说中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不同，秦良玉的事迹确有其事。
秦良玉，忠州人。秦家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川忠州城西乐天镇郊的鸣玉溪畔，这里山环水绕，地势雄奇，风光峻秀。秦良玉的父亲秦葵饱读诗书，见多识广，“丁乱世，喜谈兵”，从小培养孩子们学习文韬武略，勉励他们长大后“执干戈，以卫社稷”。秦良玉有兄弟三人，良玉居于第三，上有哥哥邦屏，邦翰，下有弟弟民屏。父亲尤其钟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习兵自卫，以免在兵火战乱中“徒为寇鱼肉”。因而秦良玉自幼除了课章句，学经史外，还得以和兄弟一起随父习武。她不但学得一身骑射击刺的过人武艺，而且熟读兵史，精于谋略，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秦葵曾经感慨地说：“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但秦良玉并不因为自己是女儿家而感到自卑，她少怀大志，经常用历史上爱国名将、民族英雄的业绩激励自己，她豪迈地表示：“使儿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刚满二十岁的秦良玉嫁给了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为妻。马千乘是东汉名将伏波将军之后，英俊严毅，“整莅军伍，莫不股栗”。他祖籍是陕西抚风，因祖上建立了战功，被封为石砫宣抚使，官职世代沿袭，最后传到了马千乘身上。
马千乘十分爱慕、敬重秦良玉，夫妻相敬如宾，就连治军用兵方面的事宜也常和她商议。石砫属忠州，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本非用兵重地，但秦良玉向丈夫提出“男儿当求树勋万里，奚用坐守为？”她立足于为国报效的远大眼光，协助丈夫精心简练士卒。几年时间，她就帮着丈夫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白杆兵”。
这种白杆长矛是秦良玉根据当地的地势特点而创制的武器，它用结实的白木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必要时，数十杆长矛钩环相接，便可作为越山攀墙的工具，悬崖峭壁瞬间可攀，非常适宜于山地作战。马千乘就靠着这支数千人马的白杆兵，威镇周遭四方，使石砫一带长年太平无事。
明史中记录说：“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播州（现贵州省遵义一带）宣抚使杨应龙连同当地九个生苗部落举旗反叛。明朝廷派遣李化龙总督四川、贵州、湖广各路地方军，合力进剿叛匪，马千乘与秦良玉率领三千白杆兵也在其中。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秦良玉初次参加大战，立下汗马功劳，除受到重奖外，“女将军”的英名开始远播四方。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马千乘染上了暑疫，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明朝派来监军的太监邱乘云，被邱乘云诬陷投入狱中。在狱中得不到治疗调养，马千乘病重而死。
马千乘死后，朝廷觉得他并无大罪，所以仍保留了他家石砫宣抚史的世袭职位。而这时马千乘的二子马祥麟年龄尚幼，朝廷鉴于秦良玉作战有功，文武兼长，所以授命她继任了丈夫的官职。从此秦良玉卸裙钗、易冠带。侍女卫队皆戎装雄服，南征北讨，声威远震。
秦良玉得掌兵柄之日，正值女真族崛起于东北，对明廷构成严重威胁。此时满人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以努尔哈赤为帝，公然向大明边境挑衅。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大败于萨尔浒，举朝震惊，辽东官兵“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装死苟活，不肯出战”。朝庭急调永顺、保靖、石砫、酉阳等土司兵赴辽救援。秦良玉此时已经四十六岁了，仍然亲自率领三千白杆兵，连同自己的哥哥、弟弟、儿子，兼程北上卫边。
天启元年（1621年）白杆兵和酉阳土司配合明军，渡浑河与清兵血战。是役虽因寡不敌众，秦良玉的大哥邦屏阵亡，未能取胜，但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杀敌数千，重创清兵，被誉为“辽左用兵来第一血战”。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曾经评说此战：“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
浑河血战之后秦良玉立即遣使入都，赶制一千五百件冬衣抚恤士卒，整顿余部，自己则新率三千精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