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方且为内降，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数十年来，以门户杀天下几许正人，犹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气，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辙将复见于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诚能建中立极，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仁以育天下，义以正万民，自朝廷达乎四海，莫非仁义之化，陛下已一旦跻于尧、舜矣。
读罢，崇祯帝将奏章推置一旁，对王承恩笑道：“这刘宗周确实迂阔，然而观其字里行间，却也是一片忠心呵。”
王承恩也在一旁陪着笑称是。
崇祯帝自继位后，先后起用东林党人原内阁首辅韩爌、刑部尚书乔允升、副都御史曹于汴等，准备励精图治，中兴圣朝。然而他苦于朝廷内部结党纷争，倾轧不已。
他的这种感觉是自去年十一月诏令廷推阁臣的风波而来的。
崇祯帝原来最重看的大臣是礼部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
此二人都是属于善于揣摩人意的老奸巨猾之辈，向来不为言官所容。
有一次锦州兵变，袁崇焕疏请发饷。崇祯帝召问诸大臣。大家都请内帑充饷。唯有周延儒上前奏道：“皇上，山海关门原来是为了防敌，现在还用于防兵。宁远兵哗给饷，锦州兵哗也给饷，各边效尤，饷从何来？”崇祯帝大有同感，于是问道：“爱卿以为如何？”周延儒道：“事态紧急，不得不发，但应当寻求长远之策。”崇祯帝高兴地说：“爱卿所言甚是。”于是降旨斥责群臣。
过了几天，崇祯帝再次召问。周延儒道：“兵饷莫如粮食。山海关积粮又不缺，缺银子，为何要哗变？岂知不是骄兵借机来要挟袁崇焕呢？”崇祯帝正怀疑及此，闻言又高兴地道：“爱卿所言有理。”从此更加看重周延儒。
崇祯帝天生一副脾气，越受人攻击者他反倒越予同情，认为此人忠直不善于结党营私，故而才处处遭人攻击。因此他心下阁臣人选中已经有周延儒、温体仁的名字在内了。
然而他翻看廷臣呈上的廷推人选名单中，却是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他几乎怀疑自己看错了眼睛了，再将名单细念一遍：
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
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在上面，惟独没有温体仁和周延儒二人在内。
他的眉头不禁皱成了一团，暗道：“这些朝臣，着实可恶，廷推所举荐者莫非都是私人？”
他心下不悦，便将此事暂搁置一旁。
这边温体仁、周延儒二人也因不在廷推之列而愤愤不平。温体仁看崇祯帝不过问廷推之事，料他对此不满意，趁机上疏道：“钱谦益在为考官时，曾关节受贿，不应当列入阁臣人选。”
原来天启元年，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时，有叫金保元、徐时敏的奸人骗举子钱千秋，用俚俗诗“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别置七道制义题结尾。钱千秋本能文，同考官荐拟第二，钱谦益改置于第四。钱千秋知道被骗后，与二人争吵。此事传到京师，给事中顾其人于是上疏揭发。钱谦益惶恐，于是上疏弹劾金保元、徐时敏与钱千秋。结果，钱谦益罚夺俸，金保元、徐时敏二奸处死，钱千秋则遇赦释归。
此事已过去好久，诸人都已忘了。谁知温体仁竟将此陈年往事抖露出来，崇祯帝果然心有所动。
第二天，崇祯帝便在文华殿召见内阁、六部、六科及都察院官员，命温体仁、钱谦益都来参加。
温体仁满怀忿恨，乘此机会倾倒而出，然后奏道：“臣之职份本非言官，不可言事；会推时又不给与，应当避嫌不言才对。但国家大事，社稷安危所系。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言者，臣不忍见陛下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
钱谦益先前只道入阁之事胸有成竹，一直保持着谦恭的笑容。至此方知被人暗捅了一刀，不禁愕然，一时手足无措。
崇祯帝早就怀疑朝臣结党营私，闻温体仁言，于是点头称善。众大臣纷纷为钱谦益排解，称他无罪。
吏科给事中章允儒出列奏道：“温体仁热衷于挑剔。如钱谦益犯法当纠，何以直到今日？”
温体仁道：“此前钱谦益所任都为闲官，现在纠他，正为朝廷谨慎用人而已。章允儒为他讲话，这就是真党。”
章允儒驳斥道：“结党之说，不过是小人用来陷害君子之计。天启朝可为镜鉴。”
崇祯帝大怒，命礼部进钱千秋应试之卷。
不多时，钱千秋试卷送到。
崇祯帝一边翻阅，一边斥责钱谦益。
钱谦益不由自主，惶恐伏地认罪。
崇祯帝仰天叹道：“朕几乎误了大事。”
当即下诏将章允儒下诏狱，并切责诸大臣误事。
