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要破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只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刻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示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一条黑线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什么人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绝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