周延儒乘机面奏道：“会推名单虽然公正，但主持者仅一二人，其余人都不敢言。即使言，徒取其祸而已。况且钱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再问诸臣。”
此言无异于火上添油，崇祯帝当天即罢钱谦益官职，命议罪，判以杖刑，输银赎罪。章允儒和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皆坐钱谦益党，降谪有差。钱千秋再次被逮捕，戴重刑具死。
从此崇祯帝对东林党人失去信任，而温体仁、周延儒之流得以受到倚重。廷推阁臣之事便也不了了之。到了第二个月初十，前大学士韩爌还朝时，内阁便只有他一个人了。
四
刘宗周自今夏北上。途经杭州，会友人讲学于先觉祠。其间曾致书浙江巡抚陆完学，请建高攀龙、魏大中父子、黄尊素、周宗建五君子祠于西湖。因为高攀龙曾倡学于浙江，周宗建曾任职浙江，而另三人则都为浙人。然而意见得不到采纳。
九月到了京师之后，对于温体仁、周延儒之辈深恶痛绝，多次上疏论事，忠火耿耿。在任间，他严于律法，政令一新，豪贵为之敛迹不敢欺民。爱民如子，对单丁下户尤其照顾，京师老百姓称他为“刘顺天”。
此时，东北建州女真在辽东崛起后，越闹越盛。老汗王努尔哈赤自天启六年攻宁远为袁崇焕所败后，郁郁而死。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次年改元天聪，改女真族名为满洲，率兵继续骚扰边境。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在诸兄弟中最为剽悍英武，自二十岁即随父东征西战，威振辽东。
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七日，金军兵分三路，绕道攻入关内。二十八日，围困蓟州。不久又攻克遵化、三河、临顺、义城，一路势如破竹，进逼通州，渡河垒营于城北。京师为之戒严。
以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的明将袁崇焕闻警，急率大军入关勤王。袁崇焕长期与金军相抗，为后金一大劲敌，皇太极深为忌惮。然而他此前却因擅杀驻守皮岛的大将毛文龙而受到朝臣批评，这次竟然又让金军突破防线攻入关心直抵京畿，其咎在所难辞。崇祯帝惶然失措之余，岂不转惊为怒？
十二月初一，崇祯帝在皇极殿平台召见袁崇焕，借故将他下锦衣卫诏狱。
原来，袁崇焕在城东南隅扎营，竖立栅木以守，与金军相持。皇太极见一时难以取胜，便想了一个反间计。
金军抓获了两名太监，令副将高鸿中等看守。他却暗地指使高鸿中等故意在此两名太监面作耳语道：“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大事马上可成了。”
此时其中一名太监正躺在地上，偷听到此话，便暗记在心。不久，他“寻”到一个机会，便偷偷逃出，跑回来后便将所听到的“消息”告诉给崇祯帝。
崇祯帝初时因袁崇焕擅斩毛文龙一事耿耿于怀，听到这话，竟然深信不疑。于是再召袁崇焕及祖大寿于平台，责问袁崇焕为何擅杀毛文龙，又指责他援兵逗留，下诏绑付诏狱。次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罪名磔于市，边事自此无人足以胜任。
十二月初十，各路援军纷纷战败。崇祯帝心里烦恼，便不上朝视事，奏章多留中不报。传旨办布囊领八百，太监们争先献马骡，又下诏令百官献马。
群臣至此，议论纷纷，人心不稳，刘宗周道：“此必有人用迁都来打动圣上。”
于是至午门叩头上疏谏道：“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
他俯伏待报，自晨迄暮，得内侍传旨方才退出。献马之事遂罢。
刘宗周回到衙内，有僚属禀报道：“遵化既克，一时遵化难民逃到京师者数以千计。似此如何安置？”
刘宗周道：“民心一失，何持以守。”
于是分遣僚佐出城，加以安置。供应饭粥以养老弱病残之民，严厉推行保甲之法，一时人心稍安。
此年值“土木之变”三甲子⑤，刘宗周召集京城与属县各乡大夫、文学士及父老子弟于城隍庙，设于谦牌位，撰文以祭。
文曰：
昔公当己巳之变，只手擎天，屹如山岳。其大者在首遏徐有贞南幸之议，以定人心，卒能倡千古未有之局，挈乾坤而再造，洗日月以重明。迨甲子三易，复为己巳，不减当年我公在事之日。今日之事，其自宗周等而下，守土诸臣有不心公之心、洒公之血、与城为存亡者，公殛之。其大小文武臣工及于耆老、士、庶人有心公之心、洒公之血、与城为存亡者，公殛之。其内自禁旅臣以下有不心公之心、洒公之血、与城为存记者，公殛之。
刘宗周在设祭典礼上慷慨陈词，涕泪俱下。然后又刻行祭文，遍递内外各衙门，一时民心为之一转。
十二月廿七日，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在此前后，京师情势危急，人心惶惶，有囚犯刘仲企等一百七十余人乘乱在狱内发动暴乱，破械而出，准备逾城逃跑，后被捉获。
崇祯帝闻知大怒，将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人逮捕下狱论罪。后本论绞死，因年老减死，发配边远充军。
乔允升事刚过去，大学士韩爌又因为袁崇焕座主受到牵累，称病求去。不久，左都御史曹于汴复遭奸臣排挤求去。左谕德文震孟也挂冠而去。
六月初四，左副都御史易应昌因曾为乔允升辩解鸣冤，再遭奸党攻击，被崇祯帝下诏打入天牢。
刘宗周于是又上疏道：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当宜平。陛下以重典绳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一切诖误，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伤国体者，无如诏狱。副都御史易应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诏狱，且宽应昌，则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节节追呼，闾阎困敝，贪吏益大为民厉。贵州巡按苏琰以行李被讦于监司。巡方黩货，何问下吏？吸膏吮脂之辈，接迹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饷，并严饬官方，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辅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辅，率由特简。亦愿体一人好生之心，毋驱除异己，构朝士以大狱，结国家朋党之祸；毋宠利居成功，导人主以富强，酿天下土崩之势。
周延儒、温体仁见到奏疏后，很不高兴，便思设计陷害。
其时金军已退，京师解严。崇祯帝祈雨消禳，刘宗周正好称疾不去。二贼便借机弹劾刘宗周傲慢无人臣礼。
崇祯帝火气正盛，当即传旨召见刘宗周责问。
刘宗周道：“上天重民命，则刑罚宜省，请除诏狱。上天厚民生，则赋敛宜缓，请除新饷。相臣勿兴大狱，勿赞富强，与有祈天永命之责。”
崇祯帝道：“依爱卿之见，既除新饷，如何足兵、足饷？”
刘宗周道：“兵贵精练不贵于多，养民自可赡军。使民以时，军饷自足。有原设之兵、原设之饷在，圣上何故忧之？”
崇祯帝再问良策，刘宗周条画以对，周延儒、温体仁也不能难为他。
崇祯帝无话可说，只得连称“迂阔”，笑而遣他。
刘宗周出来，坚以病辞归，终获准许。
临行时，京师百姓为之罢市哭送，遮道十余里不去。
刘宗周出入都门皆行李一肩，两袖清风，自此人又号曰：“刘一担”。
他走后不久，温体仁便以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与周延儒一同祸乱朝纲。
自崇祯二年九月来京，至次年六月托病乞休，刘宗周前后在顺天府尹任上一共呆了九个月时间。
五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自黄宗羲还乡后，每日只是读书，或教导宗炎、宗会诸弟读书，或携诸弟环游四明山，或到恩师刘宗周处聆取教诲。其余时间，则侍奉祖父母及母亲姚氏。
老夫人每日只做些针线活，闲来无事便在旁观长子教谕诸弟，自有一番乐趣。
宗羲之妻叶宝林，贤惠而又有才华，能诗善文。因此夫妻之间倒也颇为相宜，如鱼得水。
崇祯二年（1629）六月十八日，叶氏生下长子，取乳名褒儿，后来取名百药，字弃疾。
婴儿呱呱落地，黄宗羲顿感到初为人父的喜悦。他想起祖父经常对他说的他初生时“梦麟入怀”的故事，又想起了父亲，欣喜中又有一丝伤感。
黄曰中夫妇乐得合不拢嘴。姚氏痛失夫君，倒也因喜得长孙而稍得弥补。
这年秋，黄宗羲渡江北上游历。他先到嘉善县南早滨寻访同为东林遗孤、当年一同在京为父诉冤的好友魏学濂。
魏学濂自伏阙上书为父讼冤归来，一直居家。见到黄宗羲来访，十分高兴。二人一起畅游太湖，谈诗论文。
然后，经魏学濂导引，黄宗羲前往拜谒嘉善名臣钱士升，请他撰先父黄尊素墓文。
钱士升字抑之，号御冷，与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赵南星等人相善。万历四十四年（1616）为状元，授翰林修撰，授修撰。天启初，以养母乞归。魏大中、赵南星被难，他破产营救，广为士林称道。
钱士升得知来意后，满口答应宗羲所请。
他又取出一本小册子，问宗羲道：“东浙士大夫贤否？”得所答，即书其上。
后来他再度入朝，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此册子便为他提拔人才张本。
宗羲在嘉善耽留数日后，便辞别钱士升、魏学濂，去松江府华亭县拜望名士陈继儒，以答谢当年改疏之助。
陈继儒长期归隐，屡辞征辟。他在华亭城外有两间精舍，一称顽仙庐，一称来仪堂，相距约一里许。他是黄宗羲少年以来认识的第一位大名士，而又素爱提拔后进，不以途穷视人，亲自替他修改为父诉讼的奏疏，在他茫然无助的时候拉了他一把，黄宗羲对他一直心存感激。
这天凌晨，黄宗羲坐小舟来到来仪堂门外，见河内泊舟数里，拜见陈继儒者络绎不绝。
陈继儒早上起来，梳洗罢，依次接见来访者。
轮到宗羲，他便上前施礼道：“后学姚江黄宗羲，前来拜见老先生。”
陈继儒认得是黄宗羲，分外高兴，连忙请入。
落座毕，宗羲道：“上次深蒙先生不吝教正。宗羲已上京诉冤，报得父仇，特来道谢。”
陈继儒连连谦让。
黄宗羲见陈继儒很忙，谈了一会，便起身意欲告辞。
陈继儒哪里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